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科學家立傳，不僅要進入他們的研究領域，寫出他們的科學研究對社會的作用，更要寫出他們的人格與精神對社會的感召力。麥淑萍的《蒲蟄龍傳》就是這樣一部傳記作品。

這本傳記講述了傳主在“以蟲治蟲”領域各個時期的重要貢獻。1939年3月到1940年8月，中山大學因抗戰原因搬遷到云南澄江辦學，還是講師的蒲蟄龍看到了當地農民的蔬菜受白粉蝶之害淪為荒地，就開始了利用病菌防治害蟲的生物防治法的研究與實踐，并取得了成功。這是他在祖國山河破碎、民族苦難深重的時刻仍然不放棄教學科研的敬業精神與為民除害的社會責任感的體現，也奠定了他在1946年赴美留學讀博士、學成后在1949年11月歸國并決心以科研服務于社會的精神基礎。

蒲蟄龍的昆蟲研究是緊緊圍繞解決國計民生重大問題而開展的。不論是1939年的小試牛刀，還是20世紀50年代之后直至他去世時的每一項貢獻，他的研究都是圍繞著解決農作物或果樹、林木所遭受的蟲害進行的，這就決定了他的研究方向必須按照理論密切聯系實際、圍繞著國家與地方需要解決的急迫問題去發展。農民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是對他科研的召喚。他是“將論文寫在大地上”的科學家典范。在東莞繁殖平腹小蜂時，為了給建在山區的簡陋實驗室保暖，他經常是半夜起來檢查繁蜂房的溫度，并觀察小蜂的培育情況，做出詳細記錄，還解決了雄峰多于雌蜂的問題。他的嚴謹作風也影響到團隊。在大沙指導當地建設微生物廠時，為了解決土法生產殺螟桿菌污染問題，他與工人們一起檢查了三天，最后發現是沒有嚴格執行土法生產工藝流程所致，平時平易近人、謙遜可親的老人發了脾氣，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的疏忽。他進而要求在工廠再住兩天，督促改正。

傳記作者麥淑萍是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原副館長，她與蒲蟄龍夫婦交往甚密。1972年，蒲蟄龍到四會大沙公社調研治理水稻蟲害就到過她家，他的父親經常給她講蒲教授的故事，之后她在廣州工作，經常出入蒲家。1993年她就當著蒲教授的面說要寫他的傳記，三十年過去，她積累了不少資料，做了很多準備，此次出版的傳記自然有著真實的情感和豐富的細節。如書中寫到蒲蟄龍與妻子利翠英的感情，就充滿著各種細節。他們是1935年中山大學農學院的同學，1942年結為夫妻，當時的情況是中大農學院遷到了與廣東坪石交界的湖南宜章縣栗源堡，條件十分艱苦。此后他們相濡以沫，感情篤深。書中寫到，1969年冬蒲蟄龍在東莞做繁殖平腹小蜂的實驗，他想給妻子買布料做衣服，去了城里，回來時卻兩手空空，原來他到了城里連布料都剪好了卻發現沒有帶錢。他到順德建生物防治站，每次回家時，總忘不了給妻子帶一袋豬腸粉。

蒲蟄龍作為一個教育家，愛學生如子，惜才愛才，提攜后輩。他的人格魅力不僅影響到他的學生一輩，甚至還跨越到學生的下一輩。如蒲蟄龍學生龐雄飛的孩子龐虹，小時候十分崇拜蒲蟄龍，上大學就堅定地選擇華南農業大學的昆蟲專業，如今已經是昆蟲物種多樣性和瓢蟲群體基因組學的專家、教授以及學科帶頭人。書中還寫到蒲蟄龍在與國際學術界交往中是風度翩翩的“外交家”。他還是一位技藝高超的小提琴演奏家。他的科學家素質與藝術家天分的結合，以及他的人格魅力，給科學界、教育界、藝術界都留下了說不完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