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晨，在安亭坐俞敏兄車同赴千燈古鎮。此地無車馬之喧，卻有蕭疏如畫的煙柳、黛瓦粉墻的人家以及塔影和古橋。沿一堵高墻繞行，很快來到建筑主體的正面：顧炎武故居。兩邊的粉墻上，左為“天下興亡”，右為“匹夫有責”，這是他在《日知錄》里傳播最廣的名句了。

顧炎武系清代經學、漢學及考據學之祖，為南朝梁陳間訓詁學家、史學家顧野王之后。唐末五代，金山亭林曾建顧公祠，顧炎武號“亭林”，即含緬懷先祖之意。目下的故居為五進樣式，落西朝東，分南北兩宅。南宅為顧氏祖宅，也是顧炎武出生地，現辟為紀念館；北有背弄連通灶房、讀書樓等處。值得一提的是西側墻外占地30余畝的顧園設兩道儀門，分別刻有“亭林世澤”“芝蘭玉樹”，不僅與門頭雕花的亭林祠及顧氏夫婦合葬墓相通，也是一組湖景夷曠、花木深秀的所在。當地依史而修，在景觀方面注重人文和學術語境的營構，為整座故居的文化含量增重。

顧炎武墓環以石欄，列于祖塋嗣父顧同吉、嗣母王貞孝墓穴次位，碑刻“顧亭林先生暨配王碩人合墓”。顧炎武生于千燈，終生不仕清，由于受到族人為搶奪家產所施加的種種迫害，只能“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長期流徙山東、山西、陜西各地，最后終老于“天、地、人”三才齊聚的山西曲沃。他晚年定居于此，與當地學者傅山、衛蒿、韓宣過從甚密。一如其《與人書二十五首》中所說：“獨學無友，則 孤陋而難成。”他這一時期的著述既有寸人斗馬之制，亦有鴻鉅大部之裁，比如集其一生學術大成的《日知錄》。

顧炎武死后，由嗣子顧衍生、從弟顧巖扶柩落葬于千燈故里，這便引出顧炎武的終身憾事：絕嗣。因元配王夫人未生子，納妾韓氏，翌年倒是生下一子，卻四歲而殤；續納戴氏等，亦未育。花甲之年，再納妾以期生子，仍未果。遂于順治十一年，過繼吳江族子衍生為子。衍生后來撰有“顧炎武年譜”等，終難承其家學。

顧園環湖一帶，創屋十余楹，分布有致用閣、思宜園、頌桔軒、二石齋、秀石虬松莊、慈母閣和碑廊等建筑。間有嘉篁搖影，累石為墉，顯出一種夐出世外的江南園林特有的典雅格調。印象最深者，一為致用閣，以為“學以致用”四個字可概括顧炎武的學術精髓及畢生追求。明末清初，理學、心學式微，漢學、實學勃興。在這股被稱作“黎明運動”的思潮中，梁啟超認為“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于文人，實炎武啟之”。他的學術立足點，在于對傳統的經史之學重新加以審視，冷峻地思考明亡的教訓，致力于經世實用之學。對于財賦、兵農、河漕、輿地、行政等，顧炎武均有深入研究。他洞達實務，體國經野，針對晚明學子空談心性、拘于循經務冗之弊，提出“行己有恥”“博學于文”的主張，強調為學旨在探求“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要求學子們把“學”與“用”加以統一而非割裂。

顧炎武恢復了漢代的注疏之風，十分注重經史典籍中的原本含義，故《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有云：“炎武學有本原……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后筆之于書，故引據浩繁。”吳派大學者阮元評論顧炎武《肇域志》，稱其“無一筆率略”。既把“通經”看作正本清源的路徑，同時把“致用”作為通經的旨歸。錢穆品騭顧炎武治學“廣、精、深、大”，“蓋亭林論學，本懸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錢穆雖承認顧炎武的杰出貢獻，仍認為梁啟超把清漢學開山之功全歸于顧炎武一人，則為失真之論。錢穆認為顧炎武之外，黃宗羲對于漢學的興起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且在相關著作中，把黃宗羲列于顧炎武之前。

顧園中，引起我特別注意的還有“慈母閣”：弘光小朝廷覆滅后，顧炎武曾參與昆山、常熟一帶的反清戰事。千燈淪陷后，嗣母絕食殉國，遺命炎武勿生改節出仕之心，顧炎武終生奉其矩誨，恪守至死。所以說顧炎武既是學問大家，又堪稱一代文人風骨。

憑欄顧園，望向那一汪清碧的湖色，想到顧炎武終身布衣，孤搴于時，卻從不降志從俗。他學富五車，清晰地規劃出自己的學術路徑。清朝的乾嘉學派，正是以顧炎武的考據之法作為問津之筏，遂有大成。再比如他的《軍制論》《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均屬振聾發聵之作。尤其是《日知錄》，于崇禎年間開寫，數十年如琢如磨，積創積思，自比采山之銅。皇皇30余卷文稿，以其“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而成為學術經典。此書雖顧炎武生前完稿，卻因刊刻于身后而未親見付梓，故潘耒于《日知錄·序》中曰：“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