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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趕路》故事梗概非常簡單：一個十六歲的山東鄉下青年，爹娘雙亡又被狠心族人趕出家門，他來到天津衛謀生，歷經生活磨難、克服各種困難，成為新中國第一代技術工人。小說時間跨度從1936年到1979年。

從這樣的梗概來看，《趕路》似乎僅是寫了一個人的“個體經歷”。是，但又不是。

《趕路》既不是早先的“社會敘事”，也不是后來的“車間敘事”。它敘事沒有邊界，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框架中，敘事觸角延伸到社會各個角落。我想用一個不太規范的命名來概括《趕路》——“社會工業題材”。

在構思、寫作《趕路》的兩年時間中，我的思維沒有任何羈絆。這樣的創作心態來源閱讀感悟。有一個時期，我集中閱讀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的小說，特別是他的短篇小說，讓我產生了濃厚興趣。當我靜下心來，突然發現卡彭鐵爾的作品貌似關注個體，其實那只是表象，他的真實目的是將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巧妙地鑲嵌到歷史的框架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阿萊霍·卡彭鐵爾是一個具有“編年史”意識的作家。

我尊敬卡彭鐵爾，向往他的寫作目的。我在創作《趕路》時，希望自己能夠寫出歷史橫斷面。我采取最簡單也最有效的辦法，在大時代背景下，呈現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同事、街坊、親屬、家庭成員等所有社會關系，也包括個體與時代的關系。

要想寫出時代風貌，就要寫出人物在時代背景下的真實狀態——生存狀態、精神狀態。所以，我在努力寫好主角的同時，也更加努力寫好主角周圍的群像。大時代背景下人的狀態，僅僅依靠一個主角不可能實現，必須依靠群像來完成。

我是這樣思考的，也是這樣創作的，至于我是否達到目的，還需要讀者的檢驗，那就請您去閱讀《趕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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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想法是寫作一部三代工人家庭的故事，分為上、中、下三部，書名叫《平原故土》，為此我寫了一個五萬字的詳細大綱。但是后來，我打消了這個想法，已經寫了三萬多字的開頭，我全部舍棄了，在電腦上完全刪除。

我改變了最初的想法，要用不同寫作風格來創作三部“社會工業題材”長篇小說。我不想“生產”出來長相、服飾、語調、動作完全相同的三胞胎，我想要“生產”出來個性獨立、面貌不同但又血脈相連的三兄弟。面貌相同的重復寫作，讓我提不起任何興趣，字數的堆積是浪費自己和讀者的時間。

《趕路》這部長篇小說，是后來才改的名字。申報2024年中國作協“重點扶持作品”的時候，它還叫《荊棘之路》。后來，看過書稿的編輯朋友，說《荊棘之路》這個書名與內容不太相符，有些“隔”、有些“空”、有些“大”，最后改成《趕路》。我覺得現在的標題非常適合這部作品。

在創作《趕路》之前，我集中閱讀了數百萬字的歷史資料。根據以往創作年代小說的經驗，閱讀資料越多，資料越是豐富，也就越是容易陷入“資料的沼澤”中。我不想被多年收集的豐富的資料捆住自己的手腳，因為一旦被束縛，也就困住了創作的想象力。智利評論家路易斯·哈斯講過一句話：“僅憑閱讀文獻不足以捕捉一個地方的回響，而文獻有時反倒可能成為寫作的障礙。”他說得非常精準，真是說到了我心坎上。

所以，我在閱讀資料的基礎上，還加入了“實地考察”。

《趕路》的內容涉及京津冀魯地區的人文歷史，于是我利用寫作間隙，駕車前往河北、山東等地，先后去了保定、寧津、正定、勝芳、臨清、青州；我還深入工廠企業，與老、中、青工人交流，了解他們工作與生活的心態；還去了出現在小說中的天津某些地方，把“人、地、事”和“往昔與當下”相互結合，認真思考和總結，盡一切可能，給干巴巴的文字資料注入創作所需要的“精神養料”。

四十年的創作經歷，我深知作家職責是什么——應該讓歷史在你的筆下鮮活而生動，而不能在你筆下成為僵硬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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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寫作重要許多。也正是來自閱讀的滋養，還有多年以來寫作“閱讀筆記”的習慣，讓我的寫作視野開闊許多。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借助蘇格拉底、阿德曼特和格羅康之間的對話，提出一個“講故事”的標準——要講“大故事”。

什么是“大故事”？

蘇格拉底給了簡潔清晰的解釋：“過去講給人聽，現在還講給人聽”；隨后他又講了寫不好“大故事”的原因，“最嚴重的毛病是說謊，而且謊說得還不好”。

誠然，小說家職責就是講述虛構的故事，說得諧趣些，寫作過程也是一個“說謊的過程”；但一定要“把謊說好”，要“講給人聽”，要“讓人相信你的謊”。因此，這就要求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始終葆有一顆面對世界的真誠的心，只有內心真誠才能講好“藝術的謊”。

如今，長篇小說《趕路》已經成為過去，接下來又要開始新的創作；我將繼續“社會工業題材”寫作，繼續講述我所理解、我所認知的生活。

米蘭·昆德拉對小說創作有過浪漫的說法，他說小說是“理解他人的一個永恒的邀請”。

謝謝《當代》。謝謝生活。謝謝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