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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法國讀者與社會：工人、女性與農民》， [英] 馬丁·里昂（Martyn Lyons）著，張翼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24年5月

我們常常會在讀史的時候發現若干古今之間的“合轍押韻”處。例如，那些為今人花太多時間在短視頻上而痛心疾首者，或許就與那些對底層階級讀了太多書而感到憂心忡忡的19世紀法國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跨越時空的共鳴。他們都擔憂“劣質”甚至“有害”的信息使人們走上歧路，因此試圖在信息層面上引導社會各階層服膺于當時的主流文化，或者借用葛蘭西的概念：“文化霸權”。二者的區別，只不過是控制的對象從印刷品變成了流媒體而已。以信息控制的方式建立“文化霸權”自古以來就是統治學的核心技術之一，就算是秉持“有教無類”思想的孔老夫子，也會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盡管孔子此言是否真的反映了“愚民思想”尚有爭議，但無疑呈現出了一種精英-大眾的二分法結構。文化精英階層負有責無旁貸的引導之職，而大眾則有配合、服從或抵抗的選擇余地。這種控制、服從與反抗之間的張力，就構成了上述“合轍押韻”中相似的“轍寬”與“韻腳”。

馬丁·里昂在《19世紀法國讀者與社會：工人、女性和農民》中，為讀者呈現了19世紀法國社會圍繞著閱讀這一媒介而產生的控制、順從與反抗。如副標題所示，作者選取了工人、女性和農民這三個于19世紀才踉蹌著進入印刷文字閱讀領域的讀者群體為研究對象，探究了代表著“文化霸權”的資產階級如何引導他們“正確地”閱讀“正確的”書籍，以及這三個群體對資產階級“馴化”的遵從、反抗，以及主體性的發現。

產業工人隨著19世紀法國社會的快速工業化而成為具有政治重要性的階級。如何引導工人避開各類激進主義的誘惑而遵循資產階級的“美德”，成為資產階級有識之士眼中的當務之急。諸如“富蘭克林協會”“教育聯盟”等由社會賢達組成的社團，以及愿意在工廠內設置小型圖書館的開明資本家群體，積極地承擔起了將工人閱讀引導進“安全”航道的責任。由地位較高而相對保守的手工業者組織的工人報紙，如《工廠報》，也盡可能地避免對資本主義的體制性批判，反而鼓勵它們的讀者多去了解法蘭西民族的光榮歷史與過去的高雅文學典范。即便是由勞工聯合會自治的工人圖書館，也因為不得不尋求政府的贊助和圖書捐贈，而使不少贊頌極端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這樣同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相去甚遠的作品擺上了工人們的書架。

資產階級以上述方式在文化領域各層面實踐著精巧的社會控制術，然而工人階級卻未能如其所愿，自覺地以富蘭克林為榜樣遵從勤勉、自律和上進的資產階級美德。圖書管理員發現前來借書的工人要么沉迷于被資產階級認為是“虛擲光陰”的通俗小說閱讀中，把“嚴肅的”閱讀當作寶貴閑暇時間的消遣；要么就是不可避免地從批判性閱讀中成長為社會主義的信徒，加入一次又一次讓資產階級膽戰心驚的革命大潮中。通過那些嘗試著書寫自傳的工人留下的文字，馬丁·里昂為我們呈現出這些盡管只擁有“拼湊的文學知識”，但依然努力自我表達的自傳作者的內心世界。即使他們的文字質樸無華，卻無疑描繪了一個階級對自我解放的渴望與可能性。

馬丁·里昂以閱讀為中心，為讀者呈現了資產階級與工人之間的控制技術與反抗手段。南伊利諾伊大學的詹姆斯·阿倫（James Smith Allen）在針對本書的評論中指出，“當文學活動成為日常生活和社會控制的中心特征時，這些文化-社會性對抗就會發生”（James Smith Allen, “Book Review on Reader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 by Martyn Lyons”, Libraries & Culture, Vol. 38 No. 1 [2003], pp. 74-75）。馬丁·里昂的討論似乎在“文化”和“社會”這兩個維度上存在比例失調的問題。換句話說，馬丁·里昂眼中的閱讀行為似乎被局限在雙手捧著書觀看，或是工人在工作時聆聽朗讀而已。但事實上，閱讀應被視作更廣泛的社會實踐過程所支撐起來的“冰山一角”。

