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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草木志》以草木寫人和以人寫草木，在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背景下，用文學的方式表達了對生命、生態、文化以及它們與鄉村振興之間關系的認識。本部作品從文化和人的內生動力出發，立足于百年“鄉土中國”的發展和敘事經驗，以一種超越性的姿態展示了其創作上的獨特性。老藤是新東北文學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時代性、真實性、理想性、秩序性和東北性，不僅構成了新東北敘事的重要維度，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在當下所呈現出來的新景象、新境界。

關鍵詞：老藤 《草木志》 鄉村敘事 新東北文學

歷史地看，“鄉村”在中國現代化路徑的格局與戰略部署中一直發揮著極其重要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將這一個視閾置于百年中國現代化路徑的各個重要節點，我們會發現，中國的鄉村建設始終以各種形式為中國整體現代化的歷史之變提供強大的助力與保障。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在過去的現代文學知識結構中，曾一度將鄉村視為現代文明的他者而遭遇了“啟蒙理性的批判”，其所導致的后果就是鄉村的“生存危機”與“文化凋零”，這似乎構成世界性現代化后果的鄉村難題。但這又是一個必須正視和解決好的難題，因為“鄉土中國”既是中華民族的根性所在，也是傳統中國的審美內核，它的存續與發展關乎著中華民族文化根脈的存亡問題。應該說，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解決這一難題所提供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是新時代文學重新確認以鄉村振興為時代主題的“新山鄉巨變”書寫的基本前提，當然這也是本文闡釋老藤長篇新作《草木志》的最基本前提。

一

《草木志》的故事情節并不復雜，簡單地概括就是一個有著三百余年歷史的東北邊陲古驛路上的小村墟里在新時代語境下的振興故事。表面上看，也是一部關于“駐村干部”的鄉村故事。其完整情節本文不再贅述。故事以外部力量省直青年干部作為墟里駐村書記的“我”和以內部力量鄉村藝人“哨花吹”為代表的鄉村能人共同化解阻礙墟里發展的“內憂外患”為主線，敘寫了在成功獲批小龍山項目、建成都柿橋及“驛路·遇見”文旅項目后不僅保衛了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墟里村，意外收并了以工業發展為強項的新生村，而且還有效化解了持續了幾代人的村里兩大家族之間的矛盾。但不簡單的是，小說中墟里村的成功不僅指向作者對鄉村振興主題的時代確認與個體文學表達，而且寄寓了作者自身對傳統中國現代轉型的獨特思考與新的文學建構意識，為新時代山鄉巨變提供了嶄新的歷史意識與未來指向，為中國式現代化路徑及文學敘事提供了嶄新的生存哲學與話語向度?？傮w而言，《草木志》寫出了傳統鄉村社會在時代振興語境下的三個轉化。

一是小說以草木寫人，以人寫草木，探討了人與草木之間的共通性，表達了一種人與自然平等的生命觀，在一個大的生態觀念基礎上，建構了一個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轉化的敘事格局。在《草木志》中，“我”作為駐村干部，因年少時期生物老師的啟蒙而慣于以草木喻人、識人、知人。其中，作為啟蒙老師的白老師有這樣一句話：“當一個人愛上動物和植物時，靈魂就有了歸宿?！?這幾乎構成整部小說的引子，“我”始終在各種“植物”與“人”的比照中歸納著每個人的秉性與精神內質，由此，從對植物品性的判斷到對人的靈魂的指認構成小說敘述的核心。在以草木寫人、以人寫草木的過程中，作為新近外來者的“我”側重將人指認為草木而對人物性格秉性及生存邏輯進行確認，而作為定居墟里幾十年的哈爾濱知青金子則更喜歡將草木看成人進而在廣袤的生命宇宙中獲得對有限生命本身的延續與超越。就如金子所言：“我看到了無數正在張望的人，有古人、有今人，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密密麻麻全是人，天上地下總是對應的，與天上的星星一樣，地上的每一棵草木，都代表一個人。”2如此，在“我”嘗試連接“人”與“植物”相通的生命質素時，金子則從更高維度將“人”與“植物”進行了生命生態學的命運觀照，特別是將這一命運觀照從物種生命的源頭進行了平等與自洽的處理。如果說，“我”作為省直自然資源廳的駐村干部更多是在新時代倡導生態文明的時代訴求下以外來者的“看客”身份對百年古村墟里日常生活及生存方式的審視與評判，那么，金子作為扎根墟里多年的老知青則更多調動了社會主義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經驗，以審視和凝視的雙重目光完成了對東北北疆生態生命學的再塑。顯然，作者在此用意深刻。而作為墟里土生土長的邵震天、方慧、齊滿屯、齊大牙們內生于墟里的生存空間，因無法構成對自身日常經驗的一種有距離的審視與內在自審，也就在一定層面上缺乏對自身生存哲學及日常經驗的現代性體認與挖掘。這就需要一個來自墟里村之外的“我”客觀理性地評判與發現古村墟里的日常哲學與生命理念，同樣也需要一個像金子一樣的“扎根式”的外來者的深層體驗與概括。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如何實現人與自然相互轉化的邏輯呈現上，作者建構了一個由“我”、金子和墟里村原始住民共同組成的聲部體系，這既彰顯了小說生態敘事的核心要義，也調動了小說整體敘述的靈活性與話語張弛度，自由地轉換在草木與人事之間，在“天人合一”的文學空間中建構了一種靈動、緊湊與多層次的立體化敘述格局。

