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似乎存在一種觀念或反應，只要與意識形態、主題或主流掛上鉤，這樣的文學寫作就必定乏善可陳，面目可疑。這樣一種刻板的觀念，曾一度甚囂塵上，附和者與批評者蜂起，大有真理在我的凜然之氣，頗讓人動容。但冷靜下來分析便會發現，其實大多數只是泛泛而談或作壁上觀，真正深入閱讀作品的很少，而能做到學理上的深入分析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但凡認真讀完喬葉的《寶水》、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這樣的作品，以及其他類似“主題寫作”的好作品，大都會對自己的刻板觀念心生疑慮并起動搖的。

主題寫作的話題之所以引起人們持續的關注，這里面既有國家層面的提倡，如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也有批評界的論說，如“新鄉土寫作”“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等等說法，當然也有媒體資訊的推波助瀾。作為一個文化現象，文學中的主題寫作，頗類似于主旋律電影的提倡。存在質疑之聲并不奇怪，就像當初，主旋律電影也一度遭到不少評論家的質疑，甚至嘲諷；但事實證明，主旋律電影不但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超過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成為當前中國電影發展的重要引擎和內生動力。歷時地看，主旋律電影的成功，與其主動介入到時代精神的表達和傳播中去密不可分。同樣，主題寫作要想獲得成功并被廣泛認可，既要作家們的持續努力，也要他們主動融入到時代精神的探索、表達和展現上。

一 主題寫作的源與流

應該說，主題寫作并不是一個新話題。因為，這一提法的背后，有一系列相關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存在，如重要題材、主旋律、命題作文、文學的政治化等等。這自然容易讓我們想到20世紀50-70年代的“題材決定論”，以及重要題材和次要題材的區分；我們也會想起彼時寫作中的概念化模式化傾向。近些年聲譽頗廣的生態題材、農村題材和軍旅題材的寫作，也是主題寫作的重要呈現，是我們經常推崇和推重的?？梢?，我們對題材分類的認識和重視素有傳統，并不陌生。

如果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來觀察，我們會發現，關于題材的分類其來有自，而且在中國歷史上非常關鍵。其中一個重要表征，是古代傳統文化中的“辨體”“尊體”之說?！氨骟w”是分類思想的反映，反映了古人觀察世界、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的不同?！氨骟w”觀念之下，文體、功能和題材彼此關聯，密不可分。比如說蕭統《文選》中，詩賦大類下，賦類有郊祀、耕藉、田獵、紀行、游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等分別，詩類下有補亡、述德、勤勸、祖餞、詠史、游仙、招隱、游覽、詠懷、哀傷、贈答、行旅、軍戎、郊廟等區分。正如福柯所說，分類的產生是源于人們對自然的認知和秩序建構的需要：“當人們論及給復雜自然物以秩序（一般的表象，如同它們在經驗中所給予的）時，人們必須構造一個分類學”[1]。題材分類，從來都是重要命題。只是古代的“辨體”觀念，帶有濃厚的復古和超越時代的意味，有濃厚的“崇體”和“以體制為先”之傾向，其結果常常導致對“變體”“破體”等現象的排斥和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現實日常的表現和主題的深入探索。

題材之所以重要，當然與主題有關。因為畢竟，重要題材，或重要歷史人物，總是關涉著重要主題或重要命題的。如果說題材有分類的話，主題也會有相應的不同。表現男女關系的題材，總會涉及愛情或婚姻家庭這一主題。把家庭放在時代、社會層面表現的，總會涉及個人、家庭和時代的關系。以軍旅題材為表現對象的，必然涉及軍人、軍隊和家國情懷之類的主題。涉及生態題材的小說，大多關乎人與自然的關系命題等等。重要主題總是要通過重要題材加以表現或表達，這似乎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慣例。主題寫作是文學寫作中的重要命題，需要我們歷史地、辯證地去看。

二 主題寫作的誤區

但重要題材并不必然帶來宏大敘事的形成，比如說新歷史小說，其中多有確鑿的歷史人物甚或確鑿的歷史事件，但呈現的卻是“反歷史”式的戲謔：它們是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放在了小敘事的層面展現，大歷史也便成了小敘事。

