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8日重陽，梁漱溟五十歲生日時留影于桂林。

倘若有人編撰今世版的《世說新語》，1918年11月7日，梁濟和梁漱溟父子倆的對話，足以入得其中，其言其行頗應了魯迅評《世說新語》所言：“記言則玄遠冷峻，記行則高簡瑰奇”。這天，兩人像往常一樣談論起時局，梁濟最后問：“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說罷梁濟離開了家。這番對話成了父子間的永別，還差幾天就60歲的梁濟留下《敬告世人書》，投凈業湖自盡。

一

梁濟在遺書中說：“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梁濟之死震動了當時輿論。1918年的中國在混亂失序中依舊動蕩不已，橫亙在眼前的亂世，成了梁濟眼前的一條河，他決絕前往，像極了漢樂府《箜篌引》中的那位渡河老翁，公無渡河，公竟渡河。

對父親的決絕，梁漱溟在《新青年》雜志發表了《答陳仲甫先生書》，指出父親不是因經濟窘迫而身亡，而抱以“天下為己任”，想以此警醒世人。冷靜理性的分析背后，暗藏了父子倆在思想、精神上的血脈相連，梁漱溟未來的命運在這一年已埋下了伏筆。

在杭州，有個叫延定巷的老巷子，我對它總有莫名的好感。1921年，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梁漱溟來到杭州謁見馬一浮，“謁先生于延定巷。入門，長揖下拜。”一代儒宗馬一浮在馬敘倫《石屋余瀋》筆下，是一位“自匿陋巷，日與古人為伍，不屑于世務”的隱士。這樣的場景神韻畢現，在人心頭揮之不去，猶似一幅縱逸雋永的水墨山水。

出現在延定巷的這個年輕身影，與馬一浮有著相同的精神氣質。

此后，梁漱溟但凡到杭州，必與馬一浮晤面。這位梁漱溟日記里的“馬壽”，和他有著共同的志趣，佛儒之學是他們終生追求的價值關懷。蔡元培看了梁漱溟談佛理的成名作《究元決疑論》后，力邀他到北京大學任教，教授印度哲學，盡管此時24歲的梁漱溟只有中學學歷。在名師云集的北大，梁漱溟執教了七年。一生中，梁漱溟撰述甚豐，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皇皇著作。

然而梁漱溟坦言自己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而是“問題中人”。他一生都在求解兩個問題：一個是人生問題，人為什么活著？一個是社會問題，中國往何處去？對后一個問題，他不惜以身入局，無論是求索中國文化的未來，還是從事鄉村建設，及在抗戰中參與創建民盟，為國事奔走謀求團結抗敵。他被深嵌于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抑或說，他本身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二

1924年，對梁漱溟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這一年，他辭去了北大教職。憑借在北大日益遠播的名聲，梁漱溟本可繼續往繁華熱鬧里走，他卻離開北京，轉身走往最基層的鄉村、最底層的民眾，沉入了當時中國最貧苦最沉寂的地方。這份枯木蒼然中的濃烈，印刻在了他行跡中：1924年赴山東曹州辦學，1928年在廣州開辦鄉治講習所，1929年北上前往江蘇、河北、山西等地考察鄉村，同年在河南輝縣參與村治；經歷了迂回曲折的百轉千回，1931年梁漱溟最后落腳山東鄒平，開始了長達七年的鄉村建設，直到日寇入侵山東淪陷，中止于戰火中。

身在積弱積愚積亂的舊中國，從事鄉村建設何其難。梁漱溟卻寄予了很深期許：“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在梁漱溟的設計和推動下，鄒平鄉村建設不單興辦教育，還包括縣政改革、興修水利、推廣科學種田、發展農副業生產以及組建金融流通處、信用合作社、林業和蠶業合作社、衛生院、鄉村自衛隊等，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個中甚至涉及了制度上的建設。

梁漱溟探索的鄒平模式，備受社會關注，各界名流和國內外專家學者紛紛前往鄒平參觀考察。有人高歌贊賞，也有人尖銳批評。在友人憶述里，“鄒平每年只有二三天下雨，民眾膚色紅紫，自然條件極差。”梁漱溟本可安居北京，過閑適生活，他非但不，還攜妻兒一同住在鄒平。他說：“因為此事太大，整個的占據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只有這件事。”

渡河，如同時代的一個寓言。“國將不國”時勢下，梁濟是一種選擇，梁漱溟是另一種選擇。梁濟沉郁而絕望，無力改變現狀，他選擇了殉道。梁漱溟是另一類人的代表，他努力在找希望，不空談不抱怨，起而行之尋找問題的答案，永遠行動在孜孜以求問題的解決中。理想主義者的存在，許是這個現實社會的最大幸運。肇始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成為當下接續的歷史脈絡，這已超越了成敗本身的意義。

三

梁漱溟身上有很多標簽：思想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還有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等。作為一個思想家，梁漱溟有今人鮮見的性情，他是為行動而思想的思想家，他從來不裝，言行如一，說真話做真事，由小我見眾生，且又全因真感情。

梁漱溟生前有一個演講影像，這年他已93歲高齡。影像里，他鏗鏘的語調，挺直的腰板，舉手投足間的力道，全然不像耄耋老者。他說：“我不是一個書生，我是一個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不知此刻他是否想起，當年面對父親生前最后一問的情景。這世界會好嗎？不好，我就拼命干。終其一生，他都在回答父親之問。