二是小說以古驛站和古驛路的新生為對象，挖掘了東北特色的地域文化和精神氣質，比如重諾仗義、古道熱腸等。通過作者的敘寫，在當下語境中，古老的鄉村煥發出新的生機，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得到挖掘和呈現，并實現了現代轉化。在作品中墟里村至少有兩種文化呈現在我們面前。一種是歷時三百多年之久由一代代的站上人傳承延續的驛站文化。方、石兩個家族的“獨門絕技”是其中的代表，但更具有代表性的則是哨花吹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文化意涵。吹喇叭的“哨花吹”無疑在墟里的歷史文脈與日常生活中是一個極具文化意象的人物形象。他的音樂能力和嫻熟的表現技巧是對身處北疆的站上人熱愛生活的一種藝術性的凝練，他的重諾仗義是驛站后人守信重義的現代傳承，他的睿智豁達則凝結了墟里人百年來約定俗成的道與法?？梢哉f，“哨花吹”本身就是古驛站傳統的一個現代文化載體，他以“現代”鄉村治理者的角色推動了古驛站的新生。這是一種由內而外、遵循事物內在發展規律的一種新生，以他為代表和推動者，使墟里的文化傳統發生了現代性的轉化。如是，“新”與“舊”的辯證法貫穿于墟里的草木人情與世道人心。另一種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所形成的社會主義文化傳統。在墟里村頗受村民尊重的“三老一金”中的金子作為過去上山下鄉時期的老知青，她不僅是“我”眼中的“知青活化石”，而且其本身的人生閱歷及道路選擇也是對社會主義文化傳統的一種歷史性的總結與確認。小說中有一個作者精心構置的極具象征意味的情節：將在洪水中搶救集體財產而犧牲的上海知青葉洲安葬在驛路盡頭的塔溪烈士陵園，而通往烈士陵園的古驛路卻在曾經的洪水中被沖毀斷裂。這就意味著以葉洲的集體主義精神為具象的社會主義文化傳統因驛路的阻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精神品質在墟里村持續的傳承、發揚，而金子每年的驛路之行在祭奠老友的同時也在以個體的方式向過去的青春之我與集體主義進行一種緬懷與回望。從過去同為知青的葉洲、閆漢年、金子不同的人生軌跡中，老藤顯然以自己的方式對“集體主義”及“集體主義精神”進行了歷史性的言說與處置。在都柿橋竣工之際，“我”終于到驛路盡頭看到了有美人松之稱的樟子松。這種高大偉岸的常綠喬木不只曾是知青們對金子的美譽，也是葉洲生前最為喜歡的北疆綠植。在一定意義上，有美人松之稱的樟子松凝聚了一代優秀知青的青春與抱負，其中包含了對集體事業的一種無私呵護與奉獻，也指向為一種大氣磅礴的北大荒知青精神。隨著都柿橋的竣工，古驛路的連接不僅將驛站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勾連，也意味著以葉洲們為代表的集體主義精神與墟里的現實建設的連接。于是，在這一歷史契機下，自認為是早已枯萎的“楊鐵葉子”的老知青金子感受到來自歷史所呼喚的生命活力，同時“墟里保衛戰”的成功再次驗證了集體主義精神之于墟里建設的重要意義。通過上述這兩種文化線索的描述，老藤為我們織就了一幅既接續傳統又要走向未來的新的文化圖景。

