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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研究名家馮其庸的學術歷程，下的都是“笨功夫”。

馮其庸手抄過整本《紅樓夢》。“文革”期間，馮其庸托人從圖書館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紅樓夢》。夜深人靜之時，他依原著行款分朱墨兩色秘密抄寫，整整抄了一年，小楷狼毫筆抄壞了一大堆。抄完那天，他百感交集，吟詩一首：“《紅樓》抄罷雨絲絲，正是春歸花落時。千古文章多血淚，傷心最此斷腸辭。”

1975年，國家成立《紅樓夢》校訂組。馮其庸任副組長，主持校訂業務。《紅樓夢》的底本有多種，究竟用哪個本子做底本，校訂組爭論不休。馮其庸主張用庚辰本，卻招來激烈反對。無奈，他采用最笨的方式，拿各個本子跟庚辰本一句一句地對照。“笨功夫”用下去，馮其庸心里有了底，隨后便寫出了10萬字的專著《論庚辰本》。看完馮其庸的論著，校訂組一致同意用庚辰本做底本。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紅研所校注的《紅樓夢》，這是公認的《紅樓夢》“定本”。

馮其庸對曹雪芹家世的考證，使的還是“笨功夫”。他先是多方打聽，找到五慶堂曹氏宗譜，抄寫了一份。后是翻閱《清史稿》《清實錄》，挨著年份，一本一本地看。那段時間，他白天上班，一到晚上，書房里的燈常常通宵不滅。最后到遼寧省遼陽市查看碑刻實物，到山西、浙江查閱地方志。如此費盡周折，就是為了要讓曹雪芹的家世資料“可靠、真實、有依據”。

對馮其庸來說，實地考察也是一種“笨功夫”。為了考訂玄奘取經東歸路線，為了考證玄奘回國路線，自1986年起，馮其庸十進新疆、三登帕米爾高原、兩次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經過對漢唐遺跡、沿途景觀和歷史文獻進行比較研究，他最終確認玄奘東歸時經由帕米爾高原瓦罕通道的明鐵蓋山口，進入中國國境。這一考證，無疑是對我國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貢獻。

馮其庸曾說：“我之所以比別人多了一些成果，是因為我愿意下苦功夫、笨功夫，去做一些別人不愿意做的苦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