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個性”的人工智能。光明圖片/IC PHOTO

觀眾在參觀第七屆世界聲博會上的一款文藝創作機器人。新華社記者 傅天攝

編者按

10月27日，華東師范大學王峰教授團隊正式推出“智能寫作平臺”，用戶可以在平臺上輕松創作小說。這是該團隊繼發布國內首部人工智能（AI）生成的百萬字長篇小說后，在人工智能寫作上取得的新突破，AI寫作又一次引起業界討論熱潮。在眾多文藝門類里，為何AI“鐘情”于網絡文學創作？面對AI強勢介入，網絡作家如何應對？與傳統工業機器相比，AI越來越“個性”、越來越像人，我們現有學術話語能否精準且充分描述這個新事物？本文即對此作出探討。

就文學寫作而言，網絡時代可以說是“最好的時代”：從來沒有一個時代，能讓這么多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以寫作為職業。其中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媒介革命的力量。網絡以紙質媒介無法比擬的廣度和速度，把文學送到千千萬萬人手中，中國網絡文學就是一個例子。目前，中國網絡文學的注冊作者已有兩千多萬人，其中活躍作家接近百萬。

網絡時代同時也是寫作的“最具挑戰性的時代”，原因也在媒介革命。近來，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的出現給人們帶來了普遍焦慮。AI真的能代替人寫作嗎？最終會不會走向“劣幣驅逐良幣”的結局？對于這個嚴峻的問題，很多作家是回避的。不過，有網絡文學平臺負責人表示，作者可以不考慮AI問題，但網文平臺不敢。為什么平臺不敢不考慮？因為AI的突破關系到網絡文學生產模式的大變革。

AIGC的確是一種“可怕”的生產力，它能以極快的速度不眠不休地生成內容。在它的效率壓力下，人類無論寫得多快多好，似乎都不堪一擊，因為機器哪怕在最基本水平上，也是在模仿最優秀的人類生產者，或者說能達到人類在寫作效率上的“極限狀態”。然后機器進一步優化，尤其在全自動“個性化定制”技術出現以后，能夠實現大批量生產，這使平臺不得不去重視和應對。

然而，值得安慰的是，至少到目前為止，AI還不能完全代替人創作。在各種創作實驗中，AI生成的“作品”還停留在相當平庸的階段，AIGC目前最有潛力的發展尚在“人機協同創作”的層面上。而“人機協同”是一個老話題，自從人類研究技術、發明工具起，它就一直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并沒有對人類產生嚴重的威脅。

歸根結底，AI是一種媒介，是“人的延伸”。當然，作為一種革命性的新媒介，它深度介入人類的生活，同時結構性地影響了此前的人機協同環境，改變了人與技術共處的方式。關于AI時代的人類寫作，我們最需要關注的是，AI的出現令人類寫作環境發生的新變，并且這一“新變”又是一種“質變”，它讓我們直面一些更本質的寫作問題，比如，與AI協同時，人處在怎樣的寫作狀態？如果在人機協同寫作中，人不再占有唯一的主導地位，又當如何重塑人的寫作主體性？

類型和設定為AI創作提供了導航系統

人機協同寫作實質是“像人的機器”與“機器化的人”的協同——機器學習人類的寫作，變得“更像人”，而人類也在使用機器過程中逐漸被影響，改變了原本的寫作方式。要開啟這個進程，首先人與機器要有賴以互動的中介。

機器改造環境的前提是“剝離”，比如工業機器將自然環境從人類原先的世界觀中剝離。此前，自然本與“神”或“天”聯系在一起，被賦予神圣的意義。與之剝離后，自然才成為工業機器改造的對象。類似的，人要通過機器改造寫作，就要把構成文本的符號從一部部獨立的文藝作品中剝離。對此，文學界最“先鋒”的宣言，來自法國理論家羅蘭·巴特于1967年提出的“作者已死”。這個觀點割斷了“大寫的作者”與其筆下文本之間唯一的、絕對的、權威性的意義聯系。作者的意圖并不構成作品的唯一解釋，只是眾多可能性之一，讀者可以建立新的理解。構成文本的符號因此脫離了作者個人意圖的控制，“作品”也成為一段人人都能與之互動的開放文本。

計算機將文本視為開放的符號系統，按照人類處理文本的一般方式，而非作家的個人習慣，對文本進行編輯和整理。AIGC即是在龐大文本量的支撐下，通過數以億計的參數“猜測”新文本的計算模型，它所預先“學習”的人類文本，構成了生成新文本的數據庫。

對寫作的“數據庫”，人類作家也并不陌生。日本學者東浩紀在討論亞文化作品時提到了數據庫，認為這些作品中的敘事元素如世界設定、人物設定等，組成了一個扁平的數據庫。設定具有直接、一般的意義，相互沒有嚴格意義層級區分，因此可被自由選用到不同作品中。

數據庫設定既可以脫離具體文本“自由行走”，又是有“向量”的、半自律的。當設定之間發生聯系、組成文本時，它們可能互相吸引和嵌合，也可能彼此排斥和矛盾。如此，設定的“標準化”“模塊化”既可以在互聯網交流中獨立通行，也能交織形成具體的敘事意圖，反映作家個人的思考。那么，在整體的敘事走向即故事模式上，是否也有類似機制在起作用？

