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1893—1952），民生公司創始人、中國航運業先驅，被譽為“中國船王”“北碚之父”。盧作孚的一生跨越“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三大領域，并在這三個領域各有成就。他青年時提出教育救國并為之奮斗，自學成才后創建學校、圖書館、博物館，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北碚為基地，從事鄉村建設的理論探索和社會實踐；創辦民生公司，陸續統一川江航運，迫使外國航運勢力退出長江上游；抗日期間坐鎮宜昌，組織領導宜昌大撤退，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

團結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由盧作孚的孫女盧曉蓉編著的《我的祖父盧作孚》，通過“魂斷天涯長相憶”“眾里尋他千百度”“不廢江河萬古流”三輯內容講述了“我的祖父”盧作孚的人生故事。作者試圖從自己和親人的記憶里去搜尋祖父的身影，從祖父的生平經歷、著作以及與同道交往中去發掘他的理想和實踐，從學者、作家們的研究成果中去認識他的人格品性和精神境界，為讀者展現和還原了一個真實立體、全面客觀的祖父形象：一個簡單樸素、開拓進取的盧作孚，一個大公無私、一心為國為民的盧作孚，讀來令人欽佩。

鳳凰衛視的《縱橫中國》欄目二十一年前巡回到重慶舉辦時，主持人吳小莉問在場的嘉賓，重慶歷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記的人，應答者眾。吳小莉卻說：“有一個重慶人，可能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很陌生了。但毛澤東說過，他是不能忘記的人。這個人是誰呢？一個不能被忘記的重慶人，他就是盧作孚。”看到這里，我熱淚盈眶，無地自容。盧作孚是我的祖父，我曾將祖父淡忘于彼岸世界將近三十年。

祖父是1952年2月8日去世的，他去世后不久，父親就帶著我們全家從香港回到重慶，在與朝天門隔河相望的青草壩民生機器廠安了家。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生機器廠幾度更名，最后叫“東風船廠”。我們回來時，有北京、上海、重慶的航運管理機關或研究院所邀請父親去那里工作，他都婉言謝絕，理由是祖父生前希望他多到工廠去，向工人學習。我們起初住在青草壩的山頂，家是一大兩小的土墻平房。家里掛著祖父一張放大的照片，每天上學和放學的時候，我們都要對著祖父的照片行禮請安。吃飯的時候，也要給祖父擺上一副碗筷，先由我說一句“請爺爺吃飯”，全家才開始吃。每逢清明節，我們帶上祭品去給祖父掃墓。那時候我還小，并不真正懂得這些祭祀的意義，但這些情景卻連同我對祖父的記憶一起，深深地銘刻在腦海里。

可惜這一切沒有持續多久，家里不知不覺地發生了一些變化。祖父的大照片不見了，吃飯的時候不再擺他的碗筷了，我們向祖父請安的儀式也取消了，清明節不再上墳掃墓了。仿佛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把祖父從我們身邊帶走了，我卻渾然不覺。

懷抱“人人皆為園藝家，將世界造成花園一樣”理想的祖父，把青草壩也建成了一個大花園，我在那里度過了夢幻般的童年時代。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斗爭的大風大浪沒有放過美麗恬靜的家園，接二連三突如其來的風波，無情地掐斷了智慧樹上獨立思考的嫩芽，將我裹挾到主流意識的旋渦之中。我在那塊埋藏著無數歷史遺跡，閃耀著人性與智慧光輝的土地上足足生活往返了28年，卻從未想到去探尋珍貴的寶藏。幾十年后，等我有了這方面的沖動時，青草壩早已變成一座荒山，民生廠也成了一堆廢墟。

小學畢業，我考上了本市很有名的巴蜀中學，這是我父親心目中的唯一選擇。我的父輩中有不少人曾在這所中學就讀。江姐的兒子、雙槍老太婆的外孫等，都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在這所學校里，學到了扎實的基礎知識，積累了班級工作經驗，卻也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坎坷——我的祖父被扣上了“反動資本家”的帽子，我成了“打擊對象”，被剝奪了上大學的資格。后來在祖父的文章里，我才讀到“教育為救國不二之法門”“國中萬事，希望若絕，尋求希望，必于教育事業”。而他疼愛的長孫女——我，1965年中學畢業即失學以后，卻帶著對知識和教育的漠視，自愿上山下鄉安家落戶以求脫胎換骨。

我和本校三十多位同命相連的初高中畢業生一道，去了四川最艱苦的地區之一——當年紅四方面軍的根據地大巴山區萬源縣，在那里勞動、工作、生活了十三年。與大巴山一脈相連的嘉陵江三峽地區，曾是四縣交界、土匪出沒、民不聊生之地，我祖父在1927年受命出任該地區峽防局長，任務是剿匪和維持治安。但祖父的志向遠不止于此，他“不僅要消滅土匪，而且要消滅產生土匪的土壤”，要把以北碚為中心的這個區域“經營成一個燦爛美妙的樂土，影響到四周的地方，逐漸都經營起來，都成為燦爛美妙的樂土”，作為“將來如何建設新中國的縮影”。祖父在開展經濟建設的同時，更重視文化建設，在那個地區陸續創辦了中國西部科學院、博物館、多個圖書館和中小學校及大學。“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經濟、衛生各項事業，不上幾年，建設得應有盡有。”1948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北碚定為“基本教育實驗區”，以表彰它對文教事業所作出的貢獻。抗戰期間，北碚還先后安置了眾多政府機構、大專院校、科研機關，接納了數以千計的著名學者和文化名人，被譽為“陪都的陪都”“東方的諾亞方舟”。

