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開始，一個僑民群體迅速投入報刊、劇社、圖書館和醫(yī)院等公共事業(yè)。現(xiàn)身北京中國書店的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政論家、經(jīng)濟學家白芝浩的兩卷本《文學研究》，里面夾著兩張書簽，記錄了天津市圖書館的信息。

筆者有兩張淺藍色老書簽，上面用英文印著一家天津外僑自辦的小型圖書館借閱規(guī)定。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圖書館19世紀中葉開始出現(xiàn)在各通商口岸，它們規(guī)模較小，僅為少數(shù)僑民提供讀書閱報的便利，有的漸次發(fā)展為公共圖書館。1843年年底，上海英國領署登記的英國人僅25人，過了五年即1848年，這一社群人數(shù)過百（7人為女性），他們開辦了上海圖書館。第二年僑民增至175人，絕大多數(shù)來自英國。1850年英文《北華捷報》（《字林西報》前身）初次發(fā)刊，記載了上海城市發(fā)展史上諸多重要數(shù)據(jù)的《上海年鑒·1852》即由《北華捷報》編印。

一個僑民群體迅速投入報刊、劇社、圖書館和醫(yī)院（仁濟）等公共事業(yè)，這是值得關注的。王世偉《上海公共圖書館發(fā)展史略》一文展示的細節(jié)更精確：“1849年3月，西僑社團創(chuàng)辦了‘上海書會（Shanghai Book Club）’，兩年之后即1851年改名為‘上海圖書館（Shanghai Library）’，由于其館址一度設在市政廳內(nèi)，故又稱‘市政廳圖書館’。這是目前已見史料中最早的‘上海圖書館’的名稱。”“上海書會”的英文名稱表明，圖書館最初實行俱樂部會員制。

1858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北華支會成立，以上海文理學會為依托（因而也稱上海支會），同樣實行會員制。那一年稍早印出的《上海文理學會會刊》（由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編輯）隨即更名為《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這份刊物所收論文穩(wěn)步推進了海外漢學，對中國讀者在全球化和世界文明的格局下認識自身，也極有啟發(fā)。該會1865年1月通過章程，擬設圖書館和博物館，會員分“常住”（年費十美元）、“非常住”（年費五美元）以及免交年費的“名譽”和“通訊”四種；圖書館將設在福州路某樓樓上，藏書可借閱，年費十五兩銀子。過了幾年亞洲文會購地筑房，會所使用了約半個世紀被拆除，原址新建的裝飾藝術風格五層大樓于1932年落成，圖書館和博物館搬入新家（五十年代初圖書轉(zhuǎn)存徐家匯藏書樓）。亞洲文會這棟著名建筑在外灘（現(xiàn)在的上海外灘美術館），十幾年前修葺一新，正面墻上鐫刻著篆體“亞洲文會”四字，頂端的“RAS”系這一學術團體的英文縮寫。

多年前，筆者在北京燈市口中國書店里面的一個特殊門市部買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政論家、經(jīng)濟學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的兩卷本《文學研究》（倫敦朗曼公司1879年出版），小32開精裝，羊皮書脊和書角。本文起首說的書簽就現(xiàn)身于這兩冊書中。白芝浩生于一個從事銀行業(yè)的家庭，倫敦大學畢業(yè)，從1860年直至辭世，擔任由岳丈詹姆斯·威爾遜1843年創(chuàng)辦的《經(jīng)濟學人》雜志主編。他對銀行的多種功用和國家財政政策認知深透，1873年還出了《倫巴底街》（倫敦的倫巴底街為金融中心，貨幣市場的象征）一書，政界人士常向他討教。《經(jīng)濟學人》是廢除谷物法運動的成果，被馬克思稱為“自由貿(mào)易派機關刊物”，至今仍是英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商業(yè)期刊之一。白芝浩的代表作是1867年問世的《英國憲法》，章士釗熟讀此書，仰慕作者，譽之為“政論大家”（“言政制最先，而亦最當”）。《甲寅》雜志1914年創(chuàng)刊于東京，第一卷第一號載有章士釗自譯的《英國憲法》第一編“內(nèi)閣論”，附了他的《白芝浩內(nèi)閣論》一文。將Bagehot譯為白芝浩，章士釗恐為第一人。民國年間的政治學家、法學家如張東蓀、費鞏等，只要談及英國的議會政治，一般都會借鑒《英國憲法》而且沿用章士釗的作者譯名。