三是小說描寫了東北古老鄉村兩個家族間的矛盾、糾葛，以及在新的價值追求過程中的和解與和諧。小說特別描寫到這種和解與和諧得益于新時代有效的現代鄉村治理。隨著古驛路重建的完成，傳統的鄉村社會在發展文旅產業的同時也實現了自身的現代轉化。《草木志》中的“我”因好奇有北地植物王國之稱的都柿灘而慕名來到墟里村做駐村干部。身為省廳干部的老雷就成為我開展工作最為重要的引路人，他多年的工作經驗指導“我”多做無形之事，以見證人的身份來觀察墟里村基層工作的日常運行。也正是抱著這樣的工作態度，“我”到墟里村的首要工作就是了解限制其發展的“內憂外患”。對內而言，方、石兩姓的家族矛盾不僅妨礙了村基層日常工作的正常推進，而且限制了墟里村經濟的發展。原任村委會主任齊滿屯正是因為多做有形之事反而惡化和加劇了兩姓間的新仇舊恨。對外而言，古驛路的阻斷和新生村的存在折斷了墟里發展的兩翼，只有接續古驛路的歷史榮光和標識出墟里應有的文化身份，墟里才能走向內在的新生與質變。那么，作為駐村干部的“我”該如何開展兩個方面的工作，如何確認自身的現實定位與立場則是老藤想要表達的重點。首先，洞悉墟里村的內在關系結構是推動工作展開的第一步。在小說中，“我”初入墟里就是去拜訪墟里的“三老一金”。墟里村的“三老一金”雖無實權，但都以過去的影響力一直左右著墟里村的發展。過去當過宣傳隊長，事事掐尖要強的方大珍因好過問村里的工作成為墟里村事態的發酵場與信息源，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墟里核心的話語權；關心國際國家事態、自詡“諸葛亮”的石國庫總想著對墟里的發展指手畫腳；能占卜的齊大牙作為鄉村德高望重的智者，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墟里未來發展的勢能與可能。其次，“我”和“哨花吹”作為墟里基層管理的重要角色，分工明確，各擅其長。重新整合墟里內外的各種資源與動能，從鄉村的內部來解決限制其進步與發展的痼疾。兩人不僅在內外合力的前提下用新方法解決了石、方兩姓三代人的糾葛，而且也順理成章地推進了墟里人集體凝聚力的聚合?？偠灾?，墟里村的新生來自墟里人的新氣象，人的精神面向的轉變決定了古村整體的現代轉化。

可以說，上述這三種轉化都是老藤立足于東北大地而實現的文學書寫，既氤氳著濃郁的地域色彩，也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立體化地呈現出了東北文學創作的新氣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老藤的創作是新東北文學的典型代表。

二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藍圖中，鄉村振興戰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時代對百年“鄉土中國”向何處去的全新考量與部署，這是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歷史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廣袤的農村大地正在從脫貧攻堅走向全面振興的時代壯舉中發生著歷史性的變革，演繹著如火如荼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圖景?；谶@樣的歷史展望與現實訴求，中國作協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應運而生，這是中國作家對中國大地上正在進行著的史詩性偉大實踐的文學表達，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視域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視野中實現對“鄉土中國”中國式現代化的全局性把握和獨特性體悟，也是中國作家以中國現代化的歷史經緯為文學坐標親身參與到恢弘的時代之變當中，立足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與文明底蘊為“鄉土中國”的現代化圖景提供具有縱深度、鮮活感與煙火氣的新鄉土敘事。新時代中國“山鄉”正在發生著“巨變”，新“山鄉巨變”的鄉土敘事也正在從各個層面勾勒著生動的文學肌理與提供著鮮活的文學經驗。比如，我們從關仁山筆下白洋淀周遭的王家寨、劉慶邦筆下貴州山區的高遠村、歐陽黔森筆下武陵山腹地的千年村等新鄉土敘事中，都能夠看到具體的鄉土景觀重構與鄉土敘事的創新。在這些敘事當中，既有對歷史“應然”如此的確認和肯定，也有對現實“實然”如此的客觀辨析。老藤的《草木志》同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對小興安嶺古驛站“墟里村”進行結構和把握的。如果說，前者更傾向于從創新的角度以新人新事來構建鄉村的新氣象與新思想。那么，老藤筆下的墟里村則更多從守正的角度強調以鄉村內部的人和事作為驅動力來化解橫亙在墟里村發展面前的鄉村矛盾。從古驛路的修復到家族矛盾的化解，再到保衛墟里村的成功，老藤通過《草木志》為當代正在進行的新“山鄉巨變”提供了獨特的思考與實踐路徑。

