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時代的社會文化與文學語境下，小鎮青年作為青年文學形象譜系中的重要分支，在當下逐漸成為一種類型化的文學創作景觀，以其獨特的文化特征、精神風貌、成長變化與社會價值，成為反映當下時代發展變遷的重要鏡像。當下對小鎮青年形象的刻畫，既是傳統小鎮青年形象塑造以及青年問題書寫在全新時代背景下的接續與發展，也與時代發展和社會文化組成重要的同構關系。因此，探究當下小鎮青年形象創作景觀的生成原因，梳理小鎮青年形象創作的文學傳統，并挖掘小鎮青年“還鄉”背后的“鄉土”意義與社會價值，是感知新時代文學發展趨向的必要路徑，以及捕捉時代發展脈搏的重要維度。

現實與在場：

小鎮青年視野下的時代鏡像

近年來，許多作家以個人的小鎮成長生活經歷為創作基礎，對小鎮和小鎮青年進行持續關注，如徐則臣書寫熟悉的“花街”生活，朱山坡再現“蛋鎮”的生活圖景，張楚、林培源、魯敏分別描繪“桃源鎮”“清平鎮”與“東壩”的人生畫卷等。作家以城鄉之間的中間地帶，逐漸建構起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敘事空間，形成鮮明的文學類型。文學創作中的小鎮青年形象大量涌現并呈現出一種群聚效應，成為備受關注的文化現象。這一現象的形成根植于對小鎮職能、城鄉問題、青年發展的全新思考，意味著當下的小鎮青年形象具有與時代發展同步的社會文化屬性，產生了一種帶有“在場”和“及時”意義的時代情感共鳴。

作為小鎮青年的實際成長空間與文學敘事空間，小城鎮帶有一種“半城半鄉”的社會屬性。費孝通曾提出，小城鎮“既具有與農村社區相異的特點，又都與周圍的農村保持著不可缺少的聯系”。同時，在他看來，“小城鎮的發展只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最早的一部分。城市化過程是從小到大的，只有各級城市的發展才能鞏固小城鎮的發展，而區域經濟的發展要有小城鎮作為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小城鎮發展規劃的提出促進了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為農村青年提供了大量外出發展的工作機會，小城鎮成為鄉村青年進入城市的重要中轉站。在社會不斷發展和“城鄉中國”格局的建設當中，小鎮承載的任務也在不斷發生變化。2016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其中指出，要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推動小城鎮發展與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區功能相結合，全面提升城市綜合承載能力。2018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9.58%，已經成為一個城鎮化進程過半的國家。小城鎮成為構筑中國特色城鄉發展之路、推進城鎮化進程的重要中間樣態。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以往“城鄉對望”的二元創作方式和表現內容得到了豐富與超越，小鎮成為文學創作中被探索與挖掘的重要對象，新世紀城鎮化的迅猛發展、鄉土傳統與現代城市之間的差異、青年人的精神困境與人生道路選擇等話題成為主要的書寫內容，時代的縮影在其中一一呈現，并承載于小鎮青年的形象刻畫當中。小鎮青年對于故鄉與城市的復雜情感濃縮了城鎮化發展中人們的精神思考。徐則臣在“花街”世界中探尋“理想的遠方”，在《夜火車》中他塑造了喜歡扒火車的陳木年，在陳木年看來，扒上火車是他實現自己“見識遠方”夢想的重要方式；阿乙的《小鎮之花》中，一心渴望離開小鎮的益紅迫于世俗壓力，放棄了離開故鄉的想法；路內的《少年巴比倫》中，路小路與白藍都厭倦工廠單一的生活，在平淡的戴城小鎮生活與車水馬龍的繁華都市生活中反復取舍，展示出小鎮青年關于未來選擇的斟酌；朱山坡的《荀滑脫逃》以頗具浪漫色彩的筆觸，描繪了一幅荀滑跳進電影銀幕中的火車的奇幻畫面，他跟著這列火車離開蛋鎮，“到世界上去了”。小鎮青年的身上被打下時代與文化的烙印，他們所面臨的境遇與選擇忠實再現了社會發展變遷中一代人的生命境遇和時代感受。

距離與審視：

小鎮青年形象的時代書寫

根據阿甘本的觀點，“同時代性”就是指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特關系，這種關系既依附于時代，同時又與它保持距離。作家創作的“同時代性”，強調的是作家與生活之間的文學距離，指向高于生活觀察與切身體驗的“審視”眼光和反思意識。對小鎮青年形象的塑造，本質上體現了作家關注青年一代、反映青年問題的創作立場。在我國現當代文學的范疇內，當下通過小鎮青年形象塑造，展現對小鎮青年問題的再次思考與強調，順應了我國文學創作當中的青年書寫傳統，并激發了小鎮青年形象全新的時代特質。

