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清兩代一直到民國初年，在我國近代的地方經商集團中，最著名的當屬山西商幫、徽州商幫、浙江商幫，也就是名滿天下的晉商、徽商、浙商。其實，在這常被人津津樂道的三大商幫之外，還有一支實力雄厚的隊伍——“冀商”，即河北商幫。

冀商也有“三大幫”：一是冀東以樂亭縣為主的開發東北的“老呔幫”；二是“走東口”到蒙古經營的“張庫幫”；三是以保定商家和專類物品行銷天下的“冀中幫”。這三大幫構成了“冀商”的主體，其中書業屬于冀中商幫的一個重要分支，有“文商”之美譽，清代至民國時期，他們在北京書業中非常活躍，曾為造就北京琉璃廠的繁榮起到重要作用，撐起了北京古籍書業的半壁江山。

琉璃廠中國書店老照片

琉璃廠書商赫達·莫里遜 攝

琉璃廠書攤老照片

續賡琉璃廠書業文脈

琉璃廠位于北京和平門外，元明兩代在此設窯廠，為宮廷燒制琉璃瓦件，故得名，燒瓦窯前空隙之地稱“廠甸”。清康熙年間，北京春節集市移至此處，搭棚列肆，形成廠甸廟會。和一般集市廟會不同的是，廠甸以經營書籍、字畫、古玩文物、紙墨筆硯等為主，被稱為“文市”。由于清代漢族官員的宅邸，以及各省會館，多在宣武門外，大量京官、舉子匯聚在琉璃廠附近，他們對書籍和文化用品的需求，促使這里的書業和文玩字畫等行業也興盛起來。特別是清乾隆年間編撰《四庫全書》，參與修書的翰林院官員多寓居宣南，經常就近到琉璃廠巡檢查閱典籍。例如家住虎坊橋閱微草堂的《四庫全書》主修官紀曉嵐，就曾多次到琉璃廠訪書買書，書肆遂應時大增，成為琉璃廠迎來繁榮的一個重要契機。

據有關資料記載，清乾嘉以來，琉璃廠書肆原多系江西人經營，特別是以江西的金溪人居多，他們以同鄉關系形成集團，被稱為“金溪書商”。清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占據江南，交通阻隔，江西京商的故鄉子弟來京就業者日少，于是只好就近招收學徒。當時冀中地區的冀縣（現冀州）、衡水等地區地瘠人稠，毗鄰京師，且素有重文傳統，許多當地人進京后應招進入琉璃廠書肆做學徒。

冀縣、衡水等地許多人進入琉璃廠書肆做學徒后，慢慢掌握了販書和版本鑒識等經營本領，開始在琉璃廠擺設書攤，獨立經營，有了積累后又購置店鋪，自營書肆，并彼此引薦子侄及同鄉來此謀生創業。經過多年辛苦打拼,書業經營不斷壯大，開設或承繼的大小書肆層出迭現，代江西書業商幫而繼起，開創了一個屬于“冀商”的時代。

在琉璃廠火神廟旁原來有一座“文昌會館”，為江西書商所設，每逢二月初三文昌君誕辰日前往拈香獻戲。光緒初年，有冀商到文昌館拈香者，被阻止進內。冀商遂另于琉璃廠小沙土園別建文昌會館，并冠以“北直”二字，以示區別。“北直文昌會館”的設立，反映了河北書商與江西書商鄉黨行會間的競爭，以及兩者在經濟實力和業界地位的消長變化，是冀商在琉璃廠書業站穩腳跟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據著名古籍書肆經營者孫殿起先生在他的《琉璃廠小志》中稱：“上溯道光咸豐年間，下至民國三十五年這一時期，在琉璃廠開設書業店鋪的共305處，而由冀縣、衡水、深縣、棗強、阜城、景縣等衡水籍人士開辦的共164處。”民國時的學者紀庸在1942年所寫的《白門買書記》中也說：“衡水荒僻小縣，而多以書籍筆墨為業，今舊京琉璃廠諸肆，強半衡水（人）也。”至1956年北京進行“公私合營”時，琉璃廠地區最大的3家書店——松筠閣、富晉書社、邃雅齋，還是由河北籍人士經營的。

