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國內首屈一指的文學大省，江蘇文學批評有著極為悠久的歷史傳統。陳瘦竹、吳奔星、葉子銘、許志英、曾華鵬、陳遼、范伯群、董健、葉櫓、黃毓璜、丁帆、朱曉進、王堯、王彬彬、汪政、丁曉原、季進、何平等一代代文學批評工作者承前啟后，薪火相傳，為江蘇文學批評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正是基于這種深厚的文化底蘊，再加之省作協及宣傳部門的著力培養，尤其是“江蘇首批青年批評拔尖人才”等項目的實施，讓一批更年輕的“80后”批評工作者走上前臺。如此齊整的青年文學批評隊伍，不禁令人羨慕。

這批年輕的批評工作者有著良好的學術訓練，或供職于高校，從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科研工作；或身居作協系統，承擔與文學現場高度相關的行政和編輯事務。在工作之余，他們以不同方式投身文學批評事業，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文學成就。這批有思想、有態度、有銳氣、有實力的文學青年，不僅是江蘇青年批評的中堅力量，更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重要代表。大概正是由于他們在性格稟賦、才情意愿和工作實際方面的不同，這批年輕的批評者都顯現出迥然相異的風格特點，由此也在青年創作高度趨同的今天，極為難得地呈現出批評的豐富和多樣。而他們的諸種工作，也順理成章地引起了我們關于江蘇青年文學批評原則、方法和可能性方面的深入思索。

沈杏培無疑是江蘇青年批評家的翹楚，他將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以“新時期小說的歷史敘事”和“新世紀小說的現實書寫”的論題分別呈現，從他先后出版的《盛宴與廢墟》《理性與抒情》《鏡與針——新世紀文學論稿》等專著中，不難領略他獨具風格的批評原則和方法。沈杏培一直牢記導師朱曉進教授提出的學術中既要專注“堆堡壘”，又要適時“豎紅旗”的建議。近年來，他在“當代文學的歷史（現實）敘事”方面“深耕細作”的基礎上，不斷拓展新的研究課題，如“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強行關聯指謬”、災難文學的敘事倫理，以及李洱小說中的“費邊幽靈”等，都是他孜孜以求地發出自己“獨特聲音”的標志性成果。

從高校轉入作協工作的何同彬，顯然有了更加靠近文學現場的批評優勢。這種工作的變動，對于一位極具現場感，以直言不諱的批評“刺客”著稱的青年批評者來說，其實再好不過了。在回顧自己的批評工作時，何同彬曾笑言：“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殺手，但我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踐行了我后來特別推崇的一種批評，就是直言式批評。”所謂直言，即是說實話、說真話，這個說起來容易的概念，在今天的批評界卻是極為稀缺的素質。它既要求批評者的膽識和銳氣，更包含著不凡的見識和才情。不過近年來，我們再難見到他嚴肅而銳利的文字了。從創作雜志到批評期刊，工作的實際變動讓他變得“沉默”了許多，用學生們調侃他的話說，變得越來越“慈祥”了，這未必是一件壞事，反而意味著一個更加成熟而審慎的“自我”的逐漸形成，帶著體恤和溫度去對待每一個文本，去重新理解批評的價值和意義。

提到南京師范大學青年教師李瑋，我們大概都會驚異于她從魯迅研究轉向網絡文學研究后所取得的成就。對于依托“江蘇網絡文學研究”課題的契機，一頭扎進網絡文學領域的李瑋來說，作為“Z時代”新思想、新思維、新生活產物的網絡文學的蓬勃想象力和創造力，顯然是傳統文學難以比擬的。事實上，她的網絡文學研究一直有一種立足江蘇，放眼世界的眼界和胸懷。如其所言，她開始接觸網絡文學是因為承接省社科課題，并編撰《江蘇新文學史·網絡文學卷》。隨著研究的深入，她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網絡文學正在用想象力和創造力搭建屬于自己的元宇宙，這“既是中國文學的第一現場，也是世界文學的中國故事”。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網絡文學研究和批評就不僅僅是一項“紙上的事業”，而且還能成為一種理性、專業，并具有參與性和對話性的“行業坐標”，其本身恰恰是對大眾情感、大眾想象、大眾經驗的“情感性現實”的透徹研究和分析。

