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懷園位于圓明園東南，清康熙時為索額圖賜宅，后收歸內務府。雍正初年作為臨時上書房,供諸皇子讀書之用，后此園賜給大學士張廷玉等直上書房九人,以后南書房詞臣也允許在此地居住，故稱“翰林花園”。張廷玉曾在康熙年間扈從塞上獲賜“澄懷”二字,于是在雍正五年將兩書房（上書房和南書房）詞臣寓居于此的花園命名為“澄懷園”。 

圖里圖外盡顯君臣和諧

澄懷園是皇族帝師授課之余的居所，由于清朝歷代皇帝很注重學習漢文化，因而會從名士夙儒中選用道德與文章俱佳的漢臣教授皇家子孫功課，能得澄懷園門而入被視為特殊榮耀。與張廷玉同批進入澄懷園的大臣蔡世遠，曾在老家漳浦家廟中設立梁麓書院學堂為后輩講學授課，最有名者當屬其侄蔡新。他不但與叔父蔡世遠同為帝師，而且是眾多教太子讀書的詞臣中擔任此職年限最長的官員，在50年的朝官生涯中，以皇族教師身份履職40年，與多位詞臣同值兩書房。由于蔡新博學正直，與澄懷園諸位同僚相交甚歡。“乾隆丙子夏仲，時同直上書房者八人，皆寓于斯，相與晨夕談古今，互酬唱，歷有年所。因命畫師即園為景，各圖其形而肖之。”（《閩中會館志·漳州會館》）這就是《澄懷八友圖》的緣起，時間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

《澄懷八友圖》以恬淡筆法，描摹出一幅身在高位潛心培養皇室子孫的上書房大臣，彼此相處融洽的和諧圖景。時任大司空汪由敦在序言中評價道：“之八友者，生不必一地，官不必同階，齒不必相若，顧以遭際盛時偕直禁近，寅同入申同出，風雨寒暑未嘗間，至其退食余間，誰容諧暢羔羊。委蜿之風，金蘭臭味之雅，情愫款洽。八人者無異一人，信仕宦中不可多得之境。其寫而傳之也，固宜。”

八人如同一人，這種關系在官員林立的朝廷中實屬少見，以繪畫的形式加以呈現并傳之后世，乃極為恰切之舉。汪由敦對此前居于該園的多個大臣（包括蔡新叔父蔡世遠在內），未能用這種方式留下記憶表示惋惜，又說“憶昔居斯園者南齋諸公而外……咸以魁壘耆碩，勸講東序。余嘗接其燕閑緒論，清風遠度，至今猶想見眉宇”，說明這些人之間的關系也是不錯的。從蔡世遠、蔡新的傳記中可以看出，他們都是正直廉潔、學高品正之士，和他們同入兩書房的大臣應足堪皇室后人表率，相互之間謙恭禮讓、相敬如賓的氛圍正合皇帝心意。《澄懷八友圖》從筆法和意境上看，可稱得上是廟堂版的“曲水流觴圖”。

乾隆皇帝對蔡新極為器重，直到蔡新年近八十才答應他回歸故里的請求。在即將回鄉與皇族及諸位同僚離別之際，蔡新再次繪圖以為紀念，于是有了《澄懷二十友圖》，將更多同值兩書房的大臣列入其中，由皇六子質莊親王作序，皇十五子（即后來的嘉慶皇帝）等多個皇家子孫及其他大臣共四十七人題寫詩文唱和，遠超《澄懷八友圖》時的規模，書寫了古往今來難得一見的歷史畫卷，后人對此所做的評價是“振振麟趾，濟濟鴻儒。藝苑流傳，一何其盛”（《十朝詩乘卷》之十）。

這種以繪圖紀念同僚之誼的做法，為其他帝師所效仿。據史料記載，道光二十三年（1843），作為皇四子奕詝（即后來的咸豐帝）師傅的杜受田作《澄懷十友圖》，入畫者是他與其他五位任職上書房和另外四位供職南書房的朝臣。曾直上書房的大學士倭仁也有“十友圖”之作，《清稗類鈔》中有記載：“至咸豐朝，倭文端公仁亦嘗繪《澄懷十友圖》，孫方伯衣言《遜學齋集》中有記，圖中姓名惜未全舉也。”

