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幾年前，我聽黃德海說他對“天學”感興趣，也就因此留心，找了相關書籍來讀。看來看去，不得要領，想要深入下去，也不得其門而入，只好望“天”興嘆。這期間，黃德海已經開始了“天”文的寫作，并且陸陸續續地發表，我一邊看一邊念叨：不知何日成書？這本書或許能讀進去。

時光飛逝如電，而今，這本“天”書就在我的眼前，它有一個“接地氣”的名字：《史記今讀》。

打開書本，先觀目錄，赫然發現有一篇“附錄”：《木實繁者披其枝：刪蕪就簡，再寫一遍》。什么意思？文章還可以、還需要再寫一遍嗎？那就先讀“附錄”，再從頭讀起。通讀之下，很快就發現，“附錄”刪除了大量引文，尤其是相關西學文獻（比如赫西俄德、蘇格拉底、希羅多德、歌德、列奧·施特勞斯等），所剩寥寥無幾。這是為何？《后記》里說，本書前面十一篇文章，有些枝蔓，略微偏離，待到寫完之后，尤其是從一次旅程中“緩過神來”之后，他就把與主題“直接相關”的部分再寫了一遍。

我一開始以為這大概與專欄寫作有關，迫于時間、字數，處理對象的難易程度等問題，寫作的枝蔓與偏離都不可避免，但《后記》里又說“附錄”也是約稿文章，那么“再寫”就應該還有別的含義。

在我看來，“附錄”三篇是總結性文章。開篇《為何以及怎樣讀經典》點明《史記今讀》的“讀”：“不是研 究（learn about），而 是 學 習（learn from）一本經典，把經典當作老師來對待，以此來檢驗自身的局限。”文章結尾對本書有一個基本認識,“暫時充當讀《史記》的入門向導”。這也是總結自己的學習吧？第二篇寫司馬遷，第三篇談《史記》的結構與內容。可以說，刪蕪之前有所疑，就簡之后有所決，最后對《史記》有一個判斷，相當于總結陳詞。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附錄”當作《史記今讀》的“自序”，是對《史記》的學習（learn from）。《史記》一百三十篇，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這篇“自序”先敘自己，然后對前述一百二十九篇分別提要，總結全書。“附錄”三篇的結構與《太史公自序》相應，因此，“附錄”其實不是“附錄”，是正文，其作用相當于全書完成后的總結性序文（只是這個序文有點長），它與前面十一篇文章并列，故《史記今讀》共有十二篇。

這個“再寫一遍”對我是個重要提醒，我意識到：我的寫作要有所損益，它應該是接著啟航，是第三次。

二

《史記今讀》的核心內容有二，一是司馬遷，一是《史記》。關于司馬遷，我們比較熟悉他在《報任安書》中自述的一段經歷，他因“李陵事件”獲罪，下獄，受腐刑，痛定思痛之余說了一段傳唱千古的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詩》三百篇，大厎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黃德海在書中指出，較真起來，司馬遷上述很多列舉“算不上事實”，但他也知道，司馬遷之意“可能并非強調因果”，或如書里引齊召南所言：“身雖遭罪，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為下文自己發憤著書比例。”但《史記今讀》并不局限于“比例”，它要走得更遠，在引證了一個“發憤者”系列后，書中說道：“這根本不是什么梳理材料，而是司馬遷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傳統。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呂不韋、韓非，包括《詩經》的諸多作者，稍稍脫離了自身所在舊傳統中的位置，微調自己的方向，成了這個新創造出來的傳統的一部分。”

這個創造，用《史記今讀》中的話來說，相當于一個“打碎和拼合”的過程，其中，“核心元素要損之又損，甚至要簡質到隨時打碎隨時拼合的程度（或者因為變化足夠快，看不出打碎和拼合的過程）。”司馬遷完全可以達到這種程度，那些經他“打碎和拼合”的史實，形成了數不勝數的故事、成語乃至傳統，早已化作民族文化的骨肉和血脈。而作為一本向《史記》學習的書，我們也可以從中管窺某種心志：“就跟著時代的變化，把看起來破碎的一切，重新拼成一條長河。”