我以為可以從下述四個方面來把握《草木志》的獨特性。一是老藤注重從內生動力中去尋找鄉村振興的路徑，特別是在關乎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方面看到了一種優秀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品質和潛質及其可能性。比如在作品一開頭作者就交代“我”在下鄉駐村之際，同事“老機關”老雷就告誡我，下鄉后要“多做無形之事”。這一告誡，可能暗含了很多內容，包括“我”從這句話中所體會到的“做一個鄉村振興的見證者”，但在筆者看來，從這里所演繹出來的更多的還是關乎如何利用和挖掘“無形”文化問題。二是《草木志》在中國現代鄉土敘事的文學傳統中賡續了“鄉土中國”向何處去的百年命題，在人物設置、情節結構、故事沖突等方面都凸顯了他對這一現代命題及話語路徑的承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工業文明重塑鄉村現代化路徑后所引發的人口流失、生態破壞及倫理失衡等時代癥候，老藤既將其整體性地納入“墟里”的鄉土世界中，又舉重若輕，不做過分糾纏，始終將敘事熱情投向未來。三是《草木志》以草木寫人、以人寫草木，從老藤自己的創作邏輯上看，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累積的結果。應該說，這些年來，老藤不管是創作《戰國紅》《刀兵過》，還是創作《北障》《北地》，在其主線敘事之余，視線始終未離開過動植物。這既與老藤的創作理念有關，也更與老藤對人的認識、對社會發展的預期有關。《草木志》是他的這些理念與認識的集中展現。他將生命意識、自然倫理、文化傳統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清新脫俗，又高屋建瓴，鮮明地體現了其與眾不同的創作格局和創作信念。四是老藤的《草木志》雖然從生物學的角度以三十四種草、木植物來結構、確認小說敘述的話語空間、情感維度，來指認具體的鄉土世界，但他也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躍出了墟里、小興安嶺、東北與中國，自由地在生物學意義上的各個維度談論與草木、與人、與土壤相關的一切。

應該說，“墟里”的命名本身就帶有象征意味，從陶淵明的“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的立象之初，到后來的“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落日下高原，驅車見墟里”等，一直到今天都是具有符號意義的。當我們嘗試著將“墟里”這一特定的意象附加在上述所提及的四個方面的時候，就會發現《草木志》的創作為有關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文學敘事創設了一種新的境界。

三

綜觀老藤近年來相繼問世的一系列極具東北性的長篇小說，從《刀兵過》《戰國紅》《北地》《北障》《北愛》一直到現在的《草木志》，他逐漸形成了格調鮮明、地方色彩濃郁和洋溢著理想主義熱情的新東北文學敘事體系。關于這方面的特點，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從創作視野、創作主題、敘事姿態和形象塑造等四個方面進行了探討。3但閱讀《草木志》又使筆者獲得了更進一步的體驗。

