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盡管同樣是長篇小說，《星空與半棵樹》有著某種不容忽視的題材開拓意義。陳彥此前的四部長篇小說，《西京故事》表現的是一個進城平民家庭在西京城里的打拼故事，《裝臺》《主角》《喜劇》聚焦的，乃是他自己相對熟悉的戲劇領域，《星空與半棵樹》集中關注的卻是當下時代的鄉村現實。在兩次認真地讀過《星空與半棵樹》之后，我才不無驚訝地發現，原來，陳彥同樣是一位對鄉村生活有著深度了解和思考的作家。

饒有趣味的一點是，陳彥竟然在故事情節的發展演進過程中，非常巧妙地把自己此前四部長篇小說的相關元素融入小說文本之中。先是在第34節的“《印象北斗鎮》”部分，北斗鎮為了發展鄉村旅游，專門打造了一場被命名為“印象北斗鎮”的晚會，其中提及了一位名叫順子的裝臺師。

緊接著，到了第38節的“貓頭鷹說”這一部分，則是借助于貓頭鷹這一動物形象的自述而提及《喜劇》里的那只柯基犬。

第57節“《一棵樹》”部分，具體提及的是《主角》中的秦腔名角憶秦娥。在劇院門口，安北斗和溫如風看到了憶秦娥的廣告牌。

第84節“《西京故事》”部分，作家所巧妙引入的，又是他的長篇小說處女作《西京故事》：這天晚上，溫如風弄了兩張優惠農民工的票，又帶他去看了一場戲。戲名叫《西京故事》 ……

一方面，能夠以互文的方式不無巧妙地把《西京故事》《裝臺》《主角》《喜劇》四部長篇小說中的相關因素串連到《星空與半棵樹》之中，使之成為作品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所充分凸顯的，是陳彥的某種藝術智慧；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視的是，憑借著《西京故事》的互文，作家不僅把劇作《西京故事》的陳編劇編織到小說文本之中，而且還使陳編劇積極有效地介入故事之中，成為推動情節發展的某種力量。那個時候的溫如風，在上訪的道路上差不多處于走投無路的境地。觀看了戲劇《西京故事》，溫如風受安北斗的啟發，企圖使陳編劇對自己的上訪有所助益。了解具體的情況之后，古道熱腸的陳編劇果然不負所托，先是對上訪材料“大拆大卸大改了三遍”，修改后的“告狀信不僅對溫如風受害的個人系列事件條分縷析，歸納提升，而且把重心放在了大爆炸上，直指‘黑保護傘’是‘雪里藏尸’‘欲蓋彌彰’，縱容‘惡貫滿盈者’逍遙法外且‘榮歸故里’”。盡管在安北斗的理解中，溫如風之所以會被操弄成“精神病患者”，肯定與陳編劇的代為遞送由他親自操刀后的告狀信緊密相關，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來思考，也完全可以說，溫如風上訪事件的最后解決，也與陳編劇的這一次助力存在著一定的內在關聯。

或許與都在關注、表現鄉村生活有關，在對陳彥新作的閱讀過程中，我情不自禁聯想到的竟然是曾經被稱為鄉村生活書寫“鐵筆圣手”的作家趙樹理。趙樹理在談到自己小說創作的時候，曾明確提出“問題小說”的概念：

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這在我寫的幾個小冊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與《龐如林》兩個勞動英雄的報道以外，還沒有例外。如有些很熱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農村中的實際情況，為表面上的成績所迷惑，我便寫《李有才板話》；農村習慣上誤以為出租土地也不純是剝削，我便寫《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經驗的話，可以說“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題，容易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1]

雖然陳彥的包括藝術醞釀與構思在內的小說寫作路徑肯定和趙樹理有所不同，比如，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像趙樹理那樣，在從事鄉村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問題，進而將之轉換為自己小說的主題，但這絲毫不影響他以小說藝術的形式關注思考當下時代中國鄉村世界面臨的現實問題。雖然他們各自所處的時代不同，但我們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明確地觸碰到鄉村世界中存在著的各種問題。然而，由于文學界很容易對所謂“問題小說”的藝術性或者說審美品質產生懷疑，我們就有必要在此為“問題小說”的藝術性或者審美品質一辯。為了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請允許我引述自己此前關于“問題小說”的相關思考：

