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下半年上映的兩部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和《女人世界》原本并無關聯(lián)，但同時放在2024年的時光盤面，卻產生諸多共通性和回響。

它們都通過打撈塵封的歷史，展開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思考。拍攝者都在中國發(fā)現(xiàn)了關于世界的故事，于是從中國出發(fā)，前往世界。兩部作品都運用了冷靜客觀的紀錄片視角，同時又沉淀了濃郁的歷史情感與故土之戀，似乎形成了2024年中國銀幕上關于“世界中的中國”的一場對話。

《里斯本丸沉沒》中這段關于英國、日本、中國、美國的史實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沒有清晰的記載，歷史的物證和人證無人打撈。英軍的后人并不知道先輩遭受了怎樣的苦難、無法歸家的先輩身在何處；中國漁民不清楚被營救的人們曾遭遇著怎樣的非人折磨、他們有沒有活下來、這場營救在二戰(zhàn)史上有何意義；美國軍人不知道自己擊沉的是盟軍戰(zhàn)友，當知曉真相后痛苦與懊惱無法釋懷；至于日本，依舊沒有直面這場殘忍的“里斯本丸沉沒”事件。

所有的印記如同拼圖，各方只掌管自己手中那一片殘破不全的部分。影片到世界各地搜集這些拼圖的殘片，回到地理意義上的里斯本丸沉沒處，打撈“里斯本丸”，將“里斯本丸沉沒”的故事講述給全世界。

本月初上映的《女人世界》，中文片名來自于華裔女導演伍錦霞1939年拍攝的一部同名影片，英文名則是“唐人街恰恰”（Chinatown Cha-cha）。導演楊圓圓是一個地道的北京姑娘，一直以來致力于歷史、影像和當代藝術的創(chuàng)作，關注海外出生和成長的離散華人議題，這是她的第一部紀錄長片作品。“女人世界”是楊圓圓的一個關注序列，關于移民、關于歷史、關于文化接受、關于故土。之前完成的短片《上海來的女士》《相愛的柯比與史蒂芬》以及“都板街舞團”在古巴哈瓦那唐人街的龍崗公所和中國上海的“外灘美術館”的演出等，都是楊圓圓的相關系列作品，兩場演出被命名為“交錯劇場”。

影片的敘事主線和表層講述了一直活躍的唐人街老年“都板街舞團”因舞蹈而互相發(fā)現(xiàn)、彼此撫慰、共同巡演、享受舞蹈和追求生命光華的故事。但作品豐富而深刻的歷史性，將華人家庭在漫長的職業(yè)艱難期如何在唐人街生存，如何在當時美國排華政策的大環(huán)境中找到職業(yè)生路，如何本能地堅守一種中國式倫理，如何參與到美國銀幕上的中國故事等豐富的歷史內涵展現(xiàn)出來。

與世界相遇，與歷史相遇

兩部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過程本身都是與人、與歷史不斷相遇。方勵和楊圓圓的初衷都不是為了拍攝紀錄片而展開電影創(chuàng)作，他們都是先遭遇歷史，在擔憂歷史被淹沒的緊迫間，迫不及待地端起紀錄的鏡頭，試圖將未曾察覺即將消失的歷史收存起來。兩部作品都采用了史料與口述采訪結合的素材資源，都采用了動畫的形式再現(xiàn)歷史現(xiàn)場和過往細節(jié)，都展開了對世界與中國關系的觀察。

方勵導演本身從事地球物理研究，有能力在技術上勘查沉沒的里斯本丸，給出更多科學數(shù)據(jù)和佐證。他和團隊遠赴多個國家，采訪搶救的是里斯本丸的物證和人證。他用聲吶與已經沉沒的里斯本丸對視，不斷拜訪里斯本丸沉沒的親歷者與后代，與不可預期的新的發(fā)現(xiàn)和講述相遇。

楊圓圓與人物的相遇，是在爬梳唐人街和中國電影史料時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群唐人街舞者。29歲楊圓圓與時年92歲的余金巧（1926年出生）以及多位老年舞者的相遇，當代的中國女孩循著史料與唐人街變遷的蹤跡，穿越時間與曾經的唐人街華人女孩的相遇，當代導演與上世紀30年代華人女導演的相遇，更是所有人與歲月和衰老的相遇，堆疊了多重時空的東方與西方的相遇。

《女人世界》主人公余金巧早期唐人街的風情舞生涯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對東方的凝視和東方“反凝視”的故事。唐人街華人女孩的職業(yè)選擇在20世紀上半葉是非常有限的。影片中雖沒有直接提到排華法案，但余金巧提到的舊金山大火、父親歸鄉(xiāng)的選擇，實際背景里都涉及美國歷史上漫長的“排華法案”，直到上世紀40年代舊金山的移民當局還在處理遣返華工的問題。少女時期的余金巧熱愛并擅長舞蹈，但風情舞才能讓她登上舞臺。她和家人經營著舊金山唐人街最著名的紫禁城夜總會，這既是她的熱愛也是她的工作機會，同時是一家人在唐人街安身立命的營生。在她以風情舞享譽唐人街的時候，美國還沒有亞裔的概念，這樣的中國女孩被統(tǒng)一稱為“東方”女孩；她們的著裝和舞蹈負載了西方的眼睛對亞洲身體的觀看與新奇的贊嘆。然而伴隨著白人脫衣舞表演的興起，“紫禁城”東方女孩的舞蹈生意一落千丈。半個多世紀后，她的伴侶史蒂芬問及，既然可以學跳風情舞，為什么不能跳脫衣舞，92歲的余金巧不假思索地回答“No”，那樣一種下意識的倫理觀與對“凝視”的抵抗在這個瘦小的東方身軀里爆發(fā)出來。

