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之后，我回到鄂西山村，目睹貧困山區扶貧工作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新農村建設發生的巨大變化，我深有感觸，就想寫一篇小說，最開始是想寫動物小說，寫一群狗，寫著寫著，燈籠爺成了主角。

燈籠爺一直是香獐隘的奮勇建設者，現在卻成了搬遷工作的“釘子戶”；看家狗們高高興興跟著主人下了山，卻發現新村里沒有它們的位子。歷史與現實，精神與物質，愛情與怨恨，農民與土地，叢林與村舍，城市與鄉村，倫理與新規，不舍與忘卻……大黃狗和燈籠爺給我們演繹了一場有聲有色的悲喜劇。

燈籠爺和大黃狗為什么與香獐隘難舍難分？以我的鄉村生活體驗，對于過日子，物質和精神是分扯不開的，物質方面的問題相對比較好解決，而精神文化方面的問題就棘手得多。“釘子戶”只是個案，燈籠爺到底在堅守什么？與大自然和諧共處是全世界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在我們國家，特別是山地少數民族在這方面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這是國家與民族的財富，在城鎮化的進程中我們應當繼承和賡續。當然，小說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但在寫作中，我必須思考這些問題。

這個作品和《白虎寨》不同，在巨變的旋律中，我感覺到了一種生命的不適，我有責任把它描摹下來。有性格的人物和感人的故事是小說的審美要件，格局的大小也各有千秋，我不想喃喃自語，我激動于家鄉的變化，我鐘情于意境的營造，我努力于小說的語言，這也是審美的要件。小說寫成之后，我放了很久，靈魂久久在香獐隘徘徊，英靈的感召、動物的歡叫、草木的交談、燈籠爺的嘆息、狗們的無奈……一有所悟，我就再改幾筆。作品發表之后，我仍然覺得不少地方還可以修改。《白虎寨》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前，責任編輯史佳麗同志曾專程來到鄂西實地采風，《民族文學》發表這篇小說時有編輯問我：“你的香獐隘寫得活靈活現，真有現實原型嗎？”我說：“我就住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