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讀書類報刊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創辦于1979年的《讀書》雜志——其創刊號上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更幾乎成了新時期思想解放的表征。作為第一代讀者兼作者，我有幸多多少少參與了“讀書”的事業，從1985年合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到2024年發表《中文系的使命、困境與出路》，45年來，我不少有影響的文章，都是憑借《讀書》這個好櫥窗而得以面世的。

當初為紀念《讀書》創辦二十周年，我寫了兩篇文章，一是初刊《讀書》1999年第4期的《與〈讀書〉結緣》，以敘舊為主，講述我如何“從‘文學史’到‘學術史’，再到‘教育史’，十五年間，我的學術興趣時有推移；每次轉折，《讀書》都曾慷慨地提供篇幅，讓我留下雪泥鴻爪，真是感激不盡”；一是發表在《文匯讀書周報》1999年2月20日的《雜志與時代》，那是借用胡適的標尺，表彰《讀書》不只“代表”而且“創造了”一個時代，結尾處說：“《讀書》的幸運，在于其能獨立（思想與文體）、善生存（二十年的風雨）、得民心（十幾萬的印數）。別小看后兩者，此乃《讀書》得以引領風騷的重要原因。”

如今，《讀書》雜志依然健在，而刊發我祝壽文的《文匯讀書周報》則已隱入歷史深處。創辦于1985年3月2日的《文匯讀書周報》，2014年10月30日發布公告“回歸母體”，也就是說不再獨立發行了。請記得，當初巴金說過，“這些年我寫的文章幾乎都由《文匯讀書周報》首先發表”；王元化也說，“我的重要文章喜歡發表在《文匯讀書周報》上”。曾幾何時，在中國讀書界縱橫捭闔三十載的《文匯讀書周報》，已經提早退場了，實在可惜。

我不算《文匯讀書周報》的重要作者，從第一篇《“兼容并包”的大學理念》（1998年6月6日），到最后一篇《“非典型”的筒子樓故事》（2010年7月9日），我在該報總共也才發表25則短文。可即便如此，我還是很懷念這個曾經輝煌奪目的《文匯讀書周報》——單就容量、深度與影響力而言，它比《讀書》雜志略為遜色，可在當年讀書人的心目中，這南北遙相呼應的一報一刊，成績在伯仲之間。

相比十年前就悄然隱退的《文匯讀書周報》，后起的《中華讀書報》，得天時地利人和，逐漸當起了讀書類報刊的領頭羊——最近十年，與紙媒的普遍沒落形成對照，簡直是逆勢上揚。《中華讀書報》創辦于1994年7月，兩個月后，我就在該報發表《讀書，讀什么書？》（1994年9月7日），也算是第一批作者了。只不過，一開始為其供稿，我是有一搭沒一搭。進入新世紀后，隨著媒體版塊的變化，以及自家文章趣味的轉移，我在《中華讀書報》發表文章的頻率方才加快。到今天為止，該報刊出我的大小文章（含專訪和口述史）共119篇，這實在是個奇跡，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十年前，我為二十歲的《中華讀書報》祝壽，提及創刊之初，編輯來訪，我“再三強調‘報’與‘刊’的差別，希望《中華讀書報》在資訊上要多下功夫”。既然是《光明日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辦的面向全社會的全國性報紙，應在提供資訊方面多下功夫，我這么主張并沒錯，屬于常規操作，也比較容易實現。沒成想，主辦方眼界很高，并不滿足于為“出版行業”提供“資訊”，而是得隴望蜀，站穩腳跟后，逐漸往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等諸多方面拓展。等到我為其賀壽時，已然慨嘆：“真是‘女大十八變’，當初并不怎么被看好的《中華讀書報》，經歷任總編及編輯們的不懈努力，如今竟出落得如此‘楚楚動人’”（《“四有”與“四不”——寫給弱冠的〈中華讀書報〉》，《光明日報》2014年4月11日）。

近期檢索自己在《中華讀書報》發表的眾多文章，猛然間想起一個問題：這些文章中，起碼有一半以上，同樣適合于名聲更為顯赫的《讀書》雜志，是什么時候、因何緣故，使得我把發表此類文章的重心，從《讀書》轉移到《中華讀書報》的呢？ 還有，這一“戰略轉移”到底效果如何？

時至今日，我依舊十分尊重《讀書》雜志，在該刊發表的65文，屬于我所撰文章的中上乘。平日里，凡有合適文章，首先想到的，也是能否交給這個交往多年的名刊發表。只是我很清楚，給《讀書》稿子得有耐心，那里稿擠，加上排版周期，即便特別關照，也是兩三個月后才能刊出。早一點或晚一點發表，這在以前沒有任何問題。可如今不一樣，網絡時代情況瞬息萬變，尤其是會議發言或集會演說，一不小心就被搶先報道或摘要刊出。因此，凡急著要發表的文章，我首選《中華讀書報》。記得有好幾次，為避免出現撞車的尷尬局面，我甚至事先將文稿交給了報社，說好那天現場演講或發言后，就請馬上刊出。