民國初年政局動蕩，章士釗譯介白芝浩，呼吁交斗各方調(diào)和妥協(xié)，走出一條新路。嚴復是最早聞知這位英國政論家的中國人之一。白芝浩1877年3月24日病故，病癥像肺炎，年僅51歲。一個多月后，嚴復抵達倫敦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留學，新近出的《經(jīng)濟學人》等英國期刊想必正在悼念這位英年早逝的主編。1898年，《天演論》正式出版，戊戌變法失敗后刑部主事張元濟被革職，回到上海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第二年4月5日，時任北洋水師學堂總辦的嚴復從天津回函張元濟，解釋譯書的原因：“（憫）同國之人，于新理過于蒙昧，發(fā)愿立誓，勉而為之。”他寫道，亞當·斯密的《原富》，已斷斷續(xù)續(xù)譯了一年多，譯事完畢后，計劃再譯篇幅稍短的“柏捷《格致治平相關論》”等等。孫應祥先生在《嚴復年譜》中將姓氏“柏捷”改為“柏捷特”，注明即Walter Bagehot，《格致治平相關論》則是他的著作Physics and Politics（《物理與政治》，1872）。嚴復肯定聽英國人念過Bagehot，譯名“柏捷”（“特”字可以不加）接近準確發(fā)音；章士釗將“hot”讀成重音，其實“h”不發(fā)音（就像Beckham，“貝克漢姆”也是錯譯），現(xiàn)在只得將錯就錯。

白芝浩古典學修養(yǎng)深厚，熱愛文學，撰寫過多篇詩人、作家專論，大都發(fā)表于《全國評論》和《雙周刊》。白芝浩去世不久，他的大學同學理查·霍爾特·赫頓匯集這些頗具規(guī)模的批評作品，冠以《文學研究》之名出版，并寫了一篇回憶文章作為序言。這兩卷書都帶附錄，第一卷附錄中收了白芝浩評價1851年巴黎政變的七封信，話題敏感，容易讓朋友失和——馬克思的名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是針對這次事件撰寫的。赫頓也好議論文學，曾與白芝浩同編《全國評論》，后主持《旁觀者》周刊。19世紀英國文學和文化政治的演進，離不開各類刊物以及它們的撰稿人相互之間激烈的爭辯。白芝浩《文學研究》的首篇是《〈愛丁堡評論〉的早期作者》（1855），該文第二段概括了當時文學生產(chǎn)場域的現(xiàn)實：“書評寫作是現(xiàn)代文學的特色之一。”《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1982）收有楊周翰先生撰寫的詞條“英國期刊文學”（17世紀至19世紀中葉），要了解英國文學概貌的普通讀者，可以當做指南來閱讀。柯勒律治曾將書評人比為蛆蟲，專門躲在天才的頭顱里偷吸美味的腦汁，而蠹魚則愛書，嗜食印著文字的紙張，兩者不可同日而語。白芝浩結(jié)合時代和閱讀環(huán)境的變化，為書評寫作正名。不過他專指創(chuàng)辦輝格派《愛丁堡評論》的弗朗西斯·霍訥、杰弗里勛爵和西德尼·史密斯等人如何在自己的季刊上透徹表述觀點，這些人士對英國的政治改革功莫大焉。

《文學研究》中夾著的淺藍色英文書簽兩面都印有文字。一面分上下兩欄，上欄印著：“務必使用這張書簽，并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與圖書一并歸還。入會的規(guī)定和條件，詳見反面。”下欄：“請夾在停止閱讀之處；購買文具請到”。再往下是三個用花體字排印的機構(gòu)：

天津出版有限公司，

維多利亞道181號，

天津

主辦

《京津時報》

（1894年創(chuàng)立）

晚清讀書人用的是文房四寶，而這家出版公司除了主辦兩份報刊，還專賣文具，顧客是僑民以及西式學校（如天津大學前身北洋大學堂和北洋水師學堂）師生。再看書簽反面的文字：

天津市圖書館是天津外僑通過信托而設，其館務由定期捐助者每年二月選出的委員會負責。入會條件：單人會員或一對夫婦每年二十美元，六個月十一美元，三個月六美元。定期捐助者其他家庭成員每年五美元。天津港臨時居留者每季度七美元。

