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自己是讀師范出身的，從事教育工作也有許多年。但只陷在中國現代文學專業里，卻很少思考文學研究的教育學的話題。最近讀到陳軍先生的大作《中國師道史論——追尋我們的批判精神》，旨在從千年的教育史中尋找批判思維，并從這個遺產里建立現代性的審美和認知方式。忽然覺得這刺激了自己，便想，至今依然有默默的思考者在，他們在被世人漠視的地方，尋找到稀缺元素，是可貴的。這種研究與思考，也令我想起胡適那代人整理國故時的內心期待，從傳統中打撈有意味的存在，或許會啟示我們發現歷史的盲點在哪里。

這是大家知道的：教育是文明的傳輸帶，在進化的途中，它連接著古今文脈，思想之河因之而得以流淌。中華文明延續至今，知識人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每個時期的文化形態與教育形態，都有一些差異，這些差異性的語境，是新思想誕生的土壤，對于文明的提升，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但我們的文明的一個特點是，一直存在一個相似的模式，即自古以來就習慣于長者對于幼者的訓導，是知識與道德的流露，也就是讓人按照圣人的思想行事。這與古希臘的文化不太一樣，像蘇格拉底那樣的人物，只是五四時期的魯迅與之略有幾分相似，但后來不太易見到了。

記得許多學者對此有過論述，相關的論點是被一再引用的。在一個道德話語濃厚的社會，人的思維有時候是定向的，教育強化了這種定向，而不是放年輕人到開闊的地方去，這是五四那代人就批判過的。應試教育的存在，導致辯詰的對話退到后面，師者就充當了正確思想的化身，學生只能匍匐在前人的軀體上。所謂師道尊嚴，或許也是這種理念的產物，歷史上很少有科學家和哲學家出現，在這個層面都可以得到解釋。

今人讀古人的書，疑惑的地方很多，彼此的隔膜是顯然的。我們的古人，創造了獨特的文化形態，這些形態經過時代變遷，有的保留下來，有的消失了。文化興盛，教育自然發達，師者的意義也大。孔子與墨子的思想不同，傳播方式也有別，后者一度消失，是否與社會形態的單一有關，也未可知。我們讀孔子的言論，都會被循循善誘的精神感動，在那時候能夠不分階層，有一種向上的力量在。辜鴻銘先生說，西方的教育重在傳授知識，中國的教育則言君子之道。那么，這個傳統是從孔子開始的吧。《史記》里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可見孔夫子深味文明之要義，弟子們對于他的敬佩和禮贊，也說明其人格的力量之大。后世讀書人喜歡孔子，包含的內容就有師道，汪曾祺有一次禮贊孔子的境界之高，就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為例，那種與弟子的隨和的對話，內中有靜穆的精神之美，背后是含著相當的智性的。

我一直覺得孔子的淡泊語境，有我們看不見的神思，那是經過內心的沖突也說不定。歷代文人喜讀其妙言，而遺其憂思，往往不得要領。唐代的韓愈，就看到了此點，他的《師說》《原道》《進學解》《原毀》等文對于君子之道的延續，有特別的理解，思想是直接從孔夫子那里來的。他認為“圣人無常師”，要廣泛汲取別人的智慧，鼓勵像古人那樣“從師而問焉”，而非“恥學于師”。師，在韓愈看來是聞道在先的人，這樣的人也有責任將自己的心得告訴后來之人。“傳道、授業、解惑”乃為根本。韓愈認為，真正的君子，“其責己也重于周，其待人也輕以約”（《原毀》），這句話大概也可當作師道內涵的一種注釋，就是如何對己，怎樣待人。應當說，這是很有境界的人才有的感悟。韓愈以古人為師，“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原道》），要像伯夷那樣有特立獨行之美。

這種思想，乃儒家精神的外化，至于如何做到這些，其實是語焉不詳的。后人傳遞前人的思想，慢慢變得空泛起來，王陽明、龔自珍便是扭轉此類風氣的人物。研究教育史的人，不能不注意于此。不同時期的書院，培養了不少人才，從鵝湖書院、岳麓書院到復性書院，可寫的人與事頗多。書院教育，乃古人精神傳播之所，它的形態也決定了師生之關系。過去讀《傳習錄》，見王陽明與弟子的交流，覺得是自然而帶著開啟性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生命頓悟的傳達。王陽明看事看人，有自己的尺度，對于孔子學說與儒家思想流變，見識并不隨于流俗。他討論問題的方法，與古人不都一致，是有學識的。這種討論問題的視角和眼光，在古代最為難得。作為思想者，王陽明對于后世的影響，至今也沒有消失過。他不僅喜談認識論問題，也把如何達成真知的路徑告訴學子們，就不是紙上談兵了。王氏講知行合一，論述得有條有理，讓學子茫然中得悟。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啟示性一看即明。看王陽明與弟子們對話，智性閃動中，流出思想光澤，對于世間庸常之思，具有很大的顛覆力。我覺得古代教育和思想，因為有了這樣的智者的存在，多了耐人尋味的美質。

