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果說《人生海海》講天下事，《人間信》寫的就是心里事。”麥家如是定義自己的最新長篇小說《人間信》，所謂“心里事”，是人如何被困在命運之中，和內心幽靈廝殺。寫作這部小說，他尋求的是心靈的解放，“我一度被困在童年，內心有個幽靈，這本書是驅趕幽靈的，尋求解放的，同時也想助力那些像我一樣曾被過往和缺憾困住的人。”該書研討活動日前在杭州舉辦。

“《人間信》代表了麥家呈現給我們一種新的可能性，也呈現了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新的面向。小說以‘我’為中心和視角，講述一個家族四代人半個多世紀的命運變遷，對人性進行深度挖掘，同時對江南地區的風情地貌、文化習俗、道德、地理、倫理等都有豐富而深刻的表達。”在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吳義勤看來，《人間信》在題材和敘事方式上都有新的探索，小說仍然帶著一種傳奇性，只是這種傳奇性由情節層面的追求轉為對人性倫理層面的極度探究，麥家將對歷史與命運、對自我與人性的審視，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小說家族史和大歷史交叉疊合的敘事結構，使得歷史沒有游離于人的命運之上、人性之上，歷史溶解在家族、人性、倫理各個方面，也使小說有著多重價值維度和多層闡釋空間。

評論家南帆認為，長篇小說有兩個大的類型，一種是開闊而駁雜的，一種是清晰、精深甚至有點透明的，他將《人間信》歸類為后者，因為小說一開始就從人的內部入口，情節交融在內心的感情之中，將親人之間的愛與恨，包括傷害都寫到了接近極致，也就是說小說中的多重沖突都在家庭倫理的內部。但小說中父子矛盾的核心情節，兒子的“審父”、父親的反擊，最后在社會倫理之中達到爆發，家族倫理敘事跟社會倫理敘事由此交錯，兩代人的情感悲劇更為凸顯，“要問的是，家族內部的一系列倫理道德觀念跟社會文化之間產生巨大的分裂，我們能找到一條協調的道路嗎？《人間信》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這也是一個好的作品留下的思考之處。”

麥家的這種“清晰、精深甚至有點透明的”寫作，顯然在最近的兩部長篇《人生海海》《人間信》得到了集中呈現，評論家賀紹俊從中看出了一種端倪，“麥家更看重命運大起大落的人物，因為命運大起大落就有可能將一些本質的東西表現得更加充分。”與此相對應的，是麥家對寫社會變遷不感興趣，“他不想做一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思想啟蒙者，也不想通過小說對歷史進行評判，他就想成為一名人類學家，成為一個人性的洞察者。因此他在書寫家族人物的命運起伏時，他最感興趣的是人物之間的人倫之情，命運發生變化、遇到挫折的時候，人倫之情就會受到挑戰，他要把每個人物在這樣的時刻是怎么表現的真實地書寫出來。”當麥家把人倫之情扔到烈火中焚燒去檢驗它的純凈度，在命運的大起大落中拷問人倫之情時，也就毫不留情地寫到了人倫之殤，“人倫之殤就像是九九八十一難的磨礪，人倫之情又會在人們的內心復蘇，這就觸及到了本質，人倫之情與中國人的靈魂是糾纏在一起的。”

靈魂的自我拷問，評論家王春林將其看作是《人間信》的最本質之處，“小說里‘我’既是第一人稱敘述者，又是主要人物，跟這個人物形象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一種嚴格的、深入的、嚴苛的自我審判的精神，那種懺悔的意識表現得非常突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在‘罪與罰’的命題上存在。”

《人間信》里的這個“我”在許多人看來具有麥家個體經驗的影子，小說帶有自傳性色彩。評論家車槿山談及帶有自傳因素小說的一個特點，就是“我”在小說里的成長，他對生活的真相有一個慢慢解密的過程，恰如《追憶似水年華》中的“我”馬塞爾發現自己過的全部生活是沒有意義的，小說尋找的就是這個失去的時間，拯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寫作，只要一寫作，全部無聊的生活就重新在作品中獲得了意義，于麥家而言，同樣如此。他的寫作，復活的不僅僅是個人經驗，而是人類的經驗，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眾人。