從物質層面而言，書籍的生產、流轉與銷售、市場與價格、圖書館的空間分布與布局，乃至于照明設施之類協助閱讀的技術條件，都是值得討論的話題。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看，工人在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后閑暇時間的增長、以讀書為目的形成的自治團體的組織與運作，以及這些組織如何與更廣泛的社會運動之間聯系互動等話題也值得繼續深挖。例如在討論《工廠報》或工人自治的圖書館時，理應了解其組織架構，誰組織、誰參與，以及最重要的一點，誰出錢，如何使用這些經費？這些內容相當重要，但作者卻并未過多著墨。

或許有人會認為，上述內容超越了“閱讀史”應當關注的范疇。但馬丁·里昂全書的問題意識就在于資產階級對“危險階級”的控制，那么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工人階級緣何是“危險的”，難道就是因為他們腦子里可能存在的激進思想嗎？馬丁·里昂在書中提到，工人階級的閱讀并不必然傾向于激進主義，反而有不少人接受鼓勵，閱讀法蘭西民族歷史和高雅文學的典范作品，或干脆沉迷于庸俗的小說之中。就算是傾心于社會主義者，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仍有一道鴻溝，象征著從毫無戰斗力的“原子化”個人，到真正能夠動搖社會結構的堅強組織之間所需要跨越的障礙。換句話說，真正讓當時法國資產階級感到恐懼的，并不是紙面上的文字或是在工人階級頭腦中形成的各類“旁門左道”，而是工人通過閱讀這個契機而形成的組織。這些組織在成員生活和工作遇到困難，以及在罷工過程中，彼此應援。只有在猶如“凝結核”一般的天才組織者的運作，和金錢與資源的支撐下，那些工人頭腦中的思想才能化為真正威脅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力量。馬丁·里昂筆下描繪的作為“文化中介人”的工人知識，顯然缺少了他們作為組織“凝結核”與資源收集者方面的討論。

馬丁·里昂對自傳文本的重視盡管在探討工人階級的閱讀和反抗時稍顯不足，但是在論及女性閱讀時，則以其動人的內心世界描繪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牛津大學墨頓學院的羅伯特·吉德（Robert Gildea）和圣路易斯大學的莎拉·柯蒂斯（Sarah Curtis）都贊賞馬丁·里昂在使用個體案例呈現閱讀的感性體驗方面的獨到視角（Robert Gildea, “Book Review on Reader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 by Martyn Lyon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7, No. 473 (2002), pp. 925-926; Sarah A. Curtis, “Book Review on Reader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 by Martyn Ly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7, No. 4 (2002), pp. 1304-1305）。馬丁·里昂將資產階級對女性閱讀的憂慮具象為“包法利主義”，即用福樓拜小說《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的閱讀經歷，典型化那些易受文字煽情而走上歧路的女性。這顯然是一種父（夫）權制視角下的建構，并且與維多利亞時代較18世紀更為保守的道德觀念形成同時代的國際“同調”。在此觀點下，女性被視為資產階級男性氣質的對立面：非理性、感情用事，乃至于歇斯底里。因此，女性的閱讀和工人一樣，需要嚴格的控制與監視。對女性閱讀的監控一方面可視為一種商業運作，出版商敏銳地捕捉到了逐漸成長起來的女性讀者市場，推出了諸如《為女士挑選之書》和《基督女性之書》這樣具有高度針對性的產品；另一方面則自然是來自男性家屬緊張而焦慮的“凝視”。馬丁·里昂借埃萊娜的故事，生動地呈現了她的閱讀經歷，以及她與女性友人以及不被認可的“情人”之間的通信，如何遭到了父親和兄長的嚴密監控。這種監控是資產階級文化霸權之末梢在家內空間的實踐，而缺乏同儕奧援和公共空間的家庭婦女，則比工人群體更為脆弱。盡管也有露易絲·韋斯這樣成功地在女性老師的幫助下通過教師資格會考、開啟自己職業生涯的成功案例，但是相對于無數沉默而沒有留下過只言片語的女性而言，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很難避免“幸存者偏差”的指摘。這也同時體現出個案分析的局限性。