在網絡類型小說中，存在共識性的寫作“導航系統”?！皩Ш较到y”取自美國學者馬諾維奇在討論新媒體特征時提到的“可導航空間”概念，新媒體寫作指向一種不同于現代小說的敘述機制。馬諾維奇認為，現代小說更多是由對話、觀看和行動驅動敘述，內容通常是連續的描寫性段落；以電子游戲為代表的可導航空間則以動作為敘事導向，空間導航“既是敘述工具，又是探索工具”。以人物成長為例，現代小說作者會通過描寫來發展人物，“在開篇就指出他們的問題，在結尾說明人物通過成長而學到的東西”，而電子游戲設計者會構建好一系列“預備材料”，讓角色在與游戲世界互動、碰撞的過程中充實自己的血肉。

網絡文學敘述機制類似于電子游戲，導航系統指向情節模式，它預設了故事的大致走向和范圍。簡言之，在網絡文學中，導航系統即類型和設定?！八摹本褪且粋€典型的類型，作者無論怎么使用設定、構建情節，一般都不會超出“爽”的范圍，因為它是一個時代的作者和讀者都認同的、最基本的寫作共識。現在，這些存在于人類故事背后的底層敘事模式也能為AI所識別。AIGC的聯結主義理論主張讓機器學習人類組織語言符號的普遍模式，而這些模式廣泛分布在人類文本中。機器通過學習大量文本，能從中識別模式，并生成新文本表達它們。

AI以機器的邏輯模仿人類的理解和表達，它在一定程度上把人類知識物質化了，也將人類的創作交流活動外化了。因此，研究人機協同創作的工作原理，首先可以讓人更好地理解人類自身的創作原理。為什么網文的創作門檻這么低？為什么未經嚴格訓練的作者也能寫長篇網文，熟練者還能“日更過萬”？對許多網文作者來說，“我就是AI”，每個人都能在某種模式的范圍內、借助一系列模塊化的敘事元素快速組織出一篇故事；對讀者來說，由于對設定和類型有共識，才能順利建立交流、求同存異。

“導航性寫作”和“探索性寫作”將是人機協同創作的兩種方式

AI寫作也啟發了有關人類創作本質的新問題。如果“我不是AI”，那么“我”是什么？“人的用途”是什么？縱觀技術史，只能說，但凡機器能學習，并在效果上大致替代人類的功能，都會逐漸轉移到機器上。作為媒介，機器確是“人的延伸”，促使人類轉移舊功能、建立新的主體性。通過人機協同創作，人類除了強化寫作效率的優勢，更重要的是提高寫作質量。

在AI人機協同寫作中，人與AI各有優長，也各有限度。據此可以建立兩種協同寫作方式：“導航性寫作”和“探索性寫作”。

所謂導航性寫作，就是人類指揮，AI“碼字”。人類將數據庫寫作的職能讓渡給AI，并通過與AI生成的文本互動，引導敘事方向。這是因為AI在“寫作”時存在局限。比如網絡類型文，AI需要事先學習特定類型的材料，才能掌握其敘事模式，否則就會“答非所問”；即使對網文類型有所了解，AI也不一定能像人類一樣“融會貫通”，在不同類型文中靈活運用設定。此外，AI的計算能力有限，超出一定生成長度后，AI就會開始“忘記”最初的設定。由于生成文本時帶有概率性因素，AI也容易篡改寫作細節。

因此，在AI承擔原先最耗時的基礎寫作工作后，人類就要負責“導航”，包括記憶和取舍寫作細節、思考不同的敘事可能性等。針對AI生成內容較為平庸的問題，人類也可以構想新的互動方式，以更好地協同AI改善敘事質量。例如，人可以通過讓AI“扮演”特定的人設，反復優化提示詞，引導AI生成更加生動、細膩的敘事文本。這個過程中，AI也通過敘事幫助創作者打磨和完善角色設定，將存在于作者腦海中的可能性逐步實現。

另一方面，與AI互動時，人類不可避免地受限于個人的知識視野。AIGC目前學習的文本已達兆計，雖然對一些專業知識了解不深，但也“讀”過了人類無法獨自讀完的文本量。反觀人類，在完全的導航性寫作中，人并不容易覺察自身的認識限度。當人類只在一片相對確定的空間里推斷敘事的走向與寫法，自然就很難看清可能性空間的邊界，也無法充分利用AI為人類“延伸”出廣闊視野。因此，探索性寫作是對導航性寫作之局限的修正，旨在找到并突破導航系統的潛在限制。探索性寫作沒有特定的步驟，只是一種寫作的視角。在這個視角中，人類并不是在主持推進一份敘事文本，而是試圖將寫作“還原”為“對話”，通過對話探索導航系統的限度，比如接觸陌生的知識模式，在不同文化環境下討論某情節，了解不同設定在不同情境中的意義等。

在探索性寫作中，人類的寫作主體性可能得到更新。另外，人類也將AI放在了平等對話的位置，祛除了固有的人類中心主義。計算機一定沒有創造力嗎？通過計算得到的結果，果真在創意上劣于人類嗎？如果將創意的前提設定為“出人意料”，計算機有時反而能生成頗具創意的結果。

有關計算機是否有創造力的問題，不同領域的學者正圍繞計算創意學這一新興方向展開研究。對寫作，我們不妨也持開放態度，將AI時代的文本視作“可玩的文本”。文本是可“玩”的，過去是作者自己同自己“玩”，只是其交流過程在作品完成后隱去了；近來，文本越來越能通過互聯網供許多人“玩”，網絡文學中的“大神之作”，其實是整個互動寫作進程中的一場“游戲直播”；現在，AI也加入了“玩”的行列，通過互動寫作，人類和計算機開始能共同探索新創意。人機共“創”，或許是人與AI共處的最佳方式，也是人應對媒介挑戰的關鍵一步。

（作者：雷寧 邵燕君，分別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