20世紀20年代，以魯迅為代表的大批作家開啟了書寫小鎮青年形象的先河，青年問題被納入啟蒙與革命的重要組成當中。魯迅以“魯鎮”“S城”等作為故事背景，塑造“狂人”、涓生、呂緯甫、魏連殳等新派知識分子，反映出封建禮教重壓之下知識青年的苦痛與掙扎。葉紹鈞聚焦于時代風云變幻中的小鎮青年的內心世界，其筆下的倪煥之先后經歷了教育改革的失敗、投身社會革命的重新振作、大革命失敗后的悲觀絕望。倪煥之的身上負載了厚重的時代變遷與發展過程，濃縮了特定時代下青年群體的精神境遇，成為青年形象的經典。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關于青年問題的思考浸潤于對小城鎮文化空間的認知，以及戰亂時代下青年的生活際遇之中。蕭紅、茅盾、沙汀、師陀等作家以小城鎮青年作為觀照對象，在創作中，凸顯小城鎮介于鄉村與都市中間的獨特文化屬性，在這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斗爭交融的特殊空間當中，描繪青年人的反抗意識、革命精神。在海派作家與國統區文人的筆下，塑造出小鎮青年在戰時輾轉飄零的生活困境，生動真實地再現了特殊的政治、經濟、地域與歷史文化面貌。自新中國成立至新時期到來之前，在新中國文學體制的要求和指導下，文學創作轉向工農兵方向，強調文學的“典型化”與“社會主義新人”塑造，青年形象的塑造被納入新中國的“文學想象”之中。此時期，文學地理空間的界限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以梁生寶為代表的農村青年成為青年人物的典型。新時期以來，現代化改革之下的小城鎮變化與對小城鎮傳統文化關注的復歸，成為討論青年問題的重要文化背景。《古船》中洼貍鎮的隋家兩兄弟，路遙筆下的孫少平、孫少安等形象，為小鎮青年的發展提供了更多文學可能。對小鎮青年的書寫與對青年問題的回答，構成了觀察社會現實與時代變遷的重要窗口。

當下，城鎮化的社會轉型為小鎮帶來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教育等多方面的結構性變革，極大程度改變了小城鎮的生活風貌，催生出小鎮青年形象塑造的新特點與新景觀。小鎮青年如何應對時代變革之下產生的新時代精神與文化語境，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作家以敏銳的時代感受與理性的社會反思，傳達出對小鎮青年的關注，流露出對青年命運選擇的思考。在徐則臣、阿乙、路內、林培源等諸多作家的創作中，小鎮青年的精神世界得到集中的展示與描摹，開啟了新時代小鎮青年成長的全新文學表達。

離鄉到還鄉：

青年發展的另一種可能

縱觀當下小鎮青年形象建構的審美特征，可發現其總體上呈現出了一種“離鄉—還鄉”的結構特征。文本中，大部分小鎮青年在經歷了大城市的打拼生活后，選擇回歸小鎮，重返故鄉。小鎮青年形象帶有“鄉土”的文化底色，這種“鄉土”不指向題材范疇內的鄉村書寫，而是強調“原鄉”與“故土”的情結，這種深層的地域記憶、文化記憶內化為一種鄉愁和反思，在近年來的小鎮青年形象塑造中得以集中地表達。在林培源的《小鎮生活指南》當中，作家刻畫了多位“離鄉—歸鄉”的“清平鎮”青年，如姚美麗少年時離開故鄉到漳州打拼奮斗，經歷幾年的奔波后又選擇回到故鄉，為小鎮帶來全新的風尚和潮流。《拐腳喜》中的慶喜、《瀕死之夜》中沒有姓名的“他”，都在離鄉之后因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選擇回歸故鄉。阿乙、魏思孝等作家的筆下，也不乏對“還鄉”青年的刻畫。這種帶有一致性的情節安排與創作審美傾向，標志著小鎮青年的“回歸”不是帶有私人化性質的個體選擇，而是通過文學預示著當下小鎮青年的人生選擇。當下的小鎮青年形象塑造，適當保留了一些關于未來結局的“留白”，一定程度上構成了關于“青年還鄉”的寓言效果。《2024年小鎮青年事業生活洞察報告》的調查結果顯示：“64.53%的小鎮青年表示更喜歡小縣城生活，在他們看來，留在家鄉并不意味著‘佛系躺平’，而是另一種奮斗的開始。”“還鄉”意味著小鎮青年對故土的眷戀與信賴，并帶有行為選擇的主動性與自發性，具有投身家鄉建設的意識。

小鎮青年形象的“還鄉”昭示著當下青年人發展的一個重要選擇，小鎮青年形象不再局限為地理空間限制下的人物類型，而演化為一種文學精神符號，象征著青年一代的家園意識與責任意識，為青年形象的持續創作提供了全新的創作維度。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新鄉村建設時代背景下，作為重要社會群體的“還鄉”小鎮青年成為小城鎮發展的主力軍，成為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載體。這種時代發展現狀在創作中得到持續融入與呼應，如關仁山的《金谷銀山》將個人命運與時代背景緊密聯系在一起，塑造了放棄城市生活而毅然返回家鄉創業的小鎮青年范少山，小說講述了范少山憑借自己的努力而改變家鄉面貌的故事，以此展現在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歷史任務下，青年人的道路選擇與價值判斷。

總的來說，當下小鎮青年形象的產生、豐富與發展，超越了文學創作的意義本身，它因反映了社會現實的多維面貌而具有廣闊的文化深度與社會價值。小鎮青年形象群體的逐步豐富與演變，以深刻的社會寓言，構成了社會變遷的鏡像。小鎮青年形象的涌現，體現著社會發展與文學創作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良性循環，這種文化現象不僅豐富了文學傳統中有關青年寫作的內涵與外延，也從現實角度為小鎮青年的成長和發展提供了更多的精神指引。小鎮青年形象塑造是一個蘊含著實踐和行進意義的創作主題，期待創作者們不斷加強小鎮青年形象的美學意蘊，并持續擴充其身上的文化深度與社會價值，塑造出小鎮敘事空間下的青年形象經典。

（作者系遼寧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東北文藝振興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