有時候，思想、教育的發達，是有賴于文化中的內力的，陳軍先生把這種內力看成批判思維，這是很有道理的。但我們的教育一般都是“信”的教育，而非“疑”的思考，所以歷朝歷代中，懷疑精神是被壓抑了的。細想起來，古時許多杰出的思想家，多少有點逆向思維，但轉了幾圈，不知為何后來又落腳于舊的范式里。所以，這種循環是思想不得發達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是到了五四，情況才得以改變，自從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李大釗、陶行知出現，新的精神才擁有了可能性。

對批判性思維進行體察，會發現古人的危機意識建立在什么基礎上。人類意識的進化，總是不斷突破自己的盲區。當一種思維成為定式，不能翻新的時候，另一種精神之潮涌來，則會卷走陳舊之物，帶來新的氣象。東漢后佛經的引入，就促進了認知時空的變化。這變化也刺激了不同時期的人的辨析力的增長。王充、李贄、龔自珍、章太炎在思想史上是頗有影響力的人物，對于教育思想也有所促進。他們的可貴，就在于從腐儒的舊路里出來，踏上新途，能夠以非流俗的眼光審視世界，看到眾生未曾注意的存在。這些人知道漢文明里最為重要的遺產在哪里，而言行中反俗學的選擇，使黯淡的精神王國有了一絲生氣。

將古代思想者的批判性思維系統整理起來，尋找其間的流傳路徑，對于重新認識我們的傳統不無意義。其實無論漢學還是宋學，都有諸多可以借鑒的遺產。孔子、孟子的思想中，有一種辨析之力，從復雜中理出純然之思，這個過程自然伴隨批判思維。潘光旦在《自由之路》一書中論述古代尊賢教育時，注意到孔子的“眾好必察，眾惡必察”的思想，對于判斷力是一種檢驗。不過潘光旦也承認，古代文化的主要問題是“見同而不見異”，這個傳統直到現在依然存在。如何將古代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由小變大，強調個性的精神，其實已經不僅僅是教育學與社會學的話題了。

自從西學涌進，文化的平衡才被打破。這期間，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促成了新思想的誕生，中國社會的風向有了一次重要的轉向。新文化運動提倡的個性主義和世界主義，使人們的認知水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里不能不說是近代科學理念的延伸，刺激了新方法論的出現。而近代哲學的反本質主義，也增進了人們感知世界的能力。思想不再定于一尊，精神向更為廣闊的原野挺進，為后來社會的進化，播下了綠色的種子。

談及新文化運動，不能不提及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外兼顧、東西交匯的。他在《華工學校講義》中強調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的理念，《對于新教育之意見》則認為“超軼政治之教育”，即思想的獨立性才更為重要。學界早就有一個共識，北京大學后來能夠出現新文化運動，引領時代風氣，乃是師道的坐標位移的結果。這是中國的現代性的應有之義，也是新式文明的標志。研究這些才知道，文化的變遷，實則是異質文化介入的結果。五四新文化的重要性就是，強調思想之自由，尋找突破舊模式的途徑，在教育方面，則是以幼者為本位，能夠擁有批判性的思維，回到自身，不再奴性地對待前人的遺產，這才是重要的。

新文化運動后，新式教育開始普及，傳統的書院教育式微。也有學者看到了其間的問題，試圖恢復舊的書院式教育。馬一浮曾在抗戰時期創辦了復性書院，但未能成功。這說明舊式的邏輯可能出現了問題。新式教育之所以取代了舊式書院教育，與現代觀念的出現很有關系，陶行知先生的許多言論和實踐，證明了此點。他的“民主教育”思想，與魯迅的精神多有交叉；“教學做合一”的思路，有著人的解放的探求，是一種大的慈悲感的流露。陶行知是將思想轉換到實踐中的先行者，落實的也是“新民”與“立人”的理念。五四以后的文學家、教育家，思想有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將奴性文化變為人的文化，教師與學生也是互為主體的存在，這就在根本點上，與古代教育思想不同了。