在女性閱讀個案的選取上，馬丁·里昂存在一個比較嚴重的疏失。他介紹了許多女性作為妻子和女兒的女性的閱讀經歷，但唯獨缺少作為母親的女性如何以閱讀為媒介教育后代的案例。如果把眼光投向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女性史研究者已經關注到女性在新生的共和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是所謂的“共和母職”（republican motherhood）。盡管女性在早期美國同樣不能像男人一樣主持公共生活，但是許多啟蒙主義者非常重視對女性的教育，因為她們需要維系私領域的道德。她們獲得教育后，通過閱讀習得的共和美德，指出并矯正丈夫的過失，并將后代培育為優秀的愛國者。正如琳達·科貝爾（Linda Kerber）在她的文中引用的評論：“只有美德凱旋，自由才得以保證……女性在維系國家的美德時，男性則維護國家的獨立”（Linda Kerber, “The Republican Mother: 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 –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American Quarterly, Vol. 28, No.2, Special Issue: An American Enlightenment (1976), pp. 187-205）。那么法國的女性又是如何在19世紀法國的復辟-革命-帝制-共和的循環往復中自處的？她們如何看待自己丈夫，又如何通過閱讀教育自己的后代？馬丁·里昂關注到了工人閱讀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卻將女性閱讀限縮于家庭與私人的情感體驗中，這既有可能是因為史料的不足，但也確實是他思量不周之處。女性閱讀和共和主義的關系是啟蒙與革命的社會遺產，因此，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德拉克洛瓦的著名畫作《自由引導人民》中出現的那位高舉法蘭西三色旗的女性，她平時會讀什么書？

有關農民閱讀的探討篇幅最短，馬丁·里昂主要借此討論了城市的“高級文化”對農村社會的滲透，以及地方文化的式微。印刷文化對鄉村的滲透首先要歸功于云游各處的流動商販，他們給農民帶去了實用的歷書和教義問答、通俗小說，以及城市里流傳的那些激進的政治主張。隨著鐵路和公路的普及，原本僅在城市流通的報刊也隨之深入農村。不過馬丁·里昂并沒有詳細討論這些報刊在農村地帶造成的影響，這也印證了莎拉·柯蒂斯對作者在報刊和小冊子的利用上有所欠缺的批評（Curtis, “Book Review”, pp. 1304-1305）。盡管當時的法國政府確實有一些管控農民階級閱讀的舉措，但農民在政治上的危險性遠不如城市中組織嚴密、訓練有素的工人，而尚處于歐根·韋伯（Eugen Weber）所謂“從農民到法國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的轉變過程之中。因此，官僚和知識分子在農村的斗爭對象主要是廣泛存在的“巫術”和“迷信”。然而，在啟蒙主義者眼中落后與愚昧的“迷信”，實際上同人類學家眼中寶貴的“地方性知識”僅有一紙之隔。尤其是在布列塔尼或法國南部奧克西塔尼亞、阿基坦等具有獨特文化的區域中，“粗俗”的土語與被視作“迷信”的習俗，實際上正是抵抗來自法蘭西島的“高級文化”殖民的“堡壘”。盡管這種抵抗在19世紀的民族國家構建下逐漸衰弱，但依舊在本鄉人心中最隱秘的角落中占據一席之地。正如馬丁·里昂在講述普洛澤韋對祖母的回憶時，特別提到了她那本被鎖在書柜中、用布列塔尼語寫就的《圣徒傳》。這一隱喻著宗教性、地方性知識的符號，恰與同樣擺在窗臺上，代表著世俗的、主流的法蘭西文化的《拉魯斯字典》形成戲劇性的對比。在此，鄉村與地方性的閱讀和女性閱讀似乎找到了一個交會點，暗示著法蘭西古老的過去正漸漸消失在現代性的高歌猛進之中。