這條長河（或傳統）要經過檢驗，就是要“把這個創造放進更遠、更廣的文化長河中，檢驗一下新傳統在其中的位置”。黃德海檢驗下來，司馬遷的“發憤”傳統可以相通先秦的“詩可以怨”，還可以相應古希臘的卡塔西斯（katharsis）——通常翻譯為疏泄、凈化或陶冶，而且，這個過程“并非自然的轉折，而是有意的選擇”，這是“真正的美德”！雖然“人生中很多災難，其實是根本無法安慰的”，但人們可以選擇主動創造，廁身于一條偉大長河，發憤或者凈化，以此安頓自己在現世生活中已然受損（有璺）的身心。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檢驗本身也是一種“打碎和拼合”。

司馬遷創造了諸多新傳統，而他本人也置身于一條偉大傳統當中。“如果一個人心中有條完整的文化長河，他寫下的每一處文字，都應該是這條長河的全息影像，收起來仿佛是斷續的片段，展開就是萬里長卷。或許，司馬遷心目中就有這樣一條長河吧。”《史記今讀》詳盡考察了司馬遷的家族與成長，家學與師傳，學習與漫游，上追巫—王與巫史傳統，下至今古文《尚書》與《春秋》公羊學，這表明司馬遷的創造不僅僅出于“發憤之所為作也”，也是因為他本身就在文化脈絡當中。

司馬談臨終對司馬遷有一個囑托，明確給出了自己的“文化斷代”——周公、孔子（可對比后世的孔顏、孔孟），同時“指明了撰述的志向和旨趣”——接著“絕筆獲麟”往下寫。司馬談的臨終囑托是終點，也是起點，譬如《春秋》的暫停是《史記》的動力，這里有一種極其深厚而且磅礴的力量，是傳承，也是創造。

三

《史記今讀》對《史記》的總體判斷，引用了鄭樵《通志》中的一句話：“六經之后，惟有此作。”而“要認識《史記》的真正面貌，大概應該回到司馬遷的自我認知那里，回到整全的文化系統那里。”《太史公自序》里說：“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天官學、易學和道論可以說是司馬父子最根本的學問，其中，天官學與道論都可相通于易學，而“易學是中國傳統中最關注整體的學問，或許正因為談、遷父子有此傳承，才有《史記》的偉大成就”。

由于司馬父子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結構，故“能以此剖判當時能夠看到的天下學問。”司馬談有《六家要旨》，而“司馬遷能善繼家學，以《易》兼六家之整體，歸諸儒而反之。”（潘雨廷《〈史記〉的思想結構》）當然，這是屬于司馬遷和《史記》的學問結構，那么《史記今讀》的學問系統又是怎樣的？

《史記今讀》“附錄”第三篇最后一段寫道：“《史記》原本的目的是‘擬經’（十表類《春秋》，八書擬《尚書》），實際達到的程度是‘成一家之言’的子，后世將之確認為史部之首，卻也折服于其閃耀于集部的文字精妙。”

在我看來，《史記今讀》實際呈現的結構是“經史子集”四部，而它想要借此上出形成的結構則是先秦與古希臘，或者可以說，在上達先秦古學的同時“旁通”古希臘。《太史公自序》曰：“原始察終。”如果把六藝、六經當作“始”，那么總結中國傳統文化的“四部”可為“終”，而“先秦與古希臘”，或為今之道，今之有。

現在來看這個“四部”的結構與內容。先說經，《史記今讀》認為《史記》“排在整個中國經典序列，而不只是傳統歷史著作的最前面”。書中談《十表》，論《八書》等，是要把《史記》“擬經”的思想“推隱至顯”。重視經，或者是一種“歸根”思維？詳考一個人（司馬遷）的成長，一本書（《史記》）的形成與流傳，就是要找到他（它）的根本（學問），即賴以存在的經典，正是這些經典形成思想結構，由此得見學問整體，一覽天下之學。

