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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與秩序：中國傳播思想史》一書致力于從中國傳播思想史入手，剖析傳播的本質。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他長期致力于研究傳播學與公共傳播，該書是他近些年研究傳播與社會認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在該書前言中，作者提出，“歷史的行動者是人，傳播要關懷宏大歷史場景下的個體存在與命運，亦應介入共同體價值的生成與升進”。

該書采取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書寫方式，提出中國傳播思想史的基源問題乃傳播與秩序互構，或曰傳播成就秩序。由基源問題牽引，整本書從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入手，深究了言說與存在、交往與禮制規范、辯論與真理、言路與政治認同、輿論與社會整合、公共性與價值認同諸子題。這些子題從個體立身行世、人際與社會交往、政治與公共傳播等維度切入，鋪展傳統傳播思想的創生、沖突與融貫進路。在存在論、價值論或方法論層面，前述母題與子題觀照傳統思想的內在理路和獨特稟賦，亦如實展現其斷裂和局限。作者在前言中提出，“此等觀照和展現不僅僅是對孤懸的古代知識的清理、回望，更重要的任務是促成有生機的對話”。

在交往與禮制規范部分，作者致力于將現代傳播學置于從關系網絡到意義世界的范疇予以闡述。

眾所周知，現代傳播學早期由“5W”及其變形、延展模式主導，欠缺對制度規范的考量。今日所稱傳播倫理與法規，則更多指向傳播領域的職業倫理、專門政策和立法。作者認為，這種專業視角未免造成對傳播及其規范問題的狹隘理解：將傳播局限為特定情境下的信息生產、交換和消費，并試圖發展出專門化、情境化規范來。兩種視角之差遠非宏觀與微觀有別那么簡單，而關乎對傳播、約束信息互動機制的認識。而以歷史和邏輯的整體視角觀之，傳播、交往實為人之存在的基本境況，是基于社會、文明秩序的撐持機制，對交往本質的理解的體現。

基于此，作者指出，以傳播為“基本境況”和“撐持機制”并非一個囫圇的宏觀說法，它恰恰如實反映了傳播與人類文明的關系，體現了對個體生命和共同體價值之普遍狀態和具體境遇的關懷。而將傳播窄化為一類專門的社會行為和職業實踐，聚焦于特定的信息傳播機制，是大眾傳媒出現以后的事。它生硬地把大眾傳媒或其他機構的職業傳播實踐，從人類交往的整體結構中切割出來，進而以局部替代了整體。及至今日萬物皆媒、人人傳播的時代，由“局部切割”引發的理論破綻和規范局限便顯露無遺了。

在探討“輿論、秩序與社會整合”時，該書將傳統輿論觀分為古典時期和近現代轉型期，試圖呈現輿論觀念史的整體進路和理路、以輿論思想史子題回復傳播思想史基源問題、基于國家治理與輿論治理互構關系辟出輿論觀現代轉型的可能路徑。這一部分也是筆者反復品讀的章節。

從詞源入手，作者發現，輿、論二字最早并用在《三國志·魏書·王朗傳》：“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边@里的“輿論”指的是輿人之議，所謂庶民的意見?！拜浨椤币辉~首見于唐李中詩句：格論思名士，輿情渴直臣。（《獻喬侍郎》）此處輿情也意味著民眾之意愿。

通過梳理文獻，作者認為古典輿論觀有三個復雜面向——“載舟”“防川”“嬰兒”?！拜d舟”指的是“民心至上與載舟之喻”，比如老子主張：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孔子主張：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孟子的主張尤其深入人心：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防川”意味著“民意可懼與防川之喻”，《國語》中記載周厲王時期“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穆公嘗勸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鄙眺蓖菩凶兎〞r認為民意為變法革新的阻礙：“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皨雰骸敝傅氖恰懊裰遣蛔闩c嬰兒之喻”，比如孔子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韓非子認為“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

作者認為：“‘載舟’‘防川’‘嬰兒’三喻，言明了民意的重要性、風險性和局限性。以今日學術話語述之，民心、民意、民智分別指向了輿論的價值基礎、意見表達和主體資質?！泵裥淖蕴斓溃@一普遍價值得到了為政者和士人的承認、敬畏，由此產生了民本主義輿論觀；民意未必表征天道，產生“決壩推山”“難以克救”之險患，引發歷代一貫的“恐輿觀”；至于民智，精英主義者認為凡愚遮蔽了澄明天道和心性，智識上積輿低幼，不堪為用，由此產生了頑固的“輕輿觀”。

該書提出，從先秦至明清，古典輿論觀的核心發問正是由輿論理性問題導致的疏堵悖論?！皻v代皆欲對疏堵悖論有所突破，長效破解之道無外乎勸諫、教化和禮法規范三種。僅就輿論治理看，傳統教化之道揭示和回應了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平等與勝任的平衡；二是清議、鄉議與輿論邊界的標劃；三是教化規訓輿論，輿論運施教化。”

從歷史的現實情況來看，先秦至明清，清議、鄉議和各種言路的開合設計是否解決了疏堵悖論？答案是否定的。作者認為，輿論是“社會皮膚”，只要社會肌體和環境持續變化，便無一勞永逸的清明輿論治理方案。清末民初，古典輿論觀受到西學思想和國家現代化主題的強烈沖擊，輿論觀的現代轉型得以發生。但是，這場轉型并未取得完全成功，新舊輿論觀念橫亙于維新、立憲、革命、共和等歷史岔口。

基于上述轉型困境，作者認為：“清末民初的輿論觀轉型既不完整，也不充分。疏堵二難等歷史舊題并未得到充分解釋和解決，乃至延展至今日新技術革命、社會轉型和全球化語境下的復雜輿論生態之中。”

他提出，伴隨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驅動信息技術革命縱深突進，報刊、廣電主導的大眾傳播時代漸行而去，全媒體、融合傳播時代奔涌而至。信息生產、傳播、分發范式發生顛覆性劇變，進而引發權力話語體系重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話語權處于持續再分配之中。多元、流動的大眾獲得了空前的表達機會和資源，資本、技術主導流量導向的話語競爭，主流價值和主流話語及其凝聚共識功能不時受到沖擊。加之改革深涉急流，輿論問題與社會問題交互結構化，幾乎所有社會問題都伴隨著輿論治理及其成本問題。故輿論觀轉型應直切輿論自身理性建設，構建適配國家現代化的新時代輿論觀。

針對新時代輿論觀轉型，作者認為，傳統輿論觀的民本主義、價值理性優先、人文教化優先、精英引而致之等獨特稟賦和致思理路，仍可創造性地轉化為當下的思想資源。當下輿論觀轉型，可圍繞如下三個方面展開：一是再造輿論理性的價值根基；二是會通民本主義、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充實、拓展公共性；三是輿論理性的訓練與養成。按照馬克思實踐觀點，對話與理性當相互成就于輿論與公共交往實踐。對話實踐愈充分，理性養成愈樂觀可期；理性訓練愈成熟，對話品質和效能愈有望提升。一言盡之，讓更多的對話促成更好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