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不是藏書家，不過作為學者，他一生都在跟書打交道，買書、藏書、讀書、編書、著書，一生聚攏了大量圖書，構成了他學者生涯里不可忽視的風景線。

就任繼愈的藏書而言，他的買書藏書讀書主要為了滿足自己閱讀的興趣，另一個目的是圍繞學術活動展開的“用書”，藏書里沒有孤本秘籍，有的只是時間跨度長達幾十年的某類專業典籍與相關專業書籍。如果說珍本，可能是同行或前輩在各個時期贈送的簽名本，近可觀察他的學人交游圈；遠則是從簽贈本尋覓他所經歷的學術流向。還有就是任繼愈在讀書過程中留下的一些批注，見證他對某些問題的思考痕跡。二十世紀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節點，大量介紹西方文化的書籍涌入中土，另一方面中國的學術體制從傳統轉向現代，這個過程同時反映在學術出版上。那一代學人既接受傳統文化，也注重域外歷史文化的吸收，除了讀傳統典籍以外，也大量接觸那個時代陸續問世的出版物，包括一些專業領域的譯著及外文書，藏書不僅關乎其閱讀史，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學術走向。

任繼愈去世后，他的藏書精華部分由其后人捐贈給清華圖書館，這當然與任繼愈夫人馮鐘蕓曾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職有關。在“任繼愈文庫”對外開放期間，筆者曾翻閱過其部分藏書，發現任繼愈雖然是20世紀30年代成長起來的學人，仍然保留了舊時代知識分子的癖好，買書后喜歡在書上簽名鈐印，他鈐蓋在圖書上的印章，從我收集到的大約有十方左右，雖然無法與同時代藏書家、作家唐弢、黃裳相比，依然看得到藏書印傳統對他的影響。

任繼愈常見的十方藏書章：

一、潛齋圖書，白文，金文，這方印章使用的時間跨越特別大，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都在使用。

二、任繼愈章，朱文，隸書，這是一方時代特征顯豁的私人用章，那時被用來領工資或簽收郵件，也被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移用作藏書章鈐蓋。不單是任繼愈一輩，往前推，像他們的前輩，如陳寅恪也是如此用印。此印鈐蓋于1995年出版的《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論文自選集》。

三、任繼愈，寬邊朱文小印，大篆，篆刻較精美，三字排布，循疏處疏密處密的章法。

四、任繼愈，白文，金文，姓名三字從右至左排列，章法頗特別。見于80年代出版物鈐用。

五、任氏藏書，白文，明確為藏書印，鈐蓋于2001年出版社的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

六、任繼愈印，白文，印文取方勢，似受黟山派的影響。鈐蓋于80年代王叔岷《莊學管窺》。

七、任繼愈章，白文，有界格，隸書。這是一方典型的五、六十年代的私人用章。鈐于1955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等書。

八、任繼愈印，白文，整方印取方勢,刻印者還將“愈”字刻誤了,說文無”愈”字,用”瘉“代,故作“疒”頭，左邊字頭應為二橫,此印刻成了三橫，大概是刻者依樣畫葫蘆,又不解文字來歷造成的。此印見于七十年代書籍的鈐用。

九、又之珍藏，半白半朱式，這是一方典型的藏書印，表明藏書者的喜愛，見于21世紀初《李一氓回憶錄》鈐用。“珍”字取自《六書通》。

十、任、又之，朱文，作上下式連珠印。刻印者把姓刻成橢圓形，名刻成方形，是否寓意“一方一圓,自成規矩”？ 未敢確定。

以上印章，其中第—、三、四、五、六、八、九、十印帶有明顯的篆刻藝術傾向，水平高低不一，推測有些得于粉絲的贈送，也有可能是任繼愈在北大或某些書市請人刻制的。而二、七印依筆者判斷是日常生活用印的移用。

任繼愈在北京圖書館館長的任上，常用酷似張裕釗的北魏體，應邀為各方題字，因此有人也把專長研究宗教史、哲學史的他稱為書法家。事實上以他的藏書為例，早年只署名與蓋章，而署名多用鋼筆，這是他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私人藏書普遍的做法，以此宣示書的歸屬，鈐印與簽名帶有明顯的權屬意味。到了晚年，任繼愈依舊沿襲此習，留在藏書上的簡記，喜歡用鋼筆隨意寫出。考察他20世紀50年代用印已經出現“某某圖書”或“某某藏書”等印，流露出十足的藏書印意味。總觀任繼愈的藏書印，具有極濃的當代色彩，有諸如印面過大，印章風格無論朱白，似乎都顯得粗獷崛強。此外就是他的藏書印并不成系統，與傳統藏書章制作精美、形式上朱文多于白文形式相去遠。另外，任繼愈鈐蓋藏書印的印泥也不甚講究。所呈現的諸多特征從一個側面印證了藏書印傳統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