雖然說對于那種只是一味地關注社會現實問題而根本不顧及文學性的社會問題小說，筆者也 持一種反感厭惡的態度，但這卻并不就意味著所有的社會問題小說都是不顧及文學性的。對于那 種一方面強烈地關注思考著急迫重要的社會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卻也充分地表現出了鮮明文學性 的優秀小說作品，我們所持有的當然就應該是一種大力肯定的態度。[2]

正是在這個意義層面上，我甚至還特別強調，我們所特別敬仰的魯迅先生的很多小說作品，也同樣可以被看作是優秀的“問題小說”：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山祖師魯迅先生，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出色的社會問題小說家。他的許多小說作品，所集中思考表現的，可以說都是一些重要的社會現實問題。簡略地來說，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一部關注思考國民性問題的小說，《傷逝》與《祝福》均是與女性解放問題密切相關的小說，而《狂人日記》，則顯然更是一部對中國現實和歷史進行著深入思考且鮮明地提出了仁義道德“吃人”命題的社會問題小說。 [3]

既然連同魯迅先生在內的一些作品都可以被看作社會問題小說，那當我們把陳彥的《星空與半棵樹》界定為社會問題小說的時候，自然也就不包含絲毫的貶義在其中了。

小說之所以被命名為“星空與半棵樹”，主要因為星空和半棵樹這兩種事物與作品中兩位主要人物的命運遭際息息相關[4]。與星空緊密相關的，是原名安存鐮后改名安北斗的一個鄉鎮公務員。安北斗打小就對天文抱有強烈的興趣，對星空的仰望自然成為他的一種標志性動作。與半棵樹關系密切的，是安北斗的同村同學，一個普通農民，原名溫存罐，后改名溫如風。半棵樹的具體所指是一棵早已東倒西歪、七扭八裂的老槐樹，因為長在溫如風和孫鐵錘兩家的兩塊地中間而牽扯出了所有權的爭執。既然分屬兩家，才有了半棵樹的說法。村里的各種老物件變得特別值錢、身價倍漲的時候，這棵老槐樹便成為雙方拼力爭奪的對象。這棵樹一夜之間被賊偷走（其實是被孫鐵錘暗中“做局賣了”），心有不甘的溫如風不僅走上了一條被迫上訪的路，還成為鎮里和縣上都掛了號的上訪戶。從小說敘事的角度來說，小說的整體情節全部建立在由這半棵樹導致的溫如風無休止地上訪的前提上，所以它便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推動小說敘事的原動力。“隨后，關于這棵樹的故事，就越膨脹越大，越演繹越離譜”，直至“綿延震蕩數年無解”，既可以從敘述學的角度被理解為對預敘手法的征用，更可以從形式層面上被看作是藝術懸念的特別設計。從根本上說，整部《星空與半棵樹》描寫展示的，也正是由這棵樹引發的震蕩效應。猶如把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水面，肯定會泛出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波紋。從根本上說，陳彥的小說真切記錄的，就是半棵樹作為一顆石子投入水面后引發的那一圈又一圈漸次擴大的波紋。更進一步說，這些波紋，就是作家關注思考鄉村生活發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很多時候，藝術結構是我們理解、把握一部長篇小說的關鍵所在。具體到《星空與半棵樹》， 貫穿于其中的，是三條時有交叉纏繞的結構線索。一條是與半棵樹緊密相關的溫如風不斷上訪的線索，一條是與星空緊密相關的公務員安北斗的故事，還有一條，則是與北斗鎮的歷任領導關系密切的經濟發展故事。而與這三條線索緊密相關的，正是當下時代中國鄉村的現實問題。[5]

首先，是與由那半棵樹牽引而出，與溫如風持續不斷的上訪行為緊密相關的鄉村社會秩序問題。

一棵看上去已經老朽不堪的槐樹，之所以一下子值錢，與村人們口中謔稱的“大樹進城運動” 關系密切。城里人之所以一下子對村里的這些老物件產生強烈興趣，歸根到底是有利可圖。他們高價從村里搜羅到的這些老物件，挪移到城里后馬上能獲得兩倍或數倍的經濟回報。而這一點，從根本上說，又是以城市化為突出標志的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既如此，由“大樹進城運動”這一現象折射出的，自然是現代化進程對鄉村世界的某種掠奪性傷害。然而，與這種掠奪性的傷害相比較，由溫如風和他的那半棵樹牽引出的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其實是如同孫鐵錘這樣的村霸或者說“村蓋子”在鄉村世界的一時橫行無忌，以及由此而導致的鄉村社會失序。