次說史。《史記今讀》詳考“史”的起源，推“史”（顯）至“巫”（隱），指出史官是天官，史學是天學，司馬遷不僅僅是史學家，也是星占家。又說流變，從絕地天通到世序天地，再到文史星歷，從司馬遷家族史再到《史記》的傳播史，我們可以看到“史”的職能和地位不斷變遷，從“擁有完備文化系統的史”到經史分離，經從史出，史又逐漸獨立出來，古史學變成了今史學。要而言之，溯其源而知其流，何而非史？

說到子，不能孤立來看。按《史記今讀》的理解，司馬遷上承古史之學，完成“擬經”，《史記》是杰出子學的一家，又是官方所稱“正史”開端。那什么是子學？“六藝本身（孔子所學）為古學，經學（孔子之學的古學部分）是古學宗子，而儒家學說（孔子之學的今學部分）是另外成立的古學別子。”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子學出自古學？依此來看，司馬遷所學為古學，司馬遷之學（《史記》）為子學，不過，這個子學是古學宗子。子學也是私學，“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在“務為治”。

說到集，《史記今讀》專門有一篇文章：《發憤之所為作也》，算得上是對《史記》的一種文學批評。“這里的憤，是一種心思未能通達的郁積狀態。”而文學創作可當“發憤”（或舒憤）。屈原《惜誦》中有“發憤以抒情”之句，魯迅評價《史記》是“無韻之離騷”，其來有自。如前所述，“發憤之所為作也”是司馬遷創造的屬于自己的傳統，可通古今，兼及中西。書里引文說到司馬遷“愛奇反經”，我以為“愛奇”是一種文學（語言）風格，而集部不同于經部，是謂“反經”。

以四部來說《史記今讀》，這本書應該算是讀進去了。不過，“天學”依然還在天上，無有著落（這完全是我的問題）。但也有收獲。這次閱讀讓我意識到，“天學”有其獨特的學習與傳承方式，家傳或者師授往往需要機緣，目前不妨放下。一路看到《凡天變，過度乃占》，書中引了《史記·天官書》的一段話：“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又引朱文鑫《史記天官書恒星圖考》中的圖解，我把書和圖都找來看了，不知其所以然。讓我心動的是接下來書中引了潘雨廷先生的一段話：“妙就妙在此圖用眼睛是永遠看不見的，角星要夏天看（如果在一天內看，角要極早在黃昏看，斗星要極遲在清晨看），參星要在秋冬之際看。人就是上到宇宙空間，看到的也不是此圖的景象，此圖的實質是已經描寫了時間。一半直接見到，一半要用思想，真實情形永遠如此。”

這段話以前肯定讀過，此刻重逢，卻如新知。我心里想著這段話，那張圖，隨意做點其他事。其間看了一部老港片《旺角卡門》，影片最后，張曼玉飾演的阿娥在車站告別表哥阿華（劉德華飾），電影給了張曼玉臉部一個特寫，這張臉頓時讓人想起兩個比喻：面如滿月，眼如星眸。她的臉部先是靜止，然后突然有一個微表情，接著就流下眼淚。這段表演令人嘆為觀止，驚嘆之余我又覺得：它不就是時間的顯現嗎？有始、有變、有終，渾然一體，不可分割，就在眼前。

所謂“究天人之際”，也是在劃分時間開端吧？這個開端在天，也在人，所有時間其實都是人根據參照物（譬如星辰）定下來的，是客觀，也是主觀。在司馬遷時代，太初改歷，建寅歲首，影響至今。“通古今之變”，有無數個變化，變就是古今在變，永遠在變，要能確定“今”。所謂“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關鍵在當今；“以知古始”，回到時間開端，或今之“初心”。“成一家之言”，一旦成言，變化結束，時間封存，同時醞釀新變化。這樣看來，“史”不僅記事（相應史官），也記時（相應天官），“在更深的意義上，一直就沒有擺脫基礎性的勞作與時日”。

寫到這里，文章臨近結束，暑假也收尾了。我想起在《史記今讀》里引的《勞作與時日》中的話，它在心中盤旋已久，現在就把它寫出來，作為一段時間的結語，其辭曰：“不論時運如何，勞作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