時隔四十年后我去大巴山時，對祖父這些理想和業績全然不知。我既無高遠志向，也無明確目標，非但沒有把新知識、新技術、新生活方式帶給當地農民，反而努力向他們“看齊”。我在鄉下生活了十三年，親眼見到那里的鄉親因為窮，他們買不起衣服，買不起線，只能買一毛多錢一尺的白布，一毛錢一包的染料，染成黑布或藍布，再用自己搓的麻繩縫衣服，還都是補丁摞補丁。

我父母保存了幾封我在農村寫給他們的信，其中一封是1971年得知在長春的二姑一家連同我七十歲的祖母被下放農村時寫的，信中說：“知道保保（即我二姑）一家要到農村插隊落戶的消息，我非常高興和放心。高興的是，保保和程叔叔（即二姑夫）響應了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也毅然踏上了這光榮的革命征途，事實進一步證明了四年前，我走的這一條路走對了，越走越寬廣，越走越光明。放心的是，他們到了農村，到了貧下中農中間，思想就會煉紅，身體就會長好，打起仗來，就會絕對的安全了。婆婆年紀雖然老了，但到農村去，對她的身體還適合些。以后，（等）他們的地點落實后再給他們寫信。應該認識到，這還是一項偉大的戰略措施，可以為將來的共產主義建設儲備一批技術力量！”我祖母那時已年逾七十，在我寫這封信時，她的丈夫即我的祖父已經在教育、實業和鄉村建設三大領域的實踐中取得顯著成效，并明確提出了以“現代化”為“公共信仰”，以“新的集團生活”取代舊的家族制度，以動員全國人民投身“產業運動、交通運動、文化運動、國防運動”的方式，“將整個中國現代化”的一整套主張。祖父絕對想不到，時隔三十多年后，我除了“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腦子幾乎一片空白。

每每想到這些，我的心仿佛在流血，為自己和祖父在人生道路上的南轅北轍深感痛悔。為了彌補這個難以原諒的錯誤，我離開職業生涯步入退休生活以后，便開始了走向祖父那個世界的漫漫征程。我從自己和親人的記憶里去搜尋祖父的身影（請見本書第一輯“魂斷天涯長相憶”），從祖父的生平經歷、著作以及與同道交往中去發掘他的理想和實踐（請見本書第二輯“眾里尋他千百度”），從學者、作家們的研究成果中去認識他的人格品性和精神境界（請見本書第三輯“不廢江河萬古流”）。我面對的是見不到邊的海洋，望不到頂的山峰，探不到底的富礦。如果我早一點了解祖父，早一點學習他的著作，借鑒他的經驗，也許前半生就不會像頭拉磨的驢那樣只會轉圈圈；如果我能像他那樣，從小就有明確的奮斗目標，并且終生信守，百折不撓，義無反顧，將生命力發揮到極致，也許我就能為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但是，這樣的機會已經一去不復返，除非我還有來世！這樣的發現和對比，對我來說是痛徹心扉的，我唯有把這些感悟寫成文字，為讀者們提供參考，才能得到些許的安慰。

長大以后，母親告訴我，小時候我老愛皺眉頭，祖父見了曾感嘆：“這孩子從小愛皺眉頭，將來長大了不知會有什么樣的遭遇。”如今，已在世上走過了七十七個春秋的我，很想對祖父說：我因為有了您這樣一位祖父而遭遇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和磨難，但也因此而享有了常人不曾享有的幸福和榮耀。比如我一生所受的學校教育，都受惠于祖父的恩澤：我讀的小學是他親手創辦的，我讀的中學是他大力協助并長期資助其興辦和發展的，連第一任校長都是他設法延請的。1978年我從四川偏遠的鄉村考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更是與他的畢生所為有關聯。

借此機會，我要感謝我的親友師長對我的關愛和支持！感謝所有盧作孚研究學者多年來所做的艱苦細致而又意義非凡的發掘研究工作！感謝各媒體的朋友從破冰之旅開始從不間斷地采訪、制作、傳播盧作孚的精神和事跡！感謝文學藝術工作者為宣傳介紹盧作孚及其同代人的豐功偉績創作的多種文學藝術作品！最后還要特別感謝團結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給我提供了修訂再版本書的寶貴機會！

本書的同名原著出版于2012年，本書約有一半的內容是新增或改寫的，特此說明。

（本文原名《此岸與彼岸》，系該書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