如同這三個字寓示的那樣，草澤明當年之所以給他改名“溫如風”，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的他看上去“蔫不出溜”“溫順如春風”。但任誰都很難想象，到后來竟然變成了一個不管不顧執意要上訪的“滾刀肉”。之所以如此，既有遠因，也有近因。遠因是溫家和孫家父輩的恩怨，近因則是溫如風和孫鐵錘之間的糾葛。

溫如風是一個依靠自己的誠實勞動致富的樸實農民，幸運地遭逢了改革開放良好的時代與社會環境。漂亮賢惠的花如屏嫁過來之后，夫妻倆齊心協力，把日子過成了北斗村人人羨慕的地步。 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孫鐵錘的各種欺凌，一心一意地滿足于小富即安平穩日子的溫如風， 絕對不會三番五次地踏上上訪的艱難道路。從最早的一次上鎮政府告狀開始，先后經歷過六次挫敗，一直到第七次，溫如風的告狀方才有了一點眉目，看到了些微希望。關鍵的問題在于，就在溫如風的上訪告狀取得了些許進展，也贏得了來自身為政府工作人員的安北斗的理解和同情的時候，孫鐵錘卻憑借著侄兒孫仕廉的一番幕后操作，不僅轉危為安，后來竟試圖以精神病患者的名義把溫如風關到精神病院。若非勇于仗義執言的安北斗通過老同學南歸雁的一番努力，溫如風恐怕早就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了。

溫如風之所以最終成為上訪專業戶，成為縣鄉干部眼中的“滾刀肉”，從根本上說，正是因為遭受到表面看是村干部，實則類同于村匪、村霸的“村蓋子”孫鐵錘的百般欺凌。

現在看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趙樹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結婚》里異常敏銳地發現了金旺與興旺這樣一些已然混進村干部隊伍里的地痞流氓或者說村匪村霸的存在。從陳彥的《星空與半棵樹》可以看出，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在廣大的鄉村世界依然存在著如同孫鐵錘這樣的擁有村干部身份的村匪村霸。如此一種失序和混亂情形出現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孫鐵錘們竟然還憑借手中的那點權力橫行霸道。能夠在一部以鄉村世界為主要關注對象的長篇小說中，敏銳地發現并觸及因為村匪村霸的橫行霸道而使鄉村社會陷入失序狀態的嚴峻現實問題，所充分說明的，正是陳彥一種難能可貴的社會關切。

其次，是與星空以及那位熱衷于觀測星空的小公務員安北斗這一條結構線索關系密切的，鄉村自然生態遭受嚴重破壞的問題。

先讓我們來看小公務員安北斗那堪稱跌宕起伏的半生命運。作為北斗村唯一的大專生，同時也是第一個出來當干部的，安北斗曾經一度被村人，尤其是一貫勢利眼的岳母寄予厚望。想不到的是，所有的這一切卻由于溫如風的不斷上訪而成為不可能。溫如風的事件一出，如何想方設法阻止溫如風上訪成為他的主要工作內容。原以為只是臨時抓差偶一為之，誰知到后來竟然成為安北斗的“本職工作”。安北斗自己也根本想象不到，僅僅盯梢溫如風不到一年，他就付出了婚姻徹底崩塌解體的慘重代價。

個人卑微命運的關注與呈現之外，安北斗這條結構線索更重要的意義，是與星空緊密相關的 鄉村自然生態問題的強有力的凸顯。安北斗一大興趣愛好，就是包括仰望星空在內的各種天文觀測。與其他人閑暇時的熱衷于打牌、喝酒不同，安北斗的業余愛好就是觀天象。如此一種總是能夠令安北斗激動不已的星空美景，卻將隨著南歸雁力主的“點亮工程”的實施而徹底消失。所謂 “點亮工程”，就是為了拉動北斗鎮的鄉村旅游經濟，用漫山遍野的燈光把北斗鎮七座山全部點亮， “把人都吸引來，再靠民宿、農家樂帶動經濟發展呢”。面對南歸雁如此煞費苦心的“大手筆”，安北斗從自然保護的角度出發表示質疑與反對：山上的動物會日夜不安；植物也會受到光污染，徹底改變光合作用的規律，興許植被會遭到無法想象的破壞。

