習近平主席致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賀信明確提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斷滋養和啟迪后世。兩千多年前，中國和希臘兩大文明在亞歐大陸兩端交相輝映，為人類文明演進作出了奠基性貢獻。習近平主席的賀信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古典學研究和文明互鑒的高度重視，為我們認識世界古典文明的源起和發展、理解古典學的現代價值指明了方向。深入學習和領會習近平主席賀信精神，有利于當代中國古典學學者重新認識文明的多維度價值，傳承人類文明幾千年的文化遺產，推動文明交流互鑒。

古典文明的現代價值

古典文明是人類文明歷史發展的基石，是現代文明賴以發展的根基。文明的發展與繁榮不能只看當下，而是要返身到人類文明的源頭汲取營養。守古典文明沃土之正，才能創現代文明之新。這即是古典文明“滋養和啟迪后世”之功。

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世界古典文明的歷史意義和文明互鑒的當代價值，多次強調，作為亞歐大陸兩端的古老文明，中國和希臘“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奠基性貢獻”。2019年11月，在對希臘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之際，習近平主席在希臘《每日報》發表題為《讓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鑒未來》的署名文章指出，偉大的古老文明是相似的、相知的，更是相親的，中希文明“向全世界展示了偉大古老文明的和合之美。中希關系發展彰顯了文明古國在現代社會互利合作的勃勃生機”。202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強調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2023年2月，中希文明互鑒中心啟動儀式暨首屆中希文明高峰論壇在希臘雅典大學隆重舉行，習近平主席指出，兩國建立中希文明互鑒中心，致力于推動中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各國文明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時代意義。

亞歐文明交流與互鑒的歷史，既描繪了過往千年來的歷史畫卷，也將在新時代譜寫出新的篇章。中希兩國在大會上攜手向世界發出深耕古典學學術的呼吁，正體現了文明古國的歷史風范和責任擔當，這是文明和諧勝過文明沖突、中外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大創舉。

國際合作的新平臺機制的建設拉緊了中希文明交流的紐帶，中歐以及世界不同區域的古典文明也將為世界現代國家和文明的發展作出實質性貢獻。在雅典設立的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平臺，據稱它即將進行考古發掘、開展古典文明研究、建立考古圖書館、發行學術刊物、組織學術活動、實施研修項目、舉辦展覽展示等學術交流活動。中希雙方以切實的機制建設保障了學術交流平臺在文明互鑒中發揮橋梁作用。

在古典學研究中凝練中國問題

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和根脈。中國的古希臘研究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開拓，形成屬于自己的特色。

第一，古希臘文學研究是值得中國的古典學學者開拓深耕的研究領域。在國內的古希臘人文學術研究中，歷史學研究和哲學研究的系科建制早，學術研究歷史長，成果較豐碩，但在古希臘文學研究領域，能識讀古希臘語原文、做文學文本細讀研究的人相對較少，系統性成果尚不多，國內前輩學者羅念生、水建馥、王煥生、張竹明、陳中梅等人篳路藍縷，為中國學界奠定了堅實的古希臘文學翻譯與研究基礎。在前輩們墾拓與耕耘的學術田地之上，近年來一批中青年學者異軍突起，他們通過對西方古典學的語言、修辭、思想史等方面的深入學習，在古希臘史詩、戲劇、詩論和抒情詩的翻譯、注釋和闡釋研究方面，均有突出表現。國內已有的古希臘文學研究結合對經典文本的原文解讀與外部歷史語境的闡釋，研究水準較20世紀可謂邁上了新臺階，推動了學界對古希臘文明中的核心文本的細致研讀和重新認知。

第二，中國學者做古希臘研究，應當凝練中國的問題意識，突出中國特色。中外古典學的語文學訓練方法大多是相通的，但我們研究的立意和要解決的問題，不應該照搬西方古典學，我們打造的古典學研究的核心能力也應該適配中國的西方古典學研究，才能完成真正的知識躍遷，而不是滿足于做知識的“搬運工”。以古希臘文學為例，中國研究者首先要精研古希臘語的經典文學文本，學習和借鑒西方深厚的古典學學術傳統，但研究“他山之石”不能只停留于此，還須有實質性的“攻玉”。一言以蔽之，中國的古希臘文學研究還應突出中希雙向的深度認知。

習近平主席在2019年的署名文章《讓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鑒未來》中曾特別提到：“中國翻譯家羅念生一家三代致力于希臘文學、戲劇的翻譯和研究，為增進兩國人民友誼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的翻譯家們歷經百年，不懈地譯介古希臘文學，為中國讀者貢獻了諸多耳熟能詳的經典文本，而這些西方古典文本在中國的創造性接受與轉化中所經歷的浴火重生，尚未得到古典學界的足夠重視。當代的古典學學者可以通過“接受研究”調整古希臘文學的研究方向，形成具有中國問題意識的研究領域和方向。接受研究并不必然是“后古典主義”的研究地盤，對中國研究者而言，接受研究既是在西方古典學中補充和納入中國問題、中國維度，強化古典學研究的現實關懷，也是推進中希文明互鑒的有效途徑。以“古希臘悲劇的百年漢譯史研究”為例，我們不僅要總結中國的譯者百年來的古希臘悲劇漢譯成就，還應探討古希臘文學翻譯的社會價值。

第三，應突出中希或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較研究。五四時期的“學衡派”曾提倡“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他們是有意識地進行中西方古典文明比較研究的先行者。改革開放至20世紀末，學術界出現過大量中西方文明的比較研究，但專注于古典學比較研究的學術成果并不多。21世紀以來，隨著國內的西方古典學研究逐步深入，已有不少學者開始著手進行中西古典學的比較、互鑒和匯通。

回顧歷史，一百多年前，一些有識之士對古希臘文明曾給予過高度評價，認為希臘文明是西方古代諸文明的總匯，是現代西方文明的來源。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國召開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會同八方賓客，共襄古典學盛舉。新時代中國以融貫古今的歷史氣度、文明互鑒的大國心胸，回溯人類思想的智慧源頭，發掘那些滋養了人類文明幾千載的古典文明。古典學既是歷史之學，更是當代之學。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