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久前，黃芳詩集《落下來》獲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這是繼《是藍，是一切》《聽她說》《一直很安靜》《風一直在吹》等之后的她的另一部作品集。

詩歌是語言表現的藝術，詩與哲學最為毗鄰。從英國的奧斯汀到美國的巴特勒，是西方語言哲學代表人物，他們提出了語言中的“述行（performance）”理論。這種“述行”，意味著言語的力量和不同表意，當代詩歌尤其可能通過詩的語言來考察“述行”話語背后的文化聲音與哲理觀照。由“述行”理論觀照廣西壯族詩人黃芳的詩歌，也看出在強調“差異性”的民族身份、重視“女性主義”的女性身份及書寫者對語言認同的寫作身份這三個維度上詩人的認同、立場與堅守。

在廣西，民族文學尤其豐富和多元。不同的作家都在尋找不同的生活之眼，去體悟、沉思壯鄉這塊充滿溫情與柔軟的生命住址。詩集《落下來》的獲獎，讓我們體驗到三個不同“身份”認同維度所表現出的另一文脈和意義。

筆者從三個“身份”的“述行”去感受她的獨特經驗與豐贍體驗。其一，民族漢詩：中華民族共同體詩學“述行”。大多數民族詩人著重于本民族、地方性的文化標識的挖掘與情感設置，然而，壯族詩人黃芳卻拓展了民族詩歌的書寫空間。壯族詩歌從韋其麟的《百鳥衣》到當代壯族詩人馮藝，似乎都帶著一種普世的壯人情結在寫作，對壯鄉草木寄予深情，對日常弱小事物給予關注。但壯族廣西青年一代，除了地方性的民族標識與記憶在影響他們寫作，體現更多的是多民族融合的“民族性”，與日常性、時代性聯結的普世性，“你讓我寫一寫家鄉/我說如今它未必認識我……/我如何讓你明白/此刻說我的家鄉/就像是，一只鳥雀”（《家鄉》），“漢語”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集體情結影響著青年一代少數民族詩人的寫作。這是文化立場的聲音與“述行”。

其二，回歸女性：“弱”的哲學體認與生命“述行”。女性意識，不再是“去”女性的女性主義，而是東方女性踐行的柔美與嫻靜。這種生命道說的“述行”，讓我們看到低下去、回歸與堅守女性價值的當代可能。黃芳作為一位年輕女性的寫作者，柔弱、敏感、獨立、孤獨，她“用文字試探命運的深淺”（《咔嚓咔嚓》）。她的經驗自然屬于女兒、母親和妻子的性別安排，因而，她的筆下是恬靜的、質詢的，也是隱忍的、思辨的。

其三，語言本體：向內、向上的“謙卑”及物“述行”。當代詩歌有一種“表現”過度的趨勢，詩的晦澀、艱深成為一種距離，影響了寫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與共情。黃芳的詩屬于一種日常主義寫作，在凡俗化、戲劇化、細節化中，看到語言“述行”的力量與自覺，微小而脆弱，反諷而真實，她以女性獨有的“謙卑”勘探內心向上的精神世界，“直到她在紙上把自己勸回來”（《向北，向北》）。“綠色的靈動是一件衣裳/你讓他穿著”（《自畫像》），很大層面上，黃芳的生活是她作為詩人寫作的來源；寫作構成她精神向上的心靈求索。

詩評家霍俊明在“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詩歌作品述評”中寫道：“黃芳與其他同時代女性詩人一樣，一度在文本中反復強化女性的身份、經驗、意識以及文化想象，她們通過理解、‘扮演’、重組、建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來抵達‘永恒的女性’。”她的“理解、‘扮演’、重組、建構”，正是文化上、性別上及詩觀的重返，是另一種對當代詩歌創作理念及觀念的探索和堅守。我想，她用另一視角向讀者展示了民族性、女性意識及日常主義的語言“謙卑”這三個維度，這些探索與堅守，也讓黃芳取得寫作的豐碩成果，向我們展示著不同詩人不同寫作的諸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