要說時間緊，那為何不給日報呢？ 這就說到，這些年紙媒萎縮很厲害，很多日報的副刊岌岌可危，能堅持下來的，也都大大壓縮版面。這種狀態下，發小文章可以，大文章不合適。《中華讀書報》的好處是機制特別靈活，長短搭配、雅俗相間，八千字以下文章，若選題合適，一次刊出沒有問題。記得我曾暗下決心，涉及讀書及文化類文章，長的給《讀書》，短的送《中華讀書報》。很長時間確實也是這么操作，且相安無事。可自從《中華讀書報》開設“文化周刊”等，也能發整版文章，那就跟《讀書》雜志沒有什么差別了。比如，我近年在該報發表的《中國大學“雙循環”的必要性與可行性》（2021年1月27日）、《學科升降與人才盛衰——文學教育的當代命運》（2022年5月25日）、《“現代中國”的視野以及“人文史”構想》（2022年10月12日）、《散文作為想象中國的方法》（2023年9月20日）、《博士生導師的責任與邊界》（2024年1月3日）等，自認為都寫得不錯，交給《讀書》雜志應該也是可以的。

十八年前，我曾專門談論“《讀書》對于八九十年代中國學界的貢獻，不只是‘思想’，更包括‘文體’”；若追根溯源：“《讀書》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體上學習的是《語絲》；現在看來，鄒韜奮先生《生活》周刊的‘以少勝多’與‘一揮而就’，也是其直接的淵源”（《〈讀書〉的文體》，《南方周末》2006年2月16日）。《讀書》之講求文體，在中國學界有口皆碑；雖歷經幾代主編的改造，主軸略有偏移，但依舊還是其金字招牌。相對而言，《中華讀書報》上的文章參差不齊，但也無所謂，反正蘿卜白菜，各取所愛，怕的是一份報紙或雜志上手，連一篇想看的文章都沒有。

應該這么說，《中華讀書報》上的文章，總體上不及《讀書》文章精致與深邃，但有一個好處，主持人的身段似乎更為柔軟，選文的彈性很大，兼及各種可能性，這讓供稿者可以放開手腳。比如說，學術性不太強，夾雜敘事與抒情，或涉及個人生活的，我就不好意思給《讀書》了。可《中華讀書報》的編輯說，沒關系，這樣有感而發、輕松自如的文章，正是他/她們想要的。比如近兩年在該報刊出的《江南春雨與浙江文脈》（2023年4月12日）、《閱讀與生命的痕跡——故鄉、食物與記憶》（2023年7月5日）、《我的教育理念及實踐》（2023年11月8日）、《我見證了一個時代》（2024年4月10日）等，完稿后我都曾猶豫過是否應該投《讀書》，最后還是自我否決了。這無關對錯、高低、雅俗，而是不同報刊的讀者預設，以及某種心照不宣的評判尺度。作為長期寫作的人，什么樣的文章合適給哪個報刊，自己心里有一桿秤，一般來說八九不離十。

最后一個問題，不在大學教書的，大概很難想到。那就是《讀書》如今屬于官方認可的C刊（有些學校甚至定為重點C刊），年輕教師在上面發表，是可以算業績的。這樣一來，自然吸引了很多優秀作者，雜志因此也不缺好稿子。這個時候，像我這樣發不發C刊無所謂的老教授，就顯得有點尷尬。我當然曉得文章發在好雜志傳播面廣，影響力大，可一想到“版面有限”，而自己又并不特別需要，實在不該跟年輕人搶占表演舞臺——在你是錦上添花，在人家可能是生死攸關。念及此，我有點“自暴自棄”——說實話，這也是最近十年我較少在《讀書》等重要刊物上發表文章的原因。至于《中華讀書報》上發文章，基本上是市場行為，不存在與年輕人爭奪生存空間的問題，這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往前走了。

回到我的“戰略轉移”，你問“效果如何”，我的答復是影響不大，順其自然就是了。因為，像我這樣的職業讀書人，經常撰寫雖有意趣但無關緊要的文章，投給哪個報刊都可以，能及時且完整發表就行。“江山代有才人出”，即便報刊主編因念舊而“特別優待老作者”，你可千萬別自作多情，以為缺了你地球就不轉了，沒那回事。所以，我對于一路走來提供版面的諸多報刊，包括今天談論的《讀書》《文匯讀書周報》《中華讀書報》等，始終心存感激。

并非舉足輕重的大人物，任何紀念活動，都輪不到我來“揮手指方向”。那就調轉話頭，借《中華讀書報》“三十而立”的契機，表達我對這三個讀書類報刊的感念。

2024年8月3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