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鼓王》是一部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湖南鄉村為背景的兒童成長小說。故事以阿喜哥與武京京的“鼓王”之爭為線索，講述這群鄉野少年在爭吵、磨合與互諒中的成長蛻變。小說語言富有詩意，少年的成長浸潤于滄浪河畔的鄉土社會與傳統文化之中，敘事兼具審美性與教育性，生動詮釋了“少年鼓王”意象背后的人性贊歌。成年后的主人公在故事結尾回首往日，那句“每一個善良和聰明的孩子，都是老師心目中的鼓王”再度叩擊人物與讀者的心靈世界，也揭開隱含在童年抒情中的自我超越主旨。

小說中的兩位少年家境懸殊、性格迥異，但都希望被評為“少年鼓王”，摩擦與理解也因此產生。武京京擔心輸給比自己優秀的阿喜哥，但又懈怠于學習，幾次三番“耍心眼”，但阿喜哥得知原因后選擇退出比賽，主動與武京京和解。受此觸動，武京京逐漸明白“少年鼓王”榮譽之下要有相配的德行與才能，開始改變往日的懶惰與妒忌，成長為“好孩子”。武京京的轉變構成小說的第一重“自我超越”，即成長主體在外界的影響中生成社會化品格，鼓王競選時的100分便象征了武京京成長儀式的完成。阿喜哥雖然以“好孩子”的形象出場，但并非一成不變的角色，引領他實現自我超越的是形而上的文化。他作為敞開的主體，自覺向長腿爺、李老師、劉春雷、樵老爺等人學習傳統知識或民間技藝，在音韻的調度、筆畫的運作與胡琴的演奏中自我完善。鎮長為阿喜哥系上“第二十屆鴉雀嶺少年鼓王”的紅綬帶時，也將傳統美德與民間文化具象化為這個小小少年，呈現出小說的第二重“自我超越”。同時，當“鼓王”成為男女老少公認的榮譽，當地花鼓創造出村莊勞作外的節慶，當悠揚的胡琴聲回響于山野田園而激蕩在民眾心間時，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也寄寓在新生代的成長中，再度成為維系當代社會共同體的紐帶。以地花鼓為代表的非遺文化得到當代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經由“鼓王”選舉實現創造性轉化，這也是小說在文化意義上完成的最后一重“自我超越”。

在層層遞進的成長之外，《少年鼓王》作為兒童文學，其審美性與教育性之間的張力也燭照出作者童年敘事的隱秘罅隙。當“少年鼓王”的爭奪成為成長主體重塑自我的途徑，將“善良”與“聰明”涂抹為兒童的底色時，兩位少年實際構成該成長敘事的一體兩面。阿喜哥家境貧寒、父親早亡，成熟懂事的他自覺與母親分擔家庭重任，孝親敬長，勤勉好學，是村民公認的“好孩子”。武京京是村主任家的孩子，家境殷實，備受寵愛而稍顯任性頑皮，甚至曾被稱為“壞小子”。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論，武京京的任性出于兒童本能，對應于心靈的“本我”形態；阿喜哥的懂事受到社會文化系統的影響，對應于“自我”；在這一結構中，“少年鼓王”的榮譽就成為了最重要的力比多變化的表現——“超我”，按照老鼓王的說法，一看人品，二要勤家，三須學優，四則精藝，反映出社會話語對賢士形象的想象或塑造。武京京向阿喜哥學習，阿喜哥獲得少年鼓王稱號，正是對成長中心靈變化過程的詮釋，即在“本我”與“超我”的拉扯中生成了適應社會生活的“自我”。也就是說，在本地民俗“地花鼓”的感召下，楚地少年成長為繼承中華優秀文化的現代主體。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源自西方的成長小說概念落地于中國大地時，根源于風騷傳統的抒情聲音也對其進行重述。《少年鼓王》的教育性體現在兩位少年的成長歷程上，但小說的趣味性與審美性反而蘊藏于童年的游樂與吟詠中，而這些活動又與鄉野風光、民風民俗與古典文化緊密關聯。正如小說結尾的回首之姿，抒情聲音經由風景書寫與地花鼓表演充溢于敘事的血肉中。每每寫及田野，作者便不惜筆墨描摹蔓草鮮花、牛羊遍野、往來種作，男女老少和善相親，鄉土社會怡然自得，少年的游戲與爭吵都被包容進這一抒情聲音中。同時，長腿爺對歷史文化的講述、李老師購買的書籍、少先生的對聯教學、樵老爺的書法之道、地花鼓具感染力的唱詞等，無不是古典文化與民間文學的體現，它們別有生趣地融入情節發展中，形成縈繞在成長主調上的抒情氣韻。作家曾詩云：“我必須回到我自己/變矮，縮小/在十八歲那年青色的田野/看到小草是無辜的。”（《不如歸去》）在這層意義上，《少年鼓王》正可視為一次對原鄉與童年的回返，其詩性來源于現代社會對鄉野農村的懷舊，以及成人對兒童的回憶與想象。鄉土中國以其悠揚的古調重述成長，生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現代主體，這何嘗不是一種抒情聲音中的“自我”建構。

建立于二元項上的自我成長敘事，回蕩在線性時間中的童年回憶，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并非孤例。孫犁自陳《鐵木前傳》“是我有關童年的回憶，也是我當時思想情感的體現”，那么新世紀作家書寫改革開放初的童年往事，其所攜帶的寓言性也不容忽視。《少年鼓王》調動“地花鼓”民俗資源，為當代少年建構出“少年鼓王”的主體形象，也提醒著兒童文學向民族文化扎根，從本土環境里生長。

（《少年鼓王》曾憲紅/著，春風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