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篇小說《野色》（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7月版）中，青年作家索南才讓所講述的，依然是那些發生在草原上的愛恨情仇故事。《野色》形式層面上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與雙重第一人稱敘述方式相匹配的雙線并置藝術結構的特別設定。

第一條結構線索所集中講述的，是一個帶有三角戀色彩的情感糾葛故事。故事的講述者，是一位名叫那仁的青年牧民。在近乎勞役一般日復一日的日常游牧生活過程中，那仁在一個名叫察拉龍洼的地方，意外邂逅了一位名叫白瑪格妮的漂亮女性。白瑪格妮和前夫育有一子，她兒子初中沒畢業就輟學四處游蕩，后在一次車禍中不幸喪生。或許與愛子的不幸過早棄世有關，悲劇發生后不久，她便和前夫離婚，一個人獨自生活。數次有意無意謀面的結果，自然就是那仁和白瑪格妮之間情感的如期升溫。但就在他們倆的一次兩情繾綣之后，那仁卻因為從白瑪格妮那里了解到她曾不幸而陷入到了痛苦的泥淖中一時難以自拔。作家所著力書寫的，不僅有草原牧民們整日為生計奔波勞碌的日常生活圖景，而且也有如同昂沁夫這樣一類草原盜獵者的犯險生涯。在國家政策已經以法律的形式三令五申必須保護草原野生動物的前提下，昂沁夫的盜獵行為顯然已經觸犯了相關法律。既如此，昂沁夫為此而付出代價，也就是預料中事。故事行將結束時，昂沁夫之所以要喪心病狂地不惜開槍擊中白瑪格妮，正是為了能夠最大程度地逃避法律懲處。

與情感糾葛這條線索相比較，《野色》思想藝術層面上更具創造性的一點，其實是另一條集中聚焦于那頭名叫小妖的公牛曲折跌宕命運故事的結構線索。這條結構線索的第一人稱敘述者，也正是這一頭很是有點另類色彩的公牛。如果說在卡夫卡的《變形記》里，是那個名叫格里高爾·薩姆沙的銀行職員在某一天早上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大甲蟲，那么，到了索南才讓的這部《野色》中，作家則是賦予了小妖這頭公牛以“人”的眼睛和思維。在親眼目睹了小妖母親的難產過程后，那仁的“腦子里全是剛剛那雙眼睛——那雙絕對的、確定無疑的人的眼睛。那雙眼睛本身并沒有錯，錯的是長在了一頭牛身上，一頭出生不到十分鐘的小牛身上。還有比這更詭異的事情嗎？”一頭牛，不僅擁有一雙人的眼睛，而且竟然也還可以像人一樣地進行思維，索南才讓在這里所設定的，當然是一種典型不過的現代主義敘事方式。從根本上說，正因為小妖可以如同人一樣地擁有思考能力，所以，我們才把它（他）看作是草原上的思想者“哈姆雷特”。

一方面固然是一頭牛，另一方面卻又有著類同于人一樣的眼睛和思維能力，這就使得小妖總是會處于某種自我分裂的狀態之中：“我的語言，正在經歷著某種我有所察覺卻無能為力的災難，我正在經歷著遺失自我的全部過程，而與此同時，我對人類的感知愈加鮮明、敏銳。我正在脫離我命定的物種，轉而靠近危險的不可預知的另類身份。當我的牛的存在黯然失色的時候，我的意識已經悄無聲息地另起爐灶，并深入探索得有聲有色了。”個體的人會在現實生活中處于各種精神分裂的狀態之中，所以，作家借助于小妖的如此一種“非牛非人”感受，寫出的其實是人類某種共性的生存境遇。既然被賦予了人的思維能力，那小妖更多時候身處其中的也就是一種難以擺脫的精神痛苦狀態。比如，它（他）曾經為不能夠替母親復仇而猶豫不決和焦躁不安：“殺母之仇，不共戴天，這沒什么可說的。但是，我向誰報仇呢？那仁？旭兒干？寶音？母親的死，他們都有責任。要報仇，是把他們都殺了？還是讓他們吃盡苦頭？我不想讓寶音死，也不想讓她傷心。這讓我很痛苦，不知道該怎么辦。”再比如，有著感同身受般悲憫情懷的它（他），也曾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路遇陷入困境中的小羊和小鹿時，憑借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幫助它們脫離生存險境。當然，更重要的一點在于，由于敏感到“人生如鋃鐺之獄，我們也同樣如此”，小妖牛生中的一大壯舉，就是不僅自己數度出逃，而且到最后竟然以極大的勇氣攜帶著妻與子一起毅然奔向祁連山腹地，奔向自由之境：“真正的祁連山是一個荒涼的，野生動物繁多而沒有人煙的地方。那是無人區。我想要自由，保護我的家人，不能在有人的地方。有人的地方沒有安全。所以我要到沒人的地方去，祁連山腹地就是最好的選擇，那里有一個地方叫野牛溝，生活著數不清的野牛。”由于無人管束，所以才會被叫作野牛溝。對如同小妖這樣的牛們來說，要想獲得真正的自由，野牛溝自然是上佳的選擇。為了奔向野牛溝，獲得想象中的自由，小妖它們不僅要長途跋涉，而且還得面對來自狼群的生命威脅。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他）那最終選擇奔向祁連山腹地的壯舉，就絕對稱得上是一次向著自由的生命長旅。從索南才讓《野色》中關于小妖的這一條故事線索的一種寓言化的書寫，讀者看到的，是人類所面臨的普遍生存困境，以及他們為了擺脫生存困境所付出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