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加繆：從阿爾及利亞到巴黎》，[法]瑪麗亞·桑托斯-賽恩斯（Maria Santos-Sainz）著，張冬銳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年9月

那是1957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辦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日子。這些最負盛名的人中獲得了當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加繆，依照傳統，在官方晚宴結束之前發表了獲獎感言。他強調了一點：“或許，每一代人都自信肩負著重塑世界的使命，但我們這代人知道，我們對此無能為力。然而，我們的使命或許更艱巨，即不讓這個世界分崩離析。”

在那個時代的背景下，即冷戰、反殖民斗爭、帝國主義、獨立運動、蔓延直至歐洲大陸的獨裁統治及反叛的青年，所有這些因素同時并存。簡言之，就是在解放和抵抗的背景下，這番言辭或許聽起來謹小慎微，像是在后退或有所保留。然而，在60年后的今天看來，它比任何時候都更符合實際；而且，它遠不是一種對謹慎或冷漠的邀約，而是對“介入”的呼喚。

這種“介入”不是企圖使現實屈從于其信條的、具有狹隘派系觀念的人的介入，這類人的介入并不明智，因為他們相信僅從政治角度思考是正確的，此外，其中一些人還認為自己說的是真理。加繆邀請我們去進行的是一種更不可缺少的介入：一種事關存在的介入，對我們可以作為自由的男人和女人的條件的介入。我們的自由需要我們，要求我們負起責任。我們要對世界負責，尤其對其意義負責；我們要對世界之內涵負責，也就是對其團結負責；我們要對世界之理性負責，反對會毀壞它的非理性。

赴自由之約，并不是給世界的失序增加出于恐懼的慌亂和出于仇恨的激動，這就像蓋上一層使我們愈加不安的厚重而愚昧的面紗。相反，赴自由之約是尋求理解、苛求知曉、直面真實，盡管它令人痛苦和煩憂。為了能真正地自由選擇、自主決定，我們需要看清一切，否則，我們只會成為我們幻想的玩物，被幻想催生出的災難打敗。

因此，《記者加繆：從阿爾及利亞到巴黎》一書并不僅僅是一部嚴謹精確、資料翔實的專著。通過展示這位作家當記者時的活動在多大程度上是實踐這種介入——以尋求真相為首要目標的介入——的主要陣地，瑪麗亞· 桑托斯-賽恩斯呼吁人們振奮起來。她的作品實際上是在敦促新聞業重新振作，并不斷提升，找回自己的高度和深度，拒絕粗制濫造，同時與為之布下陷阱、使之喪失威信的敗壞行為做斗爭。

1944年夏天，巴黎解放時，加繆在最初發表于《戰斗報》（Combat）的社論中做出了承諾。而從《阿爾及爾共和報》（Alger républicain）最初的調查，到《快報》（L’Express）最后的專欄文章，加繆發表的這些作品從各個側面讓我們看到了他對這些承諾的忠誠（提到巴黎的解放，我往往會想起勒克萊爾師的西班牙共和軍戰士也是其中的英雄）。加繆于1944年8月31日這樣寫道：“我們的欲望越是習慣沉默不語，就越是強烈，它將報刊從金錢中解放出來，賦予其風度和真實性，這種風度和真實性將公眾帶往其能到達的最高處。于是，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價值往往由其媒體的價值體現。如果報刊確實是一個國家的發聲筒，那么我們決心站在自身的角度，作為一支微弱的力量，通過優化國家的語言，來提升國家本身。”

這個項目一點都不過時，瑪麗亞·桑托斯-賽恩斯的最大貢獻是重新賦予了它一切現實性——如果不是緊迫性的話。在媒體經受風浪的日子里，在這個行業受到威脅、在記者這個職業失去穩定性的時刻，她的這本書對于記者（以及公民，這兩者并肩而行）而言是一部抗爭指南。她邀請我們向加繆學習，在索求公眾知情權中，帶著對公民的責任，重拾勇氣，找回尊嚴。當娛樂腐蝕了資訊，當集中摧毀了多元，當扼殺了真相，新聞業就只能進入抵抗狀態，除非它改變自己的看法。這一切只是出于職業責任。沒有自命不凡，沒有妄圖虛名，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在閱讀瑪麗亞· 桑托斯-賽恩斯的文字時，我不斷想到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真理與政治》（Vérité et politique）中的警告。這篇文章寫于1967年，我認為它是我們這一職業真正的哲理性宣言。她坦言，如果沒有記者，“我們將永遠無法在一個一直變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從最直白的層面上講，我們將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在哪里”。這里我們又看到了加繆在1957年提及的這個萎靡不振的世界——失去方向，步入歧途，被奪走了路標。

但是，阿倫特補充說，只有當上述記者是不斷尋求“政治意義上最重要的真相”的審慎仆人，而不是愛好發表意見的機會主義狂熱者時，這種民主理想才有價值。這位哲學家聲明：“如果關于事實的信息不能確保是真實的，如果辯論的對象不是事實本身，那么意見自由就是一場鬧劇。”然后她提出了這樣的看法：“當代歷史上有很多例子說明，說出事實真相的人被認為比真正的反對者更危險、更具有敵意。”這一點在今天得到了充分的證實：在我們這個充滿即時新聞的通信時代，沒有國界、沒有延遲，許多揭秘者只能落得悲慘的命運，如朱利安· 阿桑奇（Julian Assange）、切爾西·曼寧（Chelsea Manning）、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這里僅提及世界上最有名的揭秘者，他們是捍衛普遍知情權的英雄，對抗著國家或金融權力機構的不正當秘密。