白色標簽圖書借閱一個月。紅色標簽圖書，小說類一周，其他類別兩周。一次可借閱紅色標簽圖書兩冊，其中小說僅限一冊。雜志可借閱四天。

《文學研究》書脊上貼的是白色標簽，借閱期限為一個月。標簽頂部印著小號字體的“One Month”，中間是大號字母“E”，編號594、595。這兩本書的第一頁和末一頁都蓋著藏青的天津市圖書館橢圓英文印章，顯然是從那里流失出來的。書簽上的“定期捐助者”原文為subscriber，也可以譯成“用戶”，說明這是一種會員制非盈利性圖書館，資金由選舉產(chǎn)生的委員會管理，委員即受托人（trustee）。為了確保圖書館正常運行，執(zhí)行規(guī)章制度，委員會勢必會聘請管理員，負責入會登記、收費、購買會員推薦的圖書、分類編號和上架等日常事務。這位管理員也可能是女性義工。管好一筆基金，極易，也極難。

清末天津的維多利亞道是租界主干道（現(xiàn)在的解放北路），這家出版公司旁邊就是1890年落成的英租界工部局大樓（又稱戈登堂，當時為天津最大建筑）以及著名的利順德飯店。據(jù)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介紹，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原名《京津泰晤士報》（按：譯《京津時報》較妥，倫敦的《泰晤士報》英文稱The Times，與泰晤士河無關，中文報名為誤譯），系中國北方英文報紙翹楚，與上海的《字林西報》齊名，為英國人裴令漢（William Bellingham）所創(chuàng)辦，發(fā)刊于1894年3月，初為周刊，至1902年10月改為日刊。The China Illustrated Review原名《星期畫報》，也是英僑所辦。

19世紀下半葉，天津最有名的外僑，要數(shù)英籍德國人德璀琳（1842—1913）。他深得李鴻章和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信任，多年擔任天津海關稅務司，還一再被推舉為英租界董事長。德璀琳會說漢語，1886年在天津創(chuàng)辦兩份報紙，中文《時報》和英文《中國時報》（The Chinese Times），分別延請英國人李提摩太和亞歷山大·宓吉主持筆政。北洋水師學堂（1881年創(chuàng)設）和天津北洋西學學堂（1895年創(chuàng)設，不久更名為北洋學堂）的閱覽室應該是這些報刊的訂戶。德璀琳的大女婿漢納根（1854—1925）是北洋水師總教習兼副提督（提督為丁汝昌），翁婿二人深度參與了洋務運動。另據(jù)吳宓1914年3月19日日記，“本校顧問、美人Peck君在禮堂演說，略謂學生求學當以習儉服勞為第一義，如是則求學始有著實之成就，而不負應用人材之期望也”。頁底有一條關于這位生于天津的清華學校美國教師裴克的注釋。（吳宓在這一年4月16日的日記上還記錄了通州協(xié)和文學校教授、美國W ilder博士在清華演講的主旨：“故作官思想，不可不除。而服役社會之心，不可不盛。”）天津有名的外僑中還有美國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的父母。

最后再說一說白芝浩的長相。《文學研究》上卷封二貼著的作者照片，系用凹版印相工藝（伍德伯里照相印版法）制作。19世紀末，一位畫家根據(jù)這張照片繪制了白芝浩肖像的版畫，頗受一些人的喜愛。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從政前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校長，他崇拜白芝浩，稱他有資格在英國文學史上留名，還在自己書房墻上掛著這幅肖像。威爾遜寫過一段形容白芝浩面部特色的漂亮文字，不妨稍稍用來點綴一下本文的收尾。他欣賞白芝浩那一頭厚厚的波浪形黑發(fā)、白里透紅的氣色和眼睛里深邃、嬉戲的亮光。讓我頗感意外的是威爾遜稱白芝浩“鼻翼翕動，如同一匹純種賽馬”。當今的美國學界講“性取向”，不知會據(jù)此作出什么花色的解釋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