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史學大家錢穆先生曾說：“唐中葉以前，中國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偏倚在北方（黃河流域）。唐中葉以后，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偏倚在南方（長江流域）。這一個大轉變，以安史之亂為關捩。”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公元713年至741年這20多年被稱為“開元盛世”，但是，在唐玄宗統治的后期，卻出現了一場幾乎傾覆了唐朝江山的“安史之亂”。這種集于一身的盛衰巨變，被視為中國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點。

《大唐之變：安史之亂與盛唐的崩裂》（以下簡稱《大唐之變》），是知名歷史學者袁燦興圍繞這一歷史巨變全新創作的一部非虛構歷史作品。書中深度融合歷史史料，運用文學的結構和筆法展現安史之亂全過程，再現盛唐的繁華與崩裂，深入揭示人性的貪婪與戰爭的酷烈。全書行文張弛有度，時而令人忍俊不禁，時而又讓人唏噓不已。

公元618年，唐國公李淵在長安稱帝，由此建立了唐朝。此后，歷經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之治”，以及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盛世，彼時的大唐，已然步入到王朝的第二個全盛時期。回顧李隆基即位之前，各皇室成員之間爭權奪利，接連引發了多場宮廷角逐。即位后，李隆基勵精圖治，勤于政事，任用姚崇、張九齡等賢能之士為相，一方面整飭吏治、廣開言路，另一方面力倡儉樸、反對奢靡之風，通過改革弊政和休養生息，在鞏固政權的基礎上，再一次迎來了大唐的鼎盛。然而，步入晚年的唐玄宗由于居功自傲，荒于朝政，耽于享樂，加之任用奸臣楊國忠為相，一時間官宦矛盾加劇，貪腐之風盛行，直接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

袁燦興將《大唐之變》定位為一本紀實性的歷史小說，直言它不是簡單的陳述歷史，而是在遵循歷史發展規律、還原歷史真相中，適度借用文學的表現手法，力求呈現出大時代背景下的歷史細節之美。懷著這樣的旨趣，全書以安祿山、史思明兵變，唐玄宗倉皇出逃長安城、楊貴妃紅顏薄命魂斷馬嵬坡，郭子儀臨危受命收復失地、唐玄宗復歸長安成太上皇等一系列大事記為中心，聚焦于安史之亂前后跌宕起伏的政治風云，運用對比的手法，既展示了安史之亂前大唐的富足和繁華，勾勒了安史之亂后的蕭條與落寂，也纖毫畢現地展現出帝王與群臣之間、文臣與武將之間復雜的明爭暗斗。全書就像一部引人入勝的影視劇，以重大歷史事件為牽引，采用分鏡頭的詮釋方式，全景式地刻畫了盛世與亂世當中，唐王朝在宮廷生活、政治權謀、軍事斗爭、國仇家恨中所經歷的一系列風雨洗禮，表現了一代帝王李隆基在這場驚世駭變中，由驕奢放逸到追悔莫及再到抑郁無奈的復雜心境；剖析了安祿山、史思明由擁兵自重到命喪黃泉的詭秘成因；也展現了李光弼、高仙芝、顏杲卿等唐軍將士為了維護山河統一，忠貞報國的熱血擔當……

在還原歷史的同時，《大唐之變》還揭示了安史之亂產生的根本原因。袁燦興認為，這場世紀之變是由各種因素合力造成的。從安祿山個人角度而言，發動叛亂是他權力與野心迸發的結果；從國家層面來看，官宦互軋，藩鎮割據，是引發安史之亂的根本原因。而從一國之君李隆基的現實表現來論，他晚年怠于朝事、聽信讒言，在一些治國理政上的決策失落，也是誘發安史之亂的另一重要原因。安史之亂不但深刻地改變了大唐的政治、軍事、地緣格局，而且，深刻地影響了后世中國的歷史走向。自唐后，鮮有朝代在長安、洛陽設立國都，政治中心的地位也日漸式微。難能可貴的是，袁燦興用他出色的文學筆法，既鋪陳出巍巍大唐由盛至衰的家國命運，也精雕細刻地描摹著各階層人民在山河破碎中凜然抗爭的精神風骨，并歸結出成由勤儉敗由奢的普世真理，予人以深刻的警示和教益。

歷史是一本精彩的大書。言說它的博大與厚重，可以正襟危坐，也可以亦莊亦諧；可以指點江山，也可以激揚文字。袁燦興用文學的大筆，敘興亡千古事，言崢嶸歲月稠，用他力透紙背的書寫，概論安史之亂與盛唐的崩裂，揭示出人心向背與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捧讀這樣的大書，既長見識，更長智識，萬千慨嘆，皆在它恣肆汪洋的曼妙書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