人微言輕，副股級干部安北斗的反對并沒有產生實際效用。不出安北斗所料，“點亮工程”對 原本明凈美麗的星空造成了巨大破壞，如此一種事與愿違的描寫背后所潛藏著的，毫無疑問是陳彥對那種盲目破壞自然生態行為的批判與否定立場。

無論如何都不容忽視的，還有第38節“貓頭鷹說”這一部分，借助于那只高度擬人化，竟然可以口吐人言的金黃色貓頭鷹之口，陳彥試圖表達的，同樣是對人類嚴重破壞自然環境行為的強烈不滿：“我不得不聲淚俱下地要控訴一番：我的家園被毀于一旦了。”“比如‘點亮工程’，就把我們逼得徹底失去了家園。他跟我們誰打招呼了？口頭上喊叫要保護動物，實際又在以我們的犧牲換取他們的幸福與享樂。”

毫無疑問，如果不是對人類以諸如“點亮工程”這樣的借口破壞大自然的行為如同安北斗一般感到痛心疾首，陳彥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讓這只金黃色的貓頭鷹口吐人言，以“赤膊上陣”的方式聲淚俱下地聲討控訴人類。

第三，則是由北斗鎮歷任領導的發展經濟故事進一步引出的鄉村社會生態失序的問題。

閱讀《星空與半棵樹》不難發現，從敘述速度的層面來說，一個突出的特點是，伴隨故事情節的演進，文本的敘述速度在逐漸加快。從小說一開始，一直到第48節“摘星星的‘騙子’”，作家以48節或者說將近一半的文本篇幅（整部《星空與半棵樹》一共一百節，加上“序幕”和“尾聲”，就是一百〇二節）敘述完成的是一年內發生的故事。從第49節“又立春了”開始，一直到小說結尾處作為尾聲的又一個“貓頭鷹說”，作家以53節的篇幅敘述完成的則是此后或者說從雞年（推算下來，這個雞年所相對應的，應該是公元2005年）開始，數年內（之所以說是數年，具體理由是第96節“手可摘星辰”中關于安北斗女兒安妮的相關交代。等到安北斗和楊艷梅母女在省城見面的時候：“當安妮出現在樓梯口的時候，他甚至都不敢正眼看她一下。才幾年沒見，孩子已長成半大姑娘了。”既然是“才幾年沒見”，那肯定就是數年時間了）發生的人生故事。兩相比較，文本敘述速度的逐漸加快，就是不容否認的一種文本事實。

換個角度，從敘事詳略的層面來說，也可以說前邊的部分屬于詳述，而后面的部分屬于略述。對應于北斗鎮的前后三任領導，與詳述部分相對應的是后來獲得提升的南歸雁，與略述部分相對應的是藍一方和牛欄山。從政府管理的角度來說，領導的更易實屬正常之事，但三任領導給出的是三種不同的經濟發展思路。南歸雁的經濟發展思路是企圖拉動鄉村旅游市場的“點亮工程”，藍鎮長的思路是釀酒，北斗鎮上上下下大種甘蔗，大釀甘蔗酒。牛欄山提出的又是一種新的發展思路：“不僅七座山‘點亮工程’很快一燈不剩，而且甘蔗酒產業的酒窖都變成了漚糞池。他提出的新思路是：抓住鐵路建設機遇，大干快上，讓北斗鎮五年變成致富的啟明星！”鐵路建設，包括緊接著的高速公路建設，屬國家層面的國計民生，利用鐵路建設機遇發展地方經濟，無可厚非。問題的關鍵在于，牛欄山的這一發展思路實際導致的，一方面是繼“點亮工程”后“開山炸石” 運動對大自然的再次破壞，另一方面又是如同孫鐵錘這類村匪村霸的乘機巧奪豪取。從自然生態的角度來說，其實得不償失。

然而，盡管說作家的責任不在于一定要給出解決相關問題的正確答案，但這并不意味作家不能在這一方面有所思考。首先，在陳彥看來，當下時代的鄉村世界之所以會面臨以上諸多問題，與派出所所長何首魁理解中的“暗物質”（第55節）緊密相關：

而物質是可見的，欲望是不可見的。欲望的膨脹，讓有形的物質似乎變得越多越短缺，越有越稀少，一種暗物質就強勁地彌漫開來。在一個老警察眼中，甚至覺得這種暗物質正無孔不入地滲透、充盈、擴張，想辨認，竟是那樣無能為力。