阿倫特和加繆這一代人被他們親歷的犯罪、戰爭、屠殺等悲劇殘酷地奪去了天真。兩人都以大衛·魯塞（David Rousset）于1946年從集中營世界返回時表達的那種清醒進行思考：“正常人不知道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的“一切”包含了人類最糟糕的一面，即對自身人性的否定。唉，當我們眼見“恐怖主義與武力鎮壓的那場血腥婚禮”自2001年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慶祝時，我們又一次領會了這個道理。

這些話看起來像是今天說的，事實上來自以前。這些話出自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對恐怖主義毫不客氣的加繆；它是一種抗爭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再“是受控于某種政治的工具，不再尋求成為某種仇恨下的瘋狂武器”。但是，正如他在廣島那顆原子彈造成的毀滅中當即看到的，那一刻“機械文明達到了其野蠻程度的頂點”，他也察覺到了這是一場沒有回旋余地的劇變——輕描淡寫的酷刑、秘密監獄、特殊狀態、被踐踏的基本自由——其中“每個人都以他人的罪行為借口，以便更進一步”。

但我們怎么能忘記，今天，這種指望靠恐怖主義帶來的恐慌來拋棄人民、削弱民主的恐怖政治，誕生于之后會是媒體謊言的國家謊言，再以各種新保守主義的面目傳播到美國之外？我們怎么能忘記，即便是所謂高質量的北美媒體，也相信“基地”組織與薩達姆·侯賽因的伊拉克之間有聯系的傳言，相信關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稽之談，相信布什政府的意識形態議程，而這些議程與具體的現實沒有任何聯系，無論聯系有多小。簡言之，我們怎么能忘記，對事實真相的壓制允許了一場非法的、造成大量死亡的冒險？

加繆總是冒著讓各個陣營的人不高興的風險，拒絕那些具有安慰性的半真半假的說法，這些說法只尋求符合主流偏見，卻罔顧現實。就像目的不能證明手段的正當性一樣，任何正當的動機都不能寬容謊言的不正當性，對真相閉口不談也是一種謊言。當下，這種孤立的獨立態度引發了誤解和疏遠，造成了斷裂和憎惡。加繆，一個無法被歸類的極端自由主義者，他的生活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從長遠來看，這種態度保有永恒的警覺，將使后代受益。

這部瑪麗亞·桑托斯-賽恩斯追憶并重訪“記者加繆”的作品就證明了這一點，啊，它是多么必不可少。因為，在我們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事變的不可能性與災難的可能性并肩而行，新聞業極有可能再次被置于考驗之中，受到灌輸，被利益的重壓阻礙，掉入金錢和權力交錯進攻的陷阱。然而，解藥就在這本珍貴的書，這份邀請我們沿著阿爾貝·加繆的足跡走下去的“新聞批評”之中。

它要求——它已經告知我們——“記者本身對新聞工作的深刻質疑”，即記者對其工作的意義、職業的責任進行的反思。加繆在1944年9月1日《戰斗報》的一篇社論中寫道：“什么是記者？他首先應是一個被認為有思想的人。”這個答案謹慎又諷刺，它想表達的是：記者應是一個質疑自己工作的意義的人，一個不斷憂慮、自問、懷疑的人，若他知道自己使命的重要性，便更應如此。在這個意義上，加繆認為，新聞界應站在犬儒主義和麻木不仁的、唯利是圖和投機取巧的、因循守舊和機會主義的新聞業的對立面，索求真相這個職業要求也是對人生理想的忠誠。從他1946年3月28日于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演講會中，可以看到這一觀點的雛形，第一所新聞學院也是在那里創建的。“如果什么都不相信，如果一切都沒有意義，如果我們不能確認任何價值，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允許，什么都不重要，”他解釋說，“那么就沒有善與惡，希特勒既不對也不錯。”若是如此，“正確者即成功者，在他成功之時，他就是正確的”。

這種勝利者的光榮哲學總是滿足于對戰敗者的羞辱，阿爾貝·加繆用勞動者的謙遜德行與之對抗。在這個演講會上，他謙遜地說要“堅守崗位，做好本職工作”，使一個“警察、士兵和金錢的世界，變成一個男人和女人的世界，充滿有成果的工作和恰到好處的閑暇的世界”。

很明顯，我們這里談論的介入是一種建立在根本民主之上的境況，其目的是達到某種高度的民主，在這種民主下可實現日常人道主義、自由商議和廣泛共享、社會公正和個人自由、真正的人民至上，而非暗中進行的寡頭私有化。在這條充滿希望和抗爭的道路上，從弱者到強者，知情權是通過知曉來實現解放的和平武器。作為深耕“當下”的工作者，記者是為這一基本權利服務的，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參與到這場戰役中。當然，他們必須達到負起這一責任所要求的高度。

瑪麗亞· 桑托斯-賽恩斯這本書將新聞與批評——公民對媒體的合理批評和專業人士必要的批評意識——相結合，是一個愉快的邀約，面對這一需要，我們在所不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