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印度詩人、文學家泰戈爾首次訪華100周年。泰戈爾在訪華前曾說，此次訪問無關宗教與政治，目的是要恢復中斷已久的印中文化交流。

泰戈爾訪華期間，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隨著他的到來，泰戈爾的作品在中國廣泛傳播，影響了中國一代作家的創作。

在華期間，泰戈爾在北京逗留長達三周，北京這座古老的城市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戈爾祖父輩到過中國

1924年4月12日，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這位老人叫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他是印度偉大的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和哲學家。他抱著對中華土地的無限熱愛，抵達了上海。

泰戈爾出生在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個富裕家庭。家庭里的長輩十分精通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根據英德拉·納特·喬杜里的《泰戈爾筆下的中國形象》記載，泰戈爾的父親戴賓德納特·泰戈爾及祖父德瓦爾伽納特·泰戈爾都曾訪問過中國。良好的家庭氛圍和寬裕的家庭條件，培養了他愛讀書的興趣，他從小就被《天方夜譚》里的中國所吸引。

據1924年《晨報》的消息，泰戈爾是“應講學社之聘來華演講的”，這種說法也被大多數人認同。不過，當時的《興華》雜志，在“中外大事撮要”一欄記錄到泰戈爾此次前來，不是講學社請的，與北大無關，徐志摩為招待，王統照為筆記，都是私人關系。

哪種說法正確？要解答這些疑惑，我們就要從歷史的只言片語中找尋到蛛絲馬跡。

據清華大學校史記錄，1920年底，蔡元培以北大校長的身份赴美考察，邀請知名教授訪華演講。當時，中國的話語權式微，蔡元培屢遭婉拒。不過，有一位例外。那就是在1913年憑借《吉檀迦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爾。

1920年，泰戈爾在歐美訪問，并掀起了一陣“泰戈爾熱”。蔡元培和泰戈爾在歐美的活動時間，幾乎是同一時期。

1920年11月30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馮友蘭，幾經波折來到了正在紐約演講的泰戈爾的住處。

馮友蘭在《與印度泰谷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觀）》中這樣記載了當時的場景：

泰戈爾說：“中國是幾千年的文明國家，為我素所敬愛。我以前到日本沒到中國，至今以為遺憾。然而，我終究必要到中國去一次的。”而馮友蘭也邀請道：“現在中國人民的知識欲望，非常發達；你要能到中國一行，自然要大受歡迎。”

也許正是這次表態，促成了泰戈爾訪華的行程。事情也不是一帆風順，1923年4月，英國人恩厚之作為泰戈爾中國之行的總管理人到北大聯系泰戈爾訪華事宜，不想卻遭到了拒絕。原來，這兩年之間，北大經歷了極大的動蕩。在恩厚之到達北京的三個月前，蔡元培已辭去了北大校長一職。此時的北大，處于極大的動蕩之中，老師欠薪是家常便飯，在這種情況下，花重金聘請國際知名教授的講座自然是不能繼續了。

在《孫中山文集》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24年3月，泰戈爾是應講學社梁啟超、蔡元培的邀請來華。莊士敦的《紫禁城的黃昏》也記載，泰戈爾也是應一個文學團體的邀請來到北京的。由此可見，泰戈爾訪華的直接原因是梁啟超、蔡元培等人以講學社名義的邀請，只不過此間經歷了種種曲折，導致出現了多種說法。最終經過四年的時間，泰戈爾對中國的熱愛與向往，隨著輪船漸漸靠近上海匯山碼頭而落地生根。

在北京的行程長達三周

1924年4月19日的《晨報副刊》，刊登了徐志摩的《泰谷爾最近消息》。文中提到泰戈爾的行程被安排得滿滿當當，“一行人在北京大概只有三個星期耽擱，在中國一起也不過六個星期。”

4月14日早晨泰戈爾乘車到達杭州，16日晚就乘車回了上海，17日在上海召開大會。18日又到南京，20日北上，沿途經曲阜、泰山、濟南等地，4月23日晚上7時15分，泰戈爾乘列車抵達北京。文化界、教育界、學界、政界等名流均到東車站（即正陽門東車站，如今的中國鐵道博物館正陽門館）歡迎。

當年4月24日的《民生報》，將這一場面描寫得非常詳細，當日人群之繁多，歡迎之熱烈如在眼前：

鵠候半小時，車始抵站，泰氏坐在最后頭等車，各歡迎人向后狂奔，歡呼鼓掌，聲如雷震。泰氏下車，向歡迎人揚手為禮，穿青色長袍，帶絳色冠，蒼髯滿頰，目光閃閃，而身體特長，岸然道貌，令人有肅然起敬之意。當由歡迎人蜂擁出站。

泰戈爾在北京受到了各界的盛情邀請。北京的文化界、學術界先是在天壇草坪上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泰戈爾登臺發表自己的演講，徐志摩和林徽因等人進行翻譯。此后，北京佛化新青年會同人邀請泰戈爾前往法源寺賞丁香花。林徽因和徐志摩陪著泰戈爾，走在青石板路上，伴著陣陣花香，留下了那張眾人熟知的“松竹梅”三人合照。1924年4月30日的《民國日報》刊載了泰戈爾的一段話：“我想繼續印度以前到中國來的大師所未盡的事業，此種責任，我與中國青年共同負之。”

泰戈爾通過莊士敦的介紹，還與宣統皇帝溥儀在紫禁城見面。1919年初，莊士敦通過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介紹，來到紫禁城擔任溥儀的西洋教師，而他也是泰戈爾的好友。莊士敦曾說過：“我希望泰戈爾在他沒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禮貌和尊嚴的中國之前，不應離開北京。于是，我向皇帝談及泰戈爾，并請求允許他到紫禁城來。”