楊圓圓在采訪過程中發(fā)現(xiàn)，余金巧的家人在上世紀30年代參與了米高梅公司拍攝的“中國電影”。1937年米高梅展開大制作完成了賽珍珠小說《大地》改編的同名電影。小說《大地》既獲得了普利策獎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飽含著對中國深刻的情感和思考。拍攝之前，美國的制片方抵達中國，進行了為期數(shù)月的采風和調研，而后米高梅在加州片場建起了一整個晚清中國的鄉(xiāng)村，白人演員保羅·穆尼和路易絲·賴納扮演了一對勤勞的中國夫婦。影片大受歡迎，鼓舞了當時同樣艱難的美國人，并獲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攝影兩個獎項。

豐富的互文，文明的互動

《里斯本丸沉沒》中，開場發(fā)現(xiàn)里斯本丸和尾聲抵達東極島成為這個關于中國與世界故事的開端與結尾，“抵達”既存在于作品的內部也存在于影像外部。歷史上1942年10月2日，里斯本丸遭遇不測，沉沒于東極島附近海域。77年后的2019年夏，方勵導演邀請沉船英軍的后裔來到東極島，在沉沒地進行了“里斯本丸”的紀念，現(xiàn)場是盟軍的后代與東極島漁民的后代。這既存在于紀錄片內部，也是一場銀幕外的對話。

同樣在2019年，楊圓圓邀請“都板街舞團”前往上海，在“外灘美術館”進行了一場舞臺演出，演出本身既是獨立的藝術表演，又是紀錄片的敘事內容。

唐人街的舞者在影片的講述中，反復歸鄉(xiāng)。余金巧的父親執(zhí)著地落葉歸根、她自己在上世紀80年代回到父親的村子、舞團的成員在上海的車上回憶“1988年回廣州”、聽著“北京歡迎你”，在游船上哼唱“月亮代表我的心”“Row，row your Boat”，在故宮唱起“Chinatown,My Chinatown”。“故鄉(xiāng)”是楊圓圓在面對歷史和當下、此處與彼處時不斷追問的問題。2019年楊圓圓做了一個關于歷史與影像的作品——“大連幻境”，以大連近代史為背景，通過攝影、裝置、影像與聲音多個媒介勾勒了一場以城市為舞臺背景的“七幕劇”。如果說2019年她的“大連幻境”系列是在提問“何為故鄉(xiāng)”，那么《女人世界》則帶著“都板街舞團”回到中國，也給出了故鄉(xiāng)“在這里”的答案。

兩部影片產生的豐富互文遠不止于此。

老年人是兩部影片講述的人物主體。《女人世界》中一個重要的話題是“衰老”，“如果你離去了，知曉你的人也離去了，你就像從不曾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一樣”，這里是史蒂芬在討論衰老“這件很糟糕的事”，本質上是在質詢“死亡”；但卻呼應了“里斯本丸”事件中消失和“沉沒”的生命。他們離去了，如果現(xiàn)在沒有記錄，那么知曉這個事情的人也將離去，當年的慘劇在人類歷史上就如同不曾發(fā)生一樣。歷史的死亡才是一件“最糟糕的事”。當“唐人街恰恰”的老年人落地上海的時候，他們的眼神中充滿好奇；《里斯本丸沉沒》中抵達東極島的老人們，踏足的是一塊陌生又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土地。他們“抵達”的是一個東西文明的鏡子中映照出的“故鄉(xiāng)”。

紀錄片的鏡頭跟隨被拍攝對象來到了中國，“里斯本丸”的后代抵達了他們父輩身體的“原鄉(xiāng)”，他們安葬于此，安眠于此；唐人街“都板街舞團”在巡演中來到了上海、北京，回到了中國族裔的“母體”。“抵達”中國讓中國與世界的故事被講述，進而經由故事的傳播，實現(xiàn)文明互動中的理解與交往。

《里斯本丸沉沒》尾聲，盟軍戰(zhàn)俘的后裔帶著對父輩的思念與追尋來到中國，踏上東極島，與唯一在世的營救漁民李阿根握手，佇立在東極島沉默的海灘，這里駐留著曾經父輩們生還的希望和此刻后輩們對父輩的懷念，紀錄片的鏡頭在這里變得沉默不語，久久凝望平靜而洶涌的海域。筆者不禁想起《女人世界》中余金巧在海邊突然問道：“這片海連著中國么？”或許里斯本丸上面對生命的最后一刻，年輕人也會問：這片海連接著他們的故鄉(xiāng)么？自此，兩部關于歷史、關于中國與世界的故事，以海洋對陸地的抵達而涌動起更為豐富的歷史回響。

《里斯本丸沉沒》初衷是發(fā)現(xiàn)歷史，最終發(fā)現(xiàn)了人；《女人世界》初衷是發(fā)現(xiàn)人，最終發(fā)現(xiàn)了華人在美國的一段歷史。經由歷史抵達人，經由人抵達歷史，兩部紀錄片都從中國出發(fā)，認知世界，讓世界“抵達”中國。

（作者為遼寧師范大學影視藝術學院教授，哈佛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