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以詩歌研究和批評著稱的李章斌。在“九葉”詩人研究方面，他力圖還原詩人的真實狀態，從詩歌的語言策略與歷史關聯的角度為其定位，并力圖進行一些理論的“去魅”，由此試圖挖掘這些詩人寫作的“當下性”，而不僅僅把他們視作一串文學“功德簿”上僵死的名字。無論是“九葉”詩人，還是新詩的“音樂性”，抑或當代詩歌的語言與倫理問題，都是李章斌持續關注的重要議題。對于熱鬧非凡的當下詩歌批評，李章斌自有其堅守的原則。他時常引用奧登的名言，“批評拙劣的詩人，有害人品”。如果去褒揚一個拙劣的詩人，就意味著扭曲自己的批評尺度，這顯然是對個人品質的巨大傷害。因此對于批評，他總是不斷提醒自己，要努力做到“誠實”和“定力”，這顯然涉及批評層面更高的原則問題。

被何平稱為“跨越邊境者”或“越境批評家”的葉子，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出身，她一直關注的是“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問題，所展開的文學批評視野也多與此相關。事實上，這里的“越境”至少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是跨越國境的研究者。葉子關注老牌的英語文化刊物《紐約客》，研究這份美國中產階級雜志所呈現的中國形象問題。這無疑要求她有開放的學術視野和敏銳的文學嗅覺，從東西方文化之間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處發現至關重要的問題；其二是跨越學科邊界的批評。在以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為主力陣容的當下批評界，葉子跨越學科邊界的批評身份無疑是獨樹一幟的。盡管只是以書評和雜談作為其文學批評的主要呈現方式，但作為安吉拉·卡特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譯者，葉子極為自謙地稱之為“不確定性”的文學批評，其可能性其實不僅僅意味著一種更為寬廣的文化視野，她的文學趣味、敏銳的洞察力，以及語言的感染力，也是對今天文學批評彌漫的“論文腔”的及時矯正。

大概是因為供職于江蘇作協的原因，韓松剛會不由自主地將批評的對象聚焦在以江蘇為錨點的眾多“江南作家”身上。如他在《詞的黑暗》中所呈現的，無論是范小青、余華、麥家、劉亮程、胡學文等當代重要作家，或是湯成難、孫頻、郭爽、項靜、三三等活躍的女性寫作者，他們都有著大體相似的地域身份。在《當代江南小說論》中，他別出心裁地提出了“當代江南小說”概念，顯然具有極為豐富的理論延展性。這既是在當代小說發展史的框架下探討特定地域作家作品的文學風格和美學追求的重要契機，又是以地域文學研究為中心對整個江南文化的輻射和考察，顯示出當代文學研究向相對宏闊的區域視野和文化視野邁進的態勢。他在“江南小說”的框架中，對地域文化之下的文學對象展開多維度的考察，詳盡分析其形成與發展，意義和局限，這既顯現出他出色的理論概括力，又彰顯出相對敏銳的審美感受力，對于深化地域文化與文學關系研究，也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任教于蘇州大學的臧晴同樣有著極為鮮明的域外視野，她常年關注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及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問題，也時常參與當代女性文學與文化議題的討論。但臧晴的研究更側重于問題探討，而對作家作品的及時批評并不熱衷。在她這里，即便是對當下創作的及時跟蹤，也力求將其放置在歷史長河中進行參照比較。因此我們能夠非常明顯地看到，臧晴的文學批評包含著清晰的“時間差”，她更習慣于理論和方法上的審慎選擇，更側重圍繞作品和現象的嘈雜聲音沉淀之后的“再解讀”。這類更加學院化的、“慢半拍”的“勘探”工作，無疑有著令批評落入“小心求證”境地的“危險”，也與何同彬所期待的“銳利”和“直言”大相徑庭。然而，追溯源頭，返回現場，終究是我們探索文學現象內部脈絡與文化語境的重要基礎，也是我們更加透徹的研究與批評的重要前提。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方能發現臧晴批評工作的意義所在。

在傳統的文學史研究之外，年輕的劉陽揚更加關注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創作與批評，將更多的精力傾注到近些年來蔚為壯觀的科幻文學研究上。在她看來，科幻文學不但具有光怪陸離的未來想象，還具有深刻嚴肅的現實指向，不僅包含對于當下社會的深切體會，也能發現極為微妙的“后人類”景觀。在專著《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知識分子敘事研究》中，劉陽揚既能深度介入文學現場，“進駐”作為亞文化圈層的科幻世界，同時又能嚴肅回應五四新文學以來就不斷回響的所謂知識分子敘事的重要議題，由此體現出將新潮的科幻小說納入經典文學史研究序列的勇氣和魄力。這當然也體現出她一直倡導的，將史料梳理和文本批評、“學科化”與“現場感”有機融合的批評方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