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春臺》（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發布的“中國好書”2024年3月推薦書目）是格非寫下的第十部長篇小說，也是他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創作的第一部小說。步入“耳順之年”的這位小說家，創作亦在越顯宏闊的境界里，“登”上了一座別致的“堅臺”。晴日里登高遠望的去處，是古人的春臺。不過，對格非的這部新作而言，“春臺”一詞特指“后廠村春臺路67號”，是一個具體而精確的現代城市門牌。作者依據這一門牌號，在作品中筑基造廈，“神州聯合科技公司”在這里順利落成。通過“春臺”這一空間意象，小說呈現出關于時代命題、命運格局和敘事手法的多重思考。

“神州聯合科技公司”是一家提供物聯網服務的私營公司。《登春臺》的主體故事圍繞著先后進入這里工作的四個人物徐徐鋪開。通過這家“物聯”企業，小說試圖展現一幅從“物”到“人”彼此交錯、緊密相連的時代圖景。四位主角生于不同年代，長在天南地北，卻被“神州聯合”聚集一處，共同分享著“中關村軟件園”和“后廠村”這一系列深含時代性的都市空間，也在這里聽取到他者身上獨具個性的生命故事。他們是社會發展歷程的見證者，也是各自心靈遭際的傾聽者。

作為一位長于冥思的寫作者，格非在現代社會縱橫交錯的多維聯系網中，試圖察覺出每個人之間心靈聯系的內在真相。“聯系性”可以說是格非寫作時首先思考的一個重要命題。我們所置身的這個時代，密布著比從前任何一個世紀都要繁多而平闊的馬路，路上的數字信息準確定位著每一個地點。好比小說中富于標志性的“春臺路67號”，若導航到這里，就可順利找見“神州聯合科技公司”和身處其中的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等主人公。順著路的水平指引，獲取的是他人的位置，卻無法獲知他人的內心，因為心靈沒有門牌號碼。在數智時代，人人都平等地擁有短短長長的幾串數字，它們是門牌號、手機號或者證件號等。這些平整有序的數字固然能夠提供豐富的信息，卻仍不足以講述飽含情致與詩意的故事。

生命無法缺少故事。講故事，正是使人們產生相互聯系的重要手段。在有限的現實時空之中，故事擴展人的生存世界和精神視野，給予人面對生活困境的耐心和不斷超越的信心。但令人不得不承認的是，現如今，遙不可及的“遠方”早已經變為唾手可得的“附近”，包含豐富褶皺的“故事”也成了平滑的“信息”。德國思想家本雅明曾直言，講故事就是對獨異的個人經驗的表達。中國作家木心給出的形容則更為生動，他認為地圖是平的、歷史是長的、藝術是尖的。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登春臺》所表達的關切得以凸顯：除了社會與歷史所構筑的水平視角，對生活與人心垂直層面的探索與開拓，或許能讓人們聽見和說出更多的故事，生發出更深的聯系。

格非筑造“春臺”，繼而又開辟“春臺”的語義空間。小說若以“春臺路67號”為書名，同樣具有懸念。然而，“春臺”與“春臺路67號”之間所具有的微妙差別，正是這位作家的用意所在。作為一個精確的地址，“春臺路67號”是四位主人公的交際場所和工作單位，它勾連起時代、歷史和城市發展中其余的道與路。“春臺”卻可以被視為作品人物的內心空間和生命單位。《說文解字》曰：“臺，觀四方而高者。”憑借一個輕盈的跳躍，“臺”凸顯為聽故事和講故事的心靈高地。格非借“春臺”揭示出世情和人心的基本圖式：世人登臺，除了遠眺，更欲訴說。于是，“春臺”由一個日常空間深化為一個“講故事的地方”，如同穴居人溫暖的火堆安全圈，也如同蒲松齡奇幻的聊齋空間。

《登春臺》還勾勒出一種空間形式上的對稱性：與“臺”所表征的熙攘“高地”相對，小說還寫到許多靜寂的“低處”。人何以著迷于故事？《登春臺》中是這么解釋的：“人有一種將自己替換成別人，又將別人變回自己的愿望和能力。在想象中，我們不僅能夠深切地體會別人的悲苦，也能分享別人的快感。”正是在“故事”的“聽和講”的過程中，小說的主角們覺察到自身的生命位置，它不在搖搖下墜的低處，也不在至高至上的頂點，它或許恰好是一個“春臺”的高度。“春臺”之上，故事之中，有人心的真聯系，有人格的大潛能。

“春臺”被塑造成一個“講故事的地方”，得益于作家對漢語優美的空間性本質的感知與敬意。格非從“春臺”的字面上看見某種高度，詞語“春臺”也在作者筆下獲得某種厚度。學者趙奎英指出：“西方拼音語言是一種典型的線性語言，漢語言則具有某種空間化的傾向。”格非對此深有體會，他不僅關注“春臺路”的時間性內容，更關切“春臺”的空間性情思。李白有詩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或者可以這么說：路，導向一種社會性的聯系；臺，則是天地間的融會貫通。

登臨“春臺”，人得以從低平的生活之流中超拔出來，以寬闊的心胸洞徹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在“春臺”維系的高度上，人可以寄托深心與遠思，拓展精神視野，擴充思想容量，從而實現極目天地間的無限可能。

（作者：王婕妤、敬文東，分別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