來自農村讀者對書面印刷文化有心或無意的抵抗提醒讀者，哪怕是現代民族主義發源地的法國，當歷史學家端詳民族國家內部建構的歷史過程時，還是會發現本迪尼克特·安德森那著名的印刷語言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礎的論斷在實踐中充滿了不協與阻力。正如熱拉爾·諾瓦利埃爾（Gerard Noiriel）在研究法國公民信息登記制度時指出，官僚機構設計出來的那種理性化的表格根本無法照顧到千奇百怪的社會現實，更不要說官員的粗枝大葉、玩忽職守乃至于有意的欺騙與造假造成的無窮無盡的麻煩（熱拉爾·諾瓦利埃爾，《國家、民族與移民：邁向權力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93-215頁）。這些現象構成了同質化民族國家想象中難以克服的“他者”，就像無處不在的絆腳石，提醒著啟蒙主義者不要忘卻理性本身的限度。

印刷文化與民族主義同樣還面臨著來自海外“他者”的競爭。羅伯特·吉德和雷蒙德·格魯（Raymond Grew）在書評中都指出，馬丁·里昂在研究中常常提到海峽對岸的英國，始終是法國資產階級模仿與追趕的對象，這顯示出他在閱讀史研究中關注到了全球共時性（Robert Gildea, “Book Review”, pp. 925-926; Raymond Grew, “Book Review on Reader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 by Martyn Lyon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36, No. 2 (2002), pp. 501-512）。但是，在馬丁·里昂眼中的法國，似乎僅僅是那個位居西歐的民族國家，而全然忘記了她遍布全球的海外殖民地。英語文學的研究者早已在殖民地對母國文學和閱讀世界的影響方面成果斐然。吉卜林的印度經驗和康拉德的非洲冒險構成了其不朽名著的遠處靈感，最終成為英語世界讀者追捧的寵兒。如果那些說著英語的籍籍無名的游客所留下的汗牛充棟的游記、回憶錄和信札，能夠成為無數普通讀者茶余飯后之消遣，那么同樣可以想象，法國工人在下班后的閱讀中，和工友討論起法國在法紹達（Fashoda）與英國人的對峙，或是時運不濟的馬西米連諾一世（Maximilien）在墨西哥的悲劇性冒險；法國的女性讀者或許會期待他們遠在印度支那、西非或南太平洋服役的丈夫或戀人寄來的信中，為她們講述充滿奇幻色彩的異域故事；法國的農民或許會在夜間集會時，和鄰居們探討埃及的棉花是否能夠替代美國南方的出口，或是來自東南亞的熱帶作物對市場的沖擊。很難想象一個完全和法國的殖民地完全隔絕的閱讀世界的存在，這或許是馬丁·里昂研究中最令人遺憾之處。

最后，馬丁·里昂用“閱讀階級與危險的階級” 概括了19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對日益成長起來的新階級的閱讀嘗試的不安與焦慮。圍繞著閱讀的社會控制，確實是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整合自身的中心環節之一。它與兩次世界大戰后的大眾民主、福利國家、女性解放，以及1960年代資產階級自身的文化重組一道，將曾經“危險”的工人、女性和農民轉變為建制化社會體系的一部分，甚至是相對保守的那一部分。而這三個群體，也通過自身的努力，最終成為民主社會所需要的“知情的公民”與“行動的公民”。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自身形成的自組織始終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推動力。畢竟，用強制性灌輸建立起來的文化霸權只能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這也是這本書留給今日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