于是，溥儀在閱讀了泰戈爾的詩集和文選之后，答應邀請泰戈爾入宮，他們在紫禁城的后宮御花園會面，由帝師莊士敦和遺老總管鄭孝胥陪同。會面的地點選在故宮御花園西南部的養性齋。在莊士敦的翻譯下，兩人交談甚歡。

協和禮堂里為泰戈爾慶生

4月29日，泰戈爾同徐志摩、恩厚之同往清華大學，并在清華大學工字廳下榻，其間受到了師生的熱烈歡迎。泰戈爾在清華發表了極為感人的演講，他說：“因此我竭我的至誠懇求你們不要錯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記你們的天職，千萬不要理會那惡俗的力量的引誘，誕妄的巨體的叫喚，擁積的時尚與無意識，無目的的營利的誘惑。”泰戈爾懷著熱忱之心，勸勉中國的青年永遠不要忘了自己的文明，永遠不要忘了自己的民族氣節。

除了演講之外，泰戈爾在此期間與北京各大名家均有交流。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凌叔華就是在這期間和泰戈爾相識。凌叔華從小便喜好詩詞書畫，六歲就拜了怪才辜鴻銘為師。當時作為燕京大學的高材生，凌叔華被推舉為歡迎泰戈爾的代表，北大指派招待遠道而來的詩人的正是徐志摩和陳西瀅。也是在這次茶話會上，凌叔華結識了徐志摩和陳西瀅。后來，凌叔華和陳西瀅結了婚，與徐志摩也是“永久的文學上的朋友”。

泰戈爾訪華的高潮，是5月7日在北京給他慶祝生日。

在北京東單三條協和的小禮堂里，胡適主持壽禮。之后是梁啟超主持的贈名典禮：“今天，我們所敬愛的天竺詩人在他所愛的震旦過生日，我用極誠懇、極喜悅的心情，將兩個國名聯結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叫‘竺震旦’！”

“竺震旦”這個中國名字是大家送給泰戈爾的禮物。這位64歲的老人，在夢想中的中國，獲得了嶄新的身份。

生日會上還上演了精心編排的戲劇《齊德拉》。早在1923年7月30日，梁啟超、徐志摩就商議著要翻譯泰戈爾的劇本，為訪華做著準備，并與張彭春商議導演事宜，新月社成員負責表演，參演者多為徐志摩的好友，且均是當時京城的文化界名人。當大幕緩緩拉開，林徽因和徐志摩穿著精心準備的古代服飾，用流利的英語表演著絕美的愛情故事，借鑒了中國傳統戲曲的舞臺布景顯得格外莊重華美。在中國的舞臺上，《齊德拉》煥發出了新的光彩。

梅蘭芳為泰戈爾專演《洛神》

除了《齊德拉》以外，泰戈爾還欣賞了中國的傳統戲曲。梅蘭芳在5月19日晚把泰戈爾一行請到開明戲院，專為他們演了一出新編京劇——《洛神》。泰戈爾十分重視，也十分喜愛。演出結束后，梅蘭芳和泰戈爾一同交談，并對舞臺布置、唱詞唱腔等問題進行交流。梅蘭芳還和泰戈爾在扇子上互相題詞。30多年后，為紀念泰戈爾誕辰100周年，梅蘭芳請精通孟加拉文及泰戈爾文學的吳曉鈴和石真兩位教授，將泰戈爾贈給他的那首詩譯成了白話體：

親愛的，你用我不懂的

語言的面紗，

遮蓋著你的容顏，

正像那遙望如同一脈

縹緲的云霞，

被水霧籠罩著的峰巒。

5月20日晚，泰戈爾離開北京赴太原。當他走出寓所時，有人問他落下什么東西沒有，他傷感地搖搖頭說：“除了我的一顆心。”

梅蘭芳特意趕到車站為詩人送行，泰戈爾說：“兩三年后我還會再來。我愛北京的淳樸的風俗，愛北京的建筑文物，愛北京的朋友，特別使我留戀的是北京的樹木。我看過倫敦、巴黎、華盛頓，都沒有看到這么多的栝、柏、松、柳。中國人有北京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都城是值得驕傲的。”

泰戈爾在北京的旅途談不上十全十美，但是，他真實地感受到了北京這座城市的美好，他深深喜愛上了這座城市的氣質。在泰戈爾眼中，北京的古樸建筑即使是帶有簡單裝潢的平常店鋪，都是人類集合的極美表現。他這樣說：“能愛實體的事物卻不過分地粘戀，而且能給他們一種優美的意致，這是一樁偉大的服務。”

如果說《天方夜譚》是泰戈爾對中國最初的印象，此次中國之旅則是對其心目中的中國的一場“驗證”。結果顯然是令人滿意的，在泰戈爾離開中國前的告別辭中，他說愿意為溝通中印文化交流提供渠道。

回到印度后，泰戈爾積極溝通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在譚云山的支持下，中印學會和中國學院在印度成立，為兩國交流提供了固定的場所，使兩國文化交流向更深層次發展。

1929年3月，泰戈爾途經中國上海，再次停留中國，這一晚他與徐志摩侃侃而談，自五年前離開中國后，他對中國的愛，只增不減。

正如泰戈爾自己所言：“我初時立這宏愿，覺著有種偉大聲浪，從黑暗中發出來，激動我們，并引導我們走到光明仁愛的路上去。我到中國來，能夠把這點意思得到中國人的了解，并且使中印文化，重行溝通，這是我心中很滿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