逝者如斯。凈業湖就在離家門口不遠處流淌著，波光粼粼的水面下深潛的依然是洶涌和澎湃。假若梁濟地下有知，回想自己義無反顧“渡河”而去，為理想選擇了毀滅，現在梁漱溟用一生踐行應答著他的疑問，公無渡河，公竟渡河，這八個字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梁濟一定是欣慰的。

作為父親，梁濟的欣慰或許還浸著熱淚。只有他最清楚，在這之前梁漱溟都經歷了什么。還在他在世時，梁漱溟完全是另一個模樣。起初，梁漱溟也是一個時代好青年，他加入同盟會，斷發易服，掩護傳送信件，做過最熱血的事。辛亥革命后，梁漱溟目睹社會污濁陰晦，漸生厭倦和憎惡，他找不到了出路。他該是陷入了有多迷茫失望的境地，有三年多時間他把自己關在家中，拒絕父母為他締姻，終日沉迷于佛法，讀佛典、三餐素食，彼時他的志向是出家為僧當和尚。

這么一個出世者，后來發出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番激揚之言，充滿舍我其誰的氣概，成為梁漱溟一生的轉折點。秋涼陣陣，天還是那個天，他何以起這波瀾？

伏脈千里間，有的是暗藏的諸跡。某日，梁漱溟在家備寫講演稿，他涂改滿紙，下筆總不如意，隨手翻閱《明儒學案》，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字，驀地心驚，他默然省悟，決定放棄出家之念。我在讀梁漱溟這段自述時，仿佛現場目睹了站在鏡前的梁漱溟，他看到鏡中之“我”。梁漱溟后來談及自己27歲時發生的這一人生轉變，說：“當初歸心佛法，由于認定人生唯是苦，一旦發現儒書《論語》開頭便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直看下去，全書不見一苦字，而樂字卻出現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極大注意。”梁漱溟何以覺醒尋“孔顏樂處”？他的獨特正在此。一個真正堅韌而深刻的個體，當告別舊我，成全另一個新我，是才識，也是氣度和襟懷使然。

有研究者稱梁漱溟是“中國文化獨特價值的堅定守護者”，這個稱謂可謂妥帖至極，道出了他刻在骨子里的精神氣質。

四

1917年10月的一天，梁漱溟在北大校長室見蔡元培，問蔡元培對孔子持什么態度。蔡元培說：我們不反對孔子。梁漱溟道：“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第二年，他索性開設了“孔子哲學”課程，次年又開講東西文化問題。當時全盤西化的新思潮洶涌澎湃，1921年，梁漱溟撰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這樣的情形下出版了。以“中國民族今日所處之地位”，如何從傳統中開出未來中國文化的新路？梁漱溟憂思縈回。這部求索之作，不啻逆眾之言，他的勇氣可見一等，清醒也是一流。蔣百里在寫給老師梁啟超的信中，毫不掩飾評價它是“此亦邇來震古爍今之著作”。這個從不人云亦云的人，著書所發的心得睿識，至今仍閃爍著光耀：“最近未來之世界文化，將為中國文化之復興。”這年梁漱溟尚不到三十歲。如果梁濟看到這樣的預言，看到百年后的中國，不知會當作何想。

梁漱溟在世95年，他遇到的驚濤駭浪，歷經的沉沉浮浮，反倒令漫長的一生沛然而熱烈。來到這人間，你我都是渡河人，有人自渡，本已不易，更有人時時覺悟，渡人渡世。看黑白舊照里的他，年輕時英俊清秀，中年神采奕奕，舉止間有種置之度外的從容。到了老年，雙目睥睨，一臉的倔犟，其模樣如“巖巖若孤松之獨立”。這種孤松之感，成了梁漱溟之所以是梁漱溟的鮮明標識。越到老，他越是皮相盡脫，只剩下了神韻。

作為同是出入紅樓的北大舊人，張中行在《負暄續話》里專門寫了一篇《梁漱溟》，說自己閉戶凝思想起他，不由會落下同情之淚。同情的淚里，想必有念念難忘，也有老先生對自己與梁漱溟身處同一時代風云的感懷，對梁漱溟可敬之處，張中行連說了五個“也”。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學者艾愷教授出于對梁漱溟治學、為人的敬慕，隔著大洋為不曾謀面的梁漱溟作傳，著有《最后的儒家》。1980年8月，艾愷終于如愿來華見到了梁漱溟。在北京的那些日子，他天天一早便去梁家拜訪，兩人如圍爐晨話先后有了十余次長談。我對這位美國教授印象不亞于傳主，如果沒有深厚的中國文化造詣，沒有對梁漱溟深度的理解，隔著地域、膚色、年齡和政治、文化的差異，這樣的對話交流，很難想象能持續下去。談及王陽明時，他們有過一段精彩對話。

艾愷問梁漱溟：您和王陽明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通人嗎？

梁漱溟答：我就是一個普通人，只不過我好像望見了，遠遠地看到了，看到了王陽明，看到了孔子，好像天有霧，在霧中遠遠地看見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陽明是怎么回事，遠遠地看見。

梁漱溟于我們，又何曾不是。猶若在延定巷，遠遠地，也望之儼然。

梁漱溟最后的歸葬地不在他生死于斯的北京。依其遺愿，他被分別葬于桂林和鄒平。一個是他的祖居地，一個是他傾注心血為之奔赴的地方。他最后以這樣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他相信一天天往好里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