冀商書肆的經營特色

冀商在京開辦的古舊書業，一向以服務周到、方式靈活、經營多樣、講求信譽、廣交專家學者，而在京城書友中久負盛名。

當時各家冀商書肆，都有一些精熟目錄、版本之學的店員，對于架上藏書，只要一經過目，就能記住它的擺放位置，價格、作者姓名，以至于書籍內容、卷數，版本源流、傳世多寡等。顧客到店，由店伙計跟著伺候，顧客想看什么書，伙計一會就給你拿來，還可以把這本書的內容、不同的版本予以介紹。如恰巧店里沒有本書，顧客可以留下書名，日后由店伙計出外查找買進，很快再給顧客送到府上。店家對顧客的服務更是殷勤周到，店里的柜上備有煙、茶葉，任由顧客免費取用。近代史學家瞿兌之在《養和室隨筆》中記載，琉璃廠書肆“棐幾湘簾，爐香茗碗，倦時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煙談心，恣無拘束。書店伙計和顏悅色，奉承恐后，決無慢客舉動。買書固所歡迎，不買亦可。”與顧客形成一種朋友式的營業關系。

民國年間，許多冀商開的書店，會經常有店伙到一些圖書館、大學、或著名學者的府邸，送樣書上門，供顧客翻閱選購。這些送書的伙計每每用藍色或白色包袱皮兒包著古籍，捆在自行車后架上，游走于街巷，被老北京人稱為“夾包袱的”。冀縣郭家莊人、古籍圖書發行家郭紀森曾回憶，他在北京隆福寺嵇古堂書鋪和琉璃廠開通書社販書時，就曾“夾包袱”為大宅門送書，結識了北京大學的顧頡剛教授、清華大學的馮友蘭教授、輔仁大學的陳垣教授、著名文學家鄭振鐸等許多專家學者。特別是為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洪煨蓮編纂經、史、子、集的“引得”，提供了《四部叢刊》、《靜嘉堂密籍志》等多種珍貴古籍，助力洪教授完成了64種、81冊的編纂工作，被洪煨蓮當做最可信賴的“書友”。

過去書肆的圖書發行與現在不同，古舊書無固定貨源，也無“訂貨”概念，書店的書主要向社會收購。“收購”直接關系書店的業務好壞，收書的店伙計要有豐富的古籍版本知識，能夠識別冒充古本的“偽書”，以免購進不良商人偽作的贗品而上當賠錢。此外，還要摸清各地藏書的情況和特點，如山東黃縣、諸城一帶多有明代所出地方志，山西一帶常可收購到戲曲、小說一類的刊本，江浙一帶一些官宦名流散居之地常有秘籍珍本。特別要熟悉京中一些“大宅門”的情勢，某宅藏有某書，某宅中落急于出讓，都要了然于胸。如肆設于琉璃廠的著名大書鋪老二酉堂，店主為河北束鹿縣人陳蔭堂，他家書的來源，多半都是由京中破落戶的舊家整批買進，其中有一些一般的鼓詞、勸善文，也有珍稀的海內孤本。這些到手的書有的會很快售出，有的積壓多年也無人過問，存書甚至比一個圖書館還多還齊全。

明清時期,書籍的出版有三大系統：官刻、家刻、坊刻。其中“坊刻”可稱之為“私營”出版社。有許多冀商在北京的書店就兼做雕版印刷的“刻書”業務。如河北束鹿縣人劉魁武在隆福寺開設的聚珍堂，采用雕版與活字兩種技術刻、印圖書，刻有《書經》《四書章句》《幼學瓊林》等書，用木活字排印的書有《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濟公傳》、《聊齋志異》等 ，校勘審慎，鐫刻清晰，屬坊刻本中上乘之作。另如上述的冀商書店二酋堂，集刻書、售書于一體，以刻售普通百姓喜好的戲本、小零本為特色，生意紅火。近代北京史地民俗專家張次溪在《北京琉璃廠書肆逸乘》一文稱：“打磨廠有老二酉堂、寶文堂等書店，專印小唱本、歷書及供塾用之舊式啟蒙書本，自印自銷，分銷于華北各省市及鄉村。”