正因為陳彥已經認定是無限膨脹的欲望這種“暗物質”導致了以上諸多社會問題的生成，所以他給出了自己理解中對癥下藥的“解毒劑”。這就是小說中那個名叫草澤明的鄉村教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正如小說中專門提及的梭羅的《瓦爾登湖》以及中國的老莊一樣，如果說梭羅和老莊可以被看作草澤明的思想資源，那么，陳彥其實是在借助于梭羅和老莊而實現著對欲壑難填的社會現實的反思。陳彥欲借助草澤明這個人物形象以及隱于其后的梭羅和老莊，試圖給出一種解決當下時代鄉村世界社會問題的積極有效路徑的創作意圖，自然也就昭然若揭了。

由以上分析可見，在《星空與半棵樹》中，擁有強烈責任感的陳彥，的確對鄉村社會秩序混亂、鄉村自然生態遭受嚴重破壞以及鄉村社會政治生態等三方面的問題，予以深入的批判性思考。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就在以犀利的筆觸真切揭露社會問題的同時，陳彥還是寫出了未來的希望所在。

無論是早已惡貫滿盈的村霸孫鐵錘最終被派出所所長何首魁擊斃，還是由孫鐵錘主事豎立起的那尊高大塑像的被推倒；無論是孫仕廉與武東風等貪官的被懲治，還是何首魁判斷失誤之后的徹底覺醒；無論是北斗鎮書記牛欄山的因搶救群眾而不幸落水身亡，還是溫如風結尾處再次去上訪時打出的“安北斗不做鎮長人民不答應！”的那一塊鐵皮橫幅；無論是新任縣委書記南歸雁對全縣發展大計的理性科學考量，還是實際上擁有突出基層工作能力的安北斗飽經挫折之后的果然被任命為北斗鎮鎮長……所有的這一切，所強烈昭示出的，正是鄉村世界令人充滿期待的未來發展的可能。

曾經明確提出過“問題小說”理念的趙樹理，在他諸如《小二黑結婚》（雖然說《小二黑結婚》 的寫作與出版時間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但它所隸屬于其間的所謂“解放區文學”與后來的社會主義文學，就其根本而言，乃是一脈相承的）這樣的小說代表作中，盡管尖銳犀利地揭示出了金旺、興旺這些村匪村霸存在的客觀現實，但到了小說結尾處，由于區政府強有力的干預，鄉村黑惡勢力還是得到了相應的懲治，小二黑和小芹這一對“有情人終成了眷屬”。從這個角度來說，陳彥《星空與半棵樹》中希望的昭示，與趙樹理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考慮到他們具體的寫作語境，如果把他們的小說創作與社會主義時代背景聯系在一起，那么，一個可信的結論是，在深刻揭示社會問題存在的同時，卻也不失理想主義的希望展示，完全可以被看作一個社會主義美學不容忽視的突出表征。又或者，我們轉換一個角度，不妨把類似于趙樹理和陳彥的這種藝術書寫方式，干脆看作某種特定情形下不得不如此的一種敘事策略。

行將結束本文之際，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一點，就是文本的第 87 節“望星空”曾經被作家專門以楷體字標出的出自于西方偉大哲學家康德的一句名言：“有兩樣東西，人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凝神思索，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我頭頂浩瀚燦爛的星空，還有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律。”這是安北斗在很久之后再一次觀察到美麗星空時聯想到的一句名言。如果我們把康德的名言看作人類真正的生命尊嚴所在，那么，陳彥小說中的安北斗和草澤明，毫無疑問可以被看作既仰望星空又能夠體現崇高道德律的那一類理想化人物。人都說“識時務者為俊杰”，我要說“不識時務者為圣賢”。如果說人類社會里的確存在著圣賢形象，那出現于陳彥筆端的安北斗和草澤明毫無疑問就必然是如此形象。

注 釋：

[1]趙樹理：《也算經驗》，《趙樹理全集》（第四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08頁。

[2][3]王春林：《一部憂憤深廣的社會問題小說》，《小說評論》2010年第4期。

[4]可參見楊輝：《天何言哉：〈星空與半棵樹〉中的自然和人》，《南方文壇》2023年5期。

[5]可參見閻晶明：《集合優勢力量的小說總攻——關于陳彥長篇新作〈星空與半棵樹〉》，《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