關于主題寫作，有一系列的誤區需要澄清或避免。

主題寫作不是政治文學或政策寫作的代名詞，也并不必然帶來概念化模式化的結果，模式化概念化也并不是主題寫作的專屬特征。雖然主題寫作常常難免帶有理念化的痕跡，比如說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的《老實人》《天真漢》《查第格》等小說，“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以及20世紀80年代初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但只要處理好主題、理念的揭示與故事編織、感情表達之間的張力關系，便也可以獲得文學上的成功。古今中外大量的諷喻小說杰作便是明證，比如說中國古代的《金瓶梅》《歧路燈》《好逑傳》，西方的《神曲》《巨人傳》《十日談》《堂吉訶德》等等，都屬于此。雖然，主題寫作可以理解為主流意識形態倡導的呼應關系，諸如應該關注新農村、關注軍旅題材、推崇生態文明建設，等等；但主流意識形態的提倡，不能簡單等同于政治文學或文學的政治化。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關系命題；當我們提出文學主題表達的政治化這一命題時，其實是在文學與政治之間作了截然對立的兩分，而事實上，自古及今，文學就與政治緊密關聯，很難區分。其最顯要的表現是，文學和政治都要展開敘事，都屬于話語實踐的產物。我們所要反對的應該是主題寫作的極端化表現，而不是“去政治化”的文學。

主題寫作也不等于“共同價值”的文學表現。比如說公平、正義、親情、愛情等等，這些都是貫穿人類生活始終的“共同價值”，需要我們共同維護。但就像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說，“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蓖瑯右膊豢赡苡忻撾x具體語境、具體國境的“共同價值”。“共同價值”如果不能與具體語境具體國境的生活經驗相結合，這樣的“共同價值”就是蒼白的、無力的和具有欺騙性的。主題寫作與這樣的“共同價值”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說題材的分類每個時代都存在，“共同價值”為每一個社會的人們所共同遵守，主題寫作就是一個偽命題，或者說是一個需要修正的命題。即是說，主題寫作是一個需要加以限定的說法。其限定性就表現在，主題寫作任何時代都存在；而且事實上，主題寫作也是時代精神的表征。當主題寫作不與時代精神關聯，這樣的主題寫作就可能成為虛幻的產物。主題寫作也必須糅合進作為母題的主題或原型中。如果主題寫作不與作為母題的主題或原型耦合，這樣的主題寫作就是自說自話，無法獲得更大范圍的人們的認同。而如果說“小說是作為可以交流的東西存在”[2]，是一種交流的藝術的話，小說寫作就必須是關涉主題或重要題材的。小說不能無視讀者的接受，不能違反讀者所共同接受的規范、常識或認知。從這個角度看，要想獲得更多更為廣泛的人們認可，這樣的小說寫作必然且只能是主題寫作。

三 主題寫作的要義

據此，我們應該把主題視為某種母題或原型，它會在不同時代、不同語境下重新被賦予新的內涵。當主題作為母題存在時，就與前面所說的“共同價值”具有了內在的關聯。這就涉及兩個方面的內涵：其一，超越時空限定的恒常性；其二，具體語境的規定性。只有兩者相結合，才能創作好符合具體時代的主題寫作。比如說生態文學寫作。可以說，人與自然的關系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恒常母題，而既然與人有關，我們就不能片面強調環境保護的首要性，而應該在經濟發展、自然改造和環境保護之間的辯證關系中把握好這一母題。盧梭提出的“回歸自然”也只能發生在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之后。生態寫作，從來都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沒有人的生態，只能是原始生態；環境的非人化，或人類退自然進，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文學。真正的生態文學，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反映。再比如說鄉村題材。不論是“五四”時期的鄉土文學，20世紀50-70年代的農村題材小說，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農村新鄉土寫作，都不能無視鄉土社會的四時變化和時序風物的循環往復結構，鄉村題材寫作必須把這些恒常性納入現代性的邏輯中去，這樣寫出來的小說才真正是具有中國特色和原型表征的鄉村題材小說。比如付秀瑩的《野望》和喬葉的《寶水》，都是采取把鄉土居民的矛盾或命運起伏置于四時時序的往復中展現，使我們真正感受到人與自然時序之間的對應錯動關系；可以說，兩者（即人與自然時序）的因應關系是任何鄉村題材都不能忽略的，一旦忽略或刻意回避，他們作品的魅力或生命力也就蕩然無存。在這方面，李銳的《太平風物》頗具典型性：小說以農物農具為表現對象，來呈現全球化進程中鄉土社會的歷史蛻變，格外具有癥候意義。