販書成才多“名家”

經營書業的冀商在漫長的販書生涯中，浸淫古籍，勤勉學習，廣交書友，承師父傳授，受專家學者熏陶，涌現出一批業務嫻熟、多方面發展的冀商書業名家。

首先是“雜志大王”劉殿文。松筠閣是琉璃廠著名書肆，曾由河北衡水人劉殿文從其父手中繼承。舊時琉璃廠書肆均賣線裝書，以善本、珍本、抄本為貴。民國新文化運動后，新期刊風起云涌，精明的劉殿文另辟蹊徑，每天不辭辛苦地到西小市或鬼市上“抓貨”，收售別人不屑一顧的新舊雜志，將松筠閣轉為以專營雜志為主的店鋪，被時人稱為“雜志大王”。他曾收存數千本各種期刊的創刊號，并以此為素材，撰寫出《雜志知見錄》稿本。1956年書店公私合營后，劉殿文被聘任為中國書店期刊門市部主任。當代作家姜德明在《琉璃廠尋夢記》中描述了他與劉殿文見面的印象：“他滿頭白發，沉默寡言，但是一談起舊雜志來卻如數家珍。他能一口氣回答你提出的某一期刊創刊于何年，終刊于何月，編者何人……他的記憶力之精確，令人驚異。”

還有“中國發行家”孫殿起。孫殿起為河北省冀縣（今冀州市）人，是河北書商中的旗幟性人物。他15歲時入京受業于琉璃廠宏京堂，后主持通學齋古書鋪，販書生涯幾達50年。孫殿起對目錄學有較深造詣，尤精于古書版本的鑒別考證，練就“眼別真贗，心知古今”的本領，對書籍源流的厘定，往往觸手即知。他開啟了書商著書立說之先風，編撰頗豐，著有《清代禁書知見錄》、《叢書目錄拾遺》等，其中《販書偶記》20卷收古籍善本1萬余種，是清末民初圖書的著述總目，備受學術界重視。《琉璃廠小志》記錄了琉璃廠從晚清到民國60多年間，200多家冀州書商的師承、名號和盛衰演變，是一本研究琉璃廠文化街沿革演變的珍貴資料。

“一代坊賈”陳濟川也揚名京城。陳濟川是河北南宮縣人，曾在北京隆福寺文奎堂當學徒。1925年，他叔父將經營不善的琉璃廠“來薰閣琴書處”交其經營。陳濟川業務水平高，點子多，他提出“以書會友”的經營之道，專門開辟出后院供文人學者們小坐飲茶，談書論道。由此，魯迅、胡適、老舍等許多學者均成為來薰閣的常客，為來薰閣積淀了深厚的無形資本。來薰閣生意日漸紅火，成為琉璃廠著名的大書店，陳濟川也當選為北平書業同業公會會長。1956年，來薰閣與京城一些古舊書刊店鋪合并為中國書店，陳濟川被任命為負責經營業務的副經理。他一是培養新人，選派業務骨干出京開拓，將中國書店成功開到了廣州、蘭州等地；二是對歷代典籍進行了卓有成效地發掘和搶救。因業績卓越，他曾受邀進中南海，并與毛主席合影。

此外，在書業界的冀商名家還有古籍圖書發行家郭紀森先生，續撰《琉璃廠書肆四記》的雷夢水先生，為“飲冰室”提供大量秘籍珍本而成為梁啟超“書友”的王雨先生等，都為北京書業的繁榮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