但現代教育其實很快就出現了問題，主要是社會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影響逐漸置換了主體的自由選擇，從古代的本質主義轉到現代的本質主義路途上。用魯迅的話說，現代教育是培養適應社會的工具，獨立性是不易堅持的。雖然新式應試教育放棄了古代書院的形式，但權力和利益也不斷污染著校園。這時候就出現了與古代教育體制相似的排他性，獨立之精神被置換成單一的思想。魯迅當年對于章士釗不滿，就是看到了其主持教育界工作時復辟舊影的可怕，那結果是，精神不得生長，將教育固定在一個模式里，思想被單薄化了，所以魯迅嘆道：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于后起者卻反而專用彰明較著的或改頭換面的禁錮。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接著就是談道理了：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號。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于發見他們心底里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這個與那個》）

教育的過程，雖然重在知識的傳播，但也是不斷糾錯的嘗試。治學者發現新材料，或者有新理路時，便感到舊說的不確，重新闡釋文本也是司空見慣的。章太炎當年在日本講學，就別是一路，對于明清學界一些看法是持懷疑態度的。魯迅與周作人、錢玄同似乎都感染上了他的懷疑主義精神。章太炎雖然懷疑學界舊說，但自己的思想與審美，都凝聚著古人的精善博雅之氣，所以“不失固有之血脈”，在他那里是一種美德。章太炎的教育模式是新舊參半的，書院的樣子和新學堂的風格都有，也因此被不同的青年所推崇。新式學堂的出現，使情況有了變化，學科分工變細，引入科學理念，辨析、反詰成為常態。胡適在北大教書時，強調治學要有科學眼光，主張大膽懷疑與小心求證，引起學術理念的更迭。疑古派史學的出現，就與此有關。這也可以說是批判意識的一種運用。但胡適的師道意識不脫本質主義之跡，所以那懷疑意識是在一個確切的邏輯里的懷疑。而魯迅則將主體也置于審視的位置，有時懸置了先驗理念，以生命體驗的方式，進入精神沃野，思想便如現象學那樣，是流出未有過的曙色的。這種教育理念與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精神很像，也提升了精神哲學的境界。

今人看舊歲里的不同知識群落和古今不同的教育形態，視角略有一些變化，有時候對于古代不同流派的遺存，已經不再是將它們置于對立的位置簡單述之。像徐梵澄這樣的學者，是將古代遺產與現代遺產分開審視的，從中各自都攝取了自己以為有趣的養分。這就帶有一種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求實精神。能夠以整體性思維面對以往的遺產，所得自然是多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從孔夫子到魯迅，值得反復體味的遺存很多。新儒家看重前者，新文化人多推崇魯迅，二者似乎水火不容。倒是像蔡元培、徐梵澄這樣的人，欣賞孔子，也禮贊魯迅，看到了二者不可替代的價值。我自己也覺得，五四時期，蔡先生就能夠深處時代旋渦，又能于旋渦之外思考問題，其態度殊為難得，是有一個大的時空概念和包容之心的。孔夫子的許多思想，已經融化在世人的血液里，容易影響我們的生活。但沒有魯迅、胡適那代人的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情懷以及現代性的眼光，孔子精神將會生銹于時光深處。當我們以整體的文化視野打量新舊思想時，就會感到，沒有古文明的溫潤之思，世間不免輕浮，而缺乏現代性的思想沉思，眾生還仍在老路上。回望過去的歷史，曲折有之，陷阱亦多，但人們總算磕磕絆絆走了下來。長者對于幼者，不是對過去的成功的炫耀，而是告訴大家思想的有限性，如何克服這種有限性，五四以來許多知識的思考與實踐，都值得好好總結。

在一個世俗化的社會里，學校應是精神奧秘的探索地和思想的攀緣之所。就教育理念而言，師生之間、教學之間、問答之間，是一種平等的精神對視，重要的是回到自我的世界，以心聆聽天地之音，分辨明暗，體察有無。古人提倡做君子，今人則強調地之子和人之子。在社會方面是平等與法治，于人心而言則謂之率真無偽，而智性領域則是對于未曾瀏覽過的存在的凝視，創造別一類的思想。陳軍先生做了認真的有趣的探索，對于讀者都是不小的啟示。我覺得還可以在他的思考里再思考，追問更多的存在和意識。這是一個尋找新路的跋涉，也是精神自新的過程。宋代蘇轍說：“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老聃論·下》）認真想來，古人的話，在今天也是沒有過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