無論是《八友圖》《十友圖》，還是《二十友圖》，都是受當朝皇帝器重的詞臣借以展示其受重用的不俗地位，以及憑受人尊崇的道德文章與朝臣交好、營造良好官場環境的優越感，客觀上起到了宣傳滿漢民族和諧、君臣關系融洽的作用。

“澄懷八友圖”所追慕的恬淡友朋情誼，對后世產生一定的影響，有人專門寫詩加以記述，如清朝重臣、被譽為嘉道兩朝經世派代表人物的陶澍，在《〈澄懷園圖〉為賀耦耕方伯作》一詩中，就有“咫尺依林壑，諸天即廟廊。秋山九臣詠，春草八公香”的詩句，與《澄懷八友圖》刊布時朝臣和詩中流傳甚廣的兩句詩“地鄰海淀兼三島，人異淮南正八公”相得益彰。

《憶舊帖》為漳州西館鎮館之寶

在北京作為明清國都近五百年的歷史中，服務于京官交往和舉子備考的各地在京會館，發揮了重要作用。漳州人在清康熙年間在京城就建有會館（東館），隨著來京人員日益增多，逐漸擴充會館，位于西城區煤市街的漳州西館，就是在漳州京官的集體捐資下于雍正四年（1726）建成。為便于會館祭祀、團拜及日常管理所需，在京同鄉常常會推選德高望重的京官作為主事，在一定期限內主持會館運行工作。

蔡新位高權重且為人正直，作為會館主事責無旁貸。據《漳郡會館錄》中《西館增典記》記載，漳州西館由其叔父蔡世遠倡建，蔡新于雍正六年四月接手主事，將漳州西館的歷史沿革與購置房產擴建會館的來龍去脈記錄在案，《西館增典記》就出自他手。作為會館首倡功臣，蔡世遠手書會館柴聯“名序東西乘際會，堂開左右位正中”。值得一提的是，漳州西館有獨一無二的匾額——乾隆三十六年皇帝賜給蔡新的御書“福”字方匾，這是其他會館望塵莫及的。另據《閩中會館志》記載，漳州西館有“丹霞捧日”匾額，為皇帝賜給蔡相國的恩賞，蔡新將此匾放在會館中，讓各地官員和京城百姓都能看到皇帝對漳州會館的特殊禮遇，為漳州人掙足了臉面。

京官們將本屬于自己的榮光放到會館里以榮耀鄉里，這是當時士紳的共同選擇，多個會館都有將獲得功名的同鄉勝跡集中于會館展示的記載，如湖廣會館曾制作六十三方鄉宦科第匾額，安徽會館的同類匾額也接近六十方，福建會館也有類似的記載。

蔡新在京城順風順水一路高升，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秋九月，時年77歲的蔡新歷數當年入畫的“澄懷園八友”，“校閱之下，七人皆謝世無存，即題詠諸公亦僅十存三四，愴為傷情，不勝今昔之感。乃命工鉤摹而勒之石，以垂永久。敘次悉依題識，先后不侈官階”。

這些帖石作品，就存放于館內神堂兩側的松木架上，神堂名為延禧堂。將《澄懷八友圖》及皇子皇孫、故舊官員同僚的題簽、詩文匯總在一起加以刊刻流傳，這就是著名的《延禧堂憶舊帖》。近三十個或位高權重、或享有盛譽的名公碩彥唱作題詠，不僅能從中看出當時高層文人集團的社會風習，而且展示了多種風格的硯墨書法，成為當時京畿藝林佳品，其拓印得以傳諸后世。