我們也應該把主題寫作視為時代精神的文學表達的一種。某種程度上，題材區分只有放在時代精神的層面才能顯示其類型學的重要價值。任何時代都會有題材之分，但每個時代的題材區分有其不同的內涵。這就涉及時代精神的發掘和表達上。一個好的作家，總會在看似遠離時代并和時代保持一定距離的同時，表現自己所屬時代的精神特征和印記。好的小說既不能過于靠近現實和具體的語境，同時也不能遠離現實和具體的語境，兩者間的關系是一個頗難把握的課題。費希特提出的“統一性概念”，有助于理解“時代精神”這一范疇。他區分了“全部生活的統一性概念”和“每個特定時代的統一性概念”[3]，后者可以看成是“時代精神”范疇的某種表述。這就要求我們的作家，要能從局部與整體、個體與全體、家庭與國家的辯證關系的角度看待、把握和表現主人公們的生活，展現他們的思考、努力和奮斗。主題寫作只有納入到這樣的視野中，才是有效的和成功的。比如說新農村題材寫作。新農村寫作必然涉及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以及城市化趨勢下的返鄉或在城望鄉的表達；但如果僅僅探討其中的關系還是不夠的，新農村題材還必須探討城市化或城鄉一體化進程下鄉村發展的新樣態、新可能等嶄新命題。我們必須從當下出發或立足當下展開我們的敘述和思考。當下之于我們，既是限制，也是基點或支點。我們被當下所塑造、所限定，但如果我們無法掙脫出來，這樣的寫作就只能是“現時”的，而不是“現實”的。恩格斯在《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中寫道：“巴爾扎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派；他的偉大作品是對上流社會無可阻擋的衰弱的一曲無盡的挽歌；他對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盡管如此，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起來的時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諷刺空前辛辣。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贊賞的唯一的一批人，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圣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這些人在那時(1830-1836年)的確是人民群眾的代表。這樣，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背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之一?！盵4]“現實主義”的寫作要求作家既要掙脫自己的思想局限，也要從當下出發，跳出當下以思考、觀察和表現，其中的辯證關系，是我們觀察時代精神的表達的很好角度。

我們還應該把主題寫作視為具有道德內涵的寫作。查爾斯?泰勒用道德生活的三軸心和道德反應范疇構筑他的“道德框架”說，對我們理解主題寫作頗有啟發。現代社會以道德生活的三軸心為框架：“對他人的尊重和責任感”“對怎樣過完滿生活的理解”和“尊嚴感”；道德反應使得框架得以成為可能：“我一直稱為框架的東西體現著一套關鍵的性質特征。在這個框架內的思考、感覺和判斷，就是這樣一種意義在起作用，即某些行為、或生活方式、或感覺方式無比地高于那些我們更加樂于實行的方式?！盵5]我們也應該從道德反應的角度理解主題寫作，而不能把主題表達與道德反應區分對待。主題寫作中的“主題”應該是起著道德框架作用的東西，我們的反應、理解和行為在其中形成、形塑并發生作用。這某種程度上也是韋恩?布斯提出的小說的道德內涵。在他看來，從各個層面，小說都與道德息息相關，道德既關乎小說創作的技巧，“我們無法將道德問題看作與技巧毫不相關而置之不談”[6]；也關乎小說的主題和文學表現：“處理一個在某種程度上重要的主題可能是通往創造優秀作品的必要的一步，但這遠遠不夠?！薄暗赖碌膯栴}實際上是作家是否有義務好好寫的問題，好好寫的意思是指把他的道德系統地表達得明白清楚，而且，如果答案是有義務的，還必須知道使誰感到明白清楚”；同時，也關乎小說主題的公共性：“他（引注——小說家）必須探究讀者真正關心的普遍價值”，“他必須懂得怎樣將他那往往以舍棄了自我的個人象征組成的遠見卓識轉化為本質上是公共的東西”。據此，韋恩?布斯指出，“小說修辭的終極問題，就是斷定作家應該為誰而寫作的問題”[7]。不難看出，在小說創作中，主題寫作與如下范疇聯系一起：道德、技巧和小說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提出“作為道德內涵的主題寫作”這一范疇。主題寫作必須置于技巧、道德和為誰寫作的三位一體的關系中綜合把握：主題或題材是表現角度，技巧是方式方法，道德內涵是核心，共同體是主題寫作的前提或保障。概言之，“作為道德內涵的主題寫作”可以看成是人民性、中國認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辯證統一。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似乎可以得出結論說：主題寫作不是文學的政治化，也不是“純文學”的“他者”，主題寫作既內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同時也是我們觀察、理解、描述，甚至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需要我們歷史地、辯證地去看。

注釋：

[1][法]?？拢骸对~與物》，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第76頁；

[3][德]費希特：《現時代的根本特點》，梁志學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8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頁；

[5][加拿大]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韓震等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31頁；

[2][6][7][美]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付禮軍譯，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0、390、4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