總體而言，書寫新的山鄉巨變，既要承繼百年來所開創的文學傳統，也要將新的時代精神與傳統內質進行有效的調用與融合，從新文學傳統的審美范式中突圍而出，將已有的凝固的且作為常識的鄉村經驗進行重新整合，從文學內部生長出新的思考能力與書寫范式，進而構成新山鄉巨變的新人物、新生活與新現實?；仡櫚倌陙淼泥l土文學傳統，不難發現，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開創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農村敘事已經構成對五四以來所開創的鄉土敘事傳統的一次審美重構與范式重建。五四鄉土敘述注重營造蒼涼悲愴的鄉愁美學，在此審美觀照下，鄉土中國的郁結失語與破敗凋敝構成其鄉土敘事得以現代審視的話語前提，這一敘事自然存在著鄉土中國作為歷史主體對象“在場性”書寫與言說的“缺席”。而“十七年”的農村敘事則注重營造恢弘壯麗的鄉土美學，在此審美原則觀照下，鄉土中國的壯闊崢嶸與朝氣蓬勃構成其農村敘事得以現代重構的物質前提。不過這一敘事也因“主題先行”而在鄉土中國“應然”與“實然”的歷史邏輯中存在著來自現實的質問。這兩種鄉土敘事傳統表明了不同歷史時期鄉土中國的想象與書寫，也指向了不同歷史時期書寫現代中國的路徑與方法。隨著新時期以來中國現代化實踐路徑的調整，農村敘事傳統不僅在歷史轉折的軌跡中被忽視與弱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來自歷史后來者的質疑與拒絕。這顯然與新時期以來曾一度標榜的西方現代化敘事及文學想象有著必然的關聯。進入新時代，中國現代化路徑進入中國式現代化建構的新階段，重新梳理過去的文學經驗與文學傳統就顯得尤為必要。老藤就是這方面的探索者和踐行者，也就是說老藤以理想主義的使命意識與擔當意志整合了新文學以來所開創的兩種鄉土敘事范式，在共和國文學早期所開創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基礎上為我們提供了更為新鮮的創作景象。

這種新鮮的創作景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老藤的創作總是體現著鮮明的時代性。在近些年的創作中，老藤始終保持著對時代重大主題的敏銳關注，這使他成為當下主題創作的代表性作家。比如《刀兵過》關注的是文化自信，《戰國紅》關注的是鄉村的脫貧攻堅，《北障》關注的是生態文明，《北愛》關注的是東北全面振興，而到了《草木志》這里，其所關注的時代主題更加具有復合意義。比如從鄉村振興到生態文明、從文化傳承到文化自信，時代的重大主題幾乎在這里都得到回應。二是老藤始終把真實性作為其審美追求的核心內容。真實性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學原則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求從現實的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去描寫現實。這一原則曾一度遭到冷落，但老藤不憚其“冷”，始終如一地加以運用和表達。我們看到，無論是在上述所舉的幾部作品中，還是我們正在討論的《草木志》中，他總是在對歷史與現實的比照中生發他對未來的想象，總是充滿熱情地為我們勾勒相關圖景。三是老藤也始終將理想性作為其創作的情感氣息。這種氣息既表現在作者對環境的營造，也更表現在對典型人物的塑造，所以閱讀老藤的作品，我們常常會產生一種基于理想主義色彩和浪漫主義氣息的感動。四是老藤也始終將秩序性作為勾勒現代鄉村社會存在的重要手段，對此，筆者曾有過專門討論4。秩序性體現了現代鄉村治理的可能與效能，無效的鄉村治理曾使我們無法走出鄉村社會的復雜性。老藤始終對這一問題進行關注，既不回避復雜性問題，又更善于用現代鄉村治理觀念來紓解這種復雜性，這幾乎成了他全部有關鄉村題材創作的重要特征。比如在《草木志》中，“三老一金”問題的解決正是得力于秩序性的重新確立。五是老藤的創作始終體現著一種鮮明的東北性。東北性可能是一個需要專門的文章來討論的復雜話題，但就老藤的創作而言，他將全部的創作情感投射在東北大地，將東北大地的山川風物、風土人情、文化積淀、人情世故和時代訴求融于一體，既看到了歷史的慣性和現實遭際，也更從這種慣性和遭際中看到了東北的新生和振興，這在同類作家中也是獨樹一幟的。

應該說，上述所列五種景象也許并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當然也不是老藤創作中的新創，也許定義為老藤對傳統的繼承和在繼承基礎上的創新發展更為合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創作原則和方法本身就需要隨著時代變遷和文學觀念變化而不斷延展和豐富。在這一點上可能需要我們作家走得很遠、很持久，只有如此，我們的傳統和根脈才能不斷煥發新的生機。新東北文學也許是一個正在生成的概念，以老藤為代表的東北作家正在努力通過他們的創作為其賦予更為豐富的意義，但他們創作中所呈現出來的新景象和新境界無疑應該成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最新收獲。

注釋：

1 老藤：《引子》，《草木志》，百花文藝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2頁。

2 老藤：《草木志》，百花文藝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299頁。

3 參見周景雷《新東北文學要在歷史與現實的互動中尋找坐標》，《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4 周景雷、白晶玉：《新世紀以來鄉土敘事中鄉村治理書寫的嬗變》，《當代作家評論》2023年第2期。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