除了帖石作品本身的歷史價值和藝術成就外，乾隆皇帝對憶舊帖的加持更讓世人感受到它地位之獨特。在《延禧堂憶舊帖》首頁上，赫然刻印兩個帶有皇家專用龍紋的印章，一個是“彥國精神”，另一個是“九齡風度”，二者均出自乾隆寫給蔡新的贈詩，名為《圣制協辦大學士尚書蔡新假滿還朝來避暑山莊請安詩以賜之》（簡稱《贈蔡新》），前四句為“年老君臣似老朋，歸來前席喜誠應。九齡風度于今罕，彥國精神較昔增”。乾隆將比自己年長四歲的老臣視為多年老友，見到蔡新格外高興。尤其是以“九齡風度”作為對肱股之臣的定論，意為蔡新可與唐朝名相張九齡相提并論，這樣的贊譽實屬罕見。乾隆不但專門寫詩相贈，而且將體現蔡新“精神”和“風度”的兩個詞專門刻成印章，有了皇帝鈐印的《延禧堂憶舊帖》相當于得到了皇帝御封，其分量自不待言。

《延禧堂憶舊帖》得到乾隆時期著名的詞臣兼書畫家董邦達的青睞，他不但為刻石贈以題詠，而且用篆書書寫“澄懷八友圖”五個字作為題簽，為憶舊帖增色。正因為如此，《閩中會館志》稱《澄懷八友圖》為“至寶”。

據《漳郡會館錄》記載，在漳州西館延禧堂存放物品的木柜里，除了蔡新《緝齋詩文集》、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外，還有值得漳浦同鄉驕傲的《延禧堂壽言》。這是嘉慶元年（1796）蔡新90歲大壽時，門生紀曉嵐、劉墉等219名朝廷官員為蔡新寫下祝壽詩408首，由其子蔡本俊匯編而成。與滿朝文武大臣賀詩賀文同時送達漳浦老家的，還有受蔡新教誨的嘉慶皇帝所賜的御書匾額“綠野恒春”，贊譽他清正廉潔，高風亮節，樂享晚年的他如同綠色原野上的常青樹。

漳州西館倡建于蔡世遠，輝煌于蔡新，記述他們以詞臣身份行走于翰林花園教授皇家子孫事功的《澄懷八友圖》，起于宮廷而在士林傳布，刻石成為漳州西館的鎮館之寶，為會館和出入于會館的漳州人贏得榮耀，蔡氏叔侄“兩帝師”的詩文作品及皇帝御賜的匾額，對后人的激勵和影響無可估量。會館在借助朝臣潛移默化地進行教化上所起到的作用，從漳州西館可見一斑。

會館文物在漳州復制保存

隨著清末科舉制度的廢除，會館的傳統功能逐漸弱化，當初被同鄉視若珍寶、享盡榮耀的《澄懷八友圖》題詠刻石，到民國年間已被棄置一旁，《閩中會館志》的記述為“近為駐館者借為庋物，置諸闇室，不可辨識”。又過了幾十年，漳州西館和大多數會館一樣，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而難逃被拆改的命運。好在漳州人認識到曾經保存在會館中的器物的歷史價值，通過復制把它們保存到家鄉的紀念館，讓它們在蔡氏老家——漳浦縣發揚光大。

紀念館有兩處，分別位于蔡新出生地下布村的蔡新故居和位于縣城的蔡新相府。紀念館突出蔡新一生所獲各種皇家賞賜名號如“武庫耆英”“綠野恒春”以及皇帝御書“福”字等刻成金匾，并將《澄懷八友圖》和《延禧堂壽言》重要內容摘錄刊刻加以展示。為更好地發揮歷史人物的現實價值，當地政府抓住乾隆皇帝評語“九齡風度”核心指向的“廉潔正直”精神，將紀念館作為廉政教育的重要載體。

來自偏遠鄉村的蔡新以自己的才干位極人臣，憑著質樸的情感創造出“N友圖”的獨特文本并得到皇帝的支持，借助會館這一獨特的文化空間，弘揚友朋之道的文化得以進一步傳揚，傳回家鄉后又在文化價值的開掘上得到深化和拓展。

發端于皇家園林的《澄懷八友圖》，從位于北京城外西北角的“三山五園”，向南到北京南城煤市街的漳州西館，再一路向南到距離京城千余公里外的福建漳州漳浦縣，顯示出優秀文化遺產所具有的穿透漫長時空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