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偶然發現茅盾的小說《列那和吉地》的文后，有作者茅盾落款的寫作時間和地點“1941年，桂林”的字樣，因為這篇小說是研究茅盾在新疆，研究茅盾家庭生活的重要資料，我讀過多遍，也許是熟視無睹的緣故，沒有注意到小說文末的寫作時間地點有什么問題。現在看到這個寫作時間地點，忽然想到，1941年茅盾在香港，不在桂林，茅盾怎么會1941年在桂林寫這篇小說？

我們知道，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以后，3月中旬在中共的安排下，茅盾秘密乘汽車到桂林，在桂林停留一個晚上，次日就飛香港。到香港以后，茅盾主要是在香港創作長篇小說《腐蝕》和編輯《筆談》等。12月上旬，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后，茅盾夫婦在中共的安排下，1942年1月9日秘密離開香港，在東江游擊隊的護送下，晝伏夜行，長途奔波，于3月9日到達桂林。

茅盾在桂林寫了中篇報告文學《劫后拾遺》，創作長篇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以及《列那和吉地》等7個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其他還有不少散文。到12月3日，茅盾應重慶之邀，離開桂林赴重慶。

小說《列那和吉地》，真實地描寫了茅盾他們一家在新疆的遭遇，因為盛世才治下的兇殘和陰鷙，茅盾將兒女與外界社會隔離，讓他們在家自學，所以非常無聊的一雙兒女偶然得到兩只小狗，先到的小狗取名“列那”，歸姐姐沈霞；后來的小狗取名“吉地”，歸弟弟沈霜。家里平添了兩只小狗，頓時熱鬧起來了，兩只小狗的喜怒哀樂和茅盾一家的生活連在一起，列那和吉地仿佛是茅盾家的兩分子，兩只小狗的頑皮、機智、勇敢，讓茅盾一家人寂寞的日常生活里充滿人間煙火氣。列那先進山門，吉地后來，所以列那和吉地的關系自然也有先來后到的差別，連吃食也是列那先吃，等到列那吃好，吉地才小心翼翼地上去吃剩下的東西，為此弟弟沈霜十分生氣，嫌吉地沒有志氣，膽子太小。有一次列那在門口玩，被突然而來的卡車撞傷，茅盾夫人和沈霞、沈霜姐弟倆都急得團團轉，連吉地這只小狗也十分焦急，圍著列那走來走去，還發出“一兩聲短促的叫聲”。茅盾下班回家后，沈霞和茅盾夫人連忙抱起受傷的列那，用茅盾上班的馬車，送到獸醫院，為列那治療。后來列那慢慢好起來了，吉地卻開始頑皮起來，常常悄悄地跟在茅盾上班的馬車后面，有時候甚至爬到馬車上，跟著去茅盾的辦公室，讓茅盾十分頭疼，趕它下去，一會兒它又出現在馬車上，直到被關了3個小時的“禁閉”，它才不再跟著馬車去上班的地方。

后來，茅盾一家要離開新疆了，只好依依不舍地將兩只陪伴寂寞日子的小狗“列那”“吉地”送給在新疆的朋友，茅盾一家又深深地陷入與兩只小狗難分難舍的感情糾結中。甚至離開新疆一年半以后，在延安的沈霞給父母寫信，依然還在關心兩只小狗在新疆的命運。所以《列那和吉地》故事并不復雜，茅盾卻如實寫來，把小狗的外形、神態、動作、性格以及兒女與小狗的關系、感情，寫得親切自然，生動有趣，引人入勝。

筆者二十年前在整理茅盾女兒沈霞的日記時，發現沈霞在1942年12月18日日記中講到父親茅盾的這篇小說。她寫道：“有一說，他不是在寫小狗，而是在寫我和弟弟，我想是的。我從這文字中也能體味出，一個懸念兒女的父親的心。在他看來不正是一樣嗎？ 從小撫養大，這中間有多少哀樂，而最后，不得已托付給別人，是不放心的，正像不放心兩個小狗寄在別人家里一樣（不是寄，而從他種意義上說，是永遠的托付啊！）。不過，我想他們應該是放心的，因為我和弟弟不過是離了小的家罷了，我們生活在一個更有照顧的大家庭中，也許是因為這一點吧，使爸爸和媽媽能夠絲毫不顧慮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去了。”茅盾女兒沈霞1945年在延安意外去世，給茅盾夫婦打擊很大。1947年茅盾在春明版《茅盾文集》后記中說：“《列那和吉地》寫的時候為了懷念那五位在新疆受冤被捕的劇團的朋友；現在五位之中四位幸而無恙，那么，此集收了此篇，即以紀念被犧牲的易烈兄，——自然，同時也有點私心，因為想起這一篇時我已故的女兒的面貌也就現于我眼前久久而不能消滅。”

經查，茅盾的這個短篇小說《列那和吉地》是1942年在桂林創作的，發表在1942年10月《文學創作》第1卷第2期上，所以文末的“1941年，桂林”的時間地點，與茅盾自己的創作實際不相符的。

那么茅盾什么時候在文末寫上這個“1941年，桂林”這個時間地點的？ 我查閱了新中國成立前的《茅盾文集》（上海春明書店1948年1月初版），發現《列那和吉地》文末沒有“1941年，桂林”的字樣。1952年4月開明書店編輯出版的《茅盾選集》初版本中，收入《列那和吉地》，文末同樣沒有標明“1941年，桂林”的字樣。后來，在茅盾編定的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11月初版的《茅盾文集》第十卷中，找到《列那和吉地》，茅盾是把這篇作品當作散文收入《茅盾文集》第十卷的。這一卷內容主要是雜文、散文和詩詞。《茅盾文集》第十卷收入的《列那和吉地》文末，第一次見到“1941年，桂林”字樣。再查這一卷的散文雜文，散篇文末都有一個時間要素，標明寫于何時。估計當時也是為了統一格式，這篇原來文末沒有標明時間地點的《列那和吉地》，茅盾也給予標明時間地點。但是當時作為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茅盾，日理萬機，沒有時間進一步核實自己的經歷和這篇作品的寫作時間，將近20年前的作品時間上錯寫為1941年，從而把到桂林的時間當作1941年。茅盾在當時《茅盾文集》編輯王仰晨給他的信上批語道：“連日開會，抽時間校了送來的校樣，十分草率，還是要依靠編輯部同志細心校勘。”可見茅盾之真忙。

但是，《列那和吉地》到底是散文還是小說？ 大概是太寫實的緣故，1961年《茅盾文集》第十卷編輯時，茅盾把它作為散文編入的。后來，茅盾將這篇《列那和吉地》審定為小說，他生前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說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4月初版）里，收入茅盾創作的《列那和吉地》，從散文到小說，《列那和吉地》文末依然留著“1941年，桂林”的字樣。

茅盾逝世以后的茅盾作品集，凡是收入《列那和吉地》這篇小說的，文末都保留著“1941年，桂林”的字樣，包括《茅盾全集》也是如此。出版社和編者在茅盾浩瀚的文學作品中，都忽視了這個細節，雖然這僅僅是1和2的區別，但距離歷史事實相差甚遠。所以相信這篇短文不是無的放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