2023年，麥家在《花城》開設了專欄“彈棉花”，這些小說的內容與他的經驗直接或間接有關。以評論家孟繁華的觀察，它們是麥家的“村志”“村史”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他所理解的鄉村文明史的一部分，“他像一個背著‘巨型弓箭’的彈棉人，將鄉村的異聞舊事翻檢出來，彈出了人們‘心靈的棉花’。”《人間信》接續了“彈棉花”的思路，講述了富春江邊雙家村的日常生活狀態和樣貌，雙家村的這個“父親”形象是文學中的“多余人”，是那些無力、無助、無奈和無望的人物，麥家用鄉村中國的元素，通過人物構建了現代主義精神的小說王國。

有意思的是，與別的作家由童年經驗開始再走向更廣闊的寫作領域不同，麥家直到近年來才開始動用故鄉的、童年少年的經驗庫存。評論家謝有順認為，這也注定了麥家的處理方式有著獨特之處，“麥家寫這樣的小說，可以想象會觸動一些有痛感的，或者說他自己不太愿意面對的東西。他寫《人間信》也是和自己的一個正面交鋒，所以看到作品中的‘我’，既軟弱又痛苦，既堅強又特別渴望被理解、被原諒，能讀出人物的孤獨感，甚至這種孤獨感和作者同構在一起。小說里大量的人物，一方面被命運嘲弄、壓抑，另一方面在命運給他們的痛苦中生出了巨大的自我救贖的力量。”也就是說，麥家寫出了人性經過荊棘和火焰、被煉盡之后看見一點點亮光的艱苦卓絕的過程。《人間信》既是人間的來信，也是人間還有信，有溫暖的東西，帶著希望的東西。

《人間信》的復雜性，不僅在于它所要觸及的人性本質，也在于小說的敘事方式。評論家張定浩關注到，小說的上卷是一種類似于放射性的結構，從一個個人物輻射到整個村莊，小說中的“我”既是一個觀察者又是一個傾聽者，到了小說下卷，“我”成為主角，當他談論自己的生命經驗時，又多多少少有一點游離，一方面在懺悔，一方面又像自我辯護。

評論家叢治辰同樣注意到這點，“小說里面的每一個人物包括小說人物假扮敘述者所表露的態度、情緒、情感，無一例外都不可信，在那個情感中隱藏另外一種情感，但這另一種情感不僅是對表層情感的否定，而是有否定也有補充，總是處在幾種情感來回游蕩曖昧的情況，從而寫出人心底的復雜。”麥家采用的是中國式的白描手法，把幾種完全不同的心理處理方式全都用在一起，所有的意義確定的情節和人物背后，都隱藏著對人性幽微以及世界復雜的探索。

對于這些聲音，評論家黃德海進行了一些歸類，戲臺的中央，是父親在整個人間生存的不合理，他對于家庭的不負責任以及別的惡習，與此對應的是我的合理性。沖突的兩者之外，有一個由奶奶、母親、小妹等組成的“合唱團”，由他們來評斷父親和我，在他們的視野下，父親的不合理性部分有了合理性，而“我”看起來是沒有頭腦的合理性，而在合理性與不合理性的底部，正是人性的懸疑，這也是引起我們思考的地方。

父親這個人物，顯然是中國現代文學中不普遍的那一個，評論家季婭婭說，他是“游俠兒”一類的人物，他不是一種道德判斷，而是美學的呈現，往下墮落的不負責任和不被規訓不被控制其實也是人性的一部分。評論家沈杏培認為，這種人物的特質，就是既善又惡，非善非惡，既有傳奇性又有世俗性，既讓你同情又讓你憎惡，既討厭又非常迷人。這種人物帶來的是小說思想上的一種張力，讓人反思普通人的造惡和抗惡問題。評論家陳力君剖析，正是有限的空間和有限的人際關系中遭遇外部價值觀念的對接后，人們憑借自己以往的“信”處理自己和他者，自我與世界，自我與自我的各種關系，他們自有另外一套變通的自我辯解的邏輯和方式。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人間信》這部小說也構成了一個象征文本，指向了中國人的宿命。

無疑，在小說里寫出中國人宿命的麥家，也被寫作這個宿命牢牢掌控。他自陳，寫作確實是一件很辛苦、很孤獨、很折磨自己的事，但還是想寫，“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可能是我生命的一種本質，也是我的一種宿命。”在《人間信》之后，他的電腦里還躺著三部長篇小說的“殘篇短章”等著他去完成，“在文字面前，一種冥冥之中的力量讓我無法割斷，這是一種出發的力量，它塑造了我。文學也讓我和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當你對世俗生活過于癡迷，你離文學也就遠了。它在我心底最深處，是我生命的最中心。”

活動由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十月》雜志社、杭州市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聯合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