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9年，我曾以《“現實主義當代化”中的“格非經驗”》為題，討論格非小說《月落荒寺》在表現現實總體性方面的探索。“格非經驗”就是將視野之闊大和敘事之精微有效地結合的經驗，“小”與“大”在其文學敘事中構成一種相互依憑的辯證關系。具體說來，格非巧妙地將多部當代題材小說關聯起來，使小說成為更大現實圖景的“拼圖”。“拼圖”的作用，在于將“長河小說”的壓力分解在多部作品中。寫作的遼闊和景深暗藏于多部作品構成的布局和結構中，在單部作品內部，作家大可耐心地進行精雕細琢的細部經營。格非小說的魅力也常在于此，宏大的思想格局并不影響堅實精致的敘事品質。如果說“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已經完成了中國近現代史的百年“時間拼圖”的話，我們從《隱身衣》《月落荒寺》中則仿佛窺見了一種對當代生活進行“空間拼圖”的廣闊潛能。事實上，《隱身衣》和《月落荒寺》既各自獨立，又相互勾連。我們不妨設想這樣一種可能：格非所有關于當代生活的作品之間，都以“人物再現”等搭鉤勾連起來，它們有不同的主角和視角，不同的主題和筆法，它們構成散點透視、移步換景、綿延瓜瓞的當代文學“清明上河圖”，這部滲透著古典敘事智慧的當代“人間喜劇”，無疑是令人期待的。

2023年，格非在《作家》雜志發表長篇小說《登春臺》，完整版由譯林出版社推出。某種意義上，上述“格非經驗”仍在延續，我們不難從作品中讀到撲鼻而來的當代經驗和當代氣息。格非一貫精巧的敘事結構和細膩入微的語言感覺仍然延續。但，我們仍不難辨認出一種不同于以往的哲思性。格非是思想型作家，格非小說具有濃厚的知識分子氣質，這些判斷早已有之。但格非以往小說從未像《登春臺》這樣具有生命的省思意味。因此，有很多路徑可以去闡釋《登春臺》，我嘗試從物哲學角度靠近這部作品。

《登春臺》為什么叫“登春臺”？《老子》中有“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句，比喻盛世和樂氣象。歷代詩人騷客作品中也多見登春臺之語，如唐代錢起《望山登春臺》、宋代李公昂《水調歌頭·題登春臺》、明代嚴嵩《和唐侍御晚登春臺》等作品。古人每登高而起懷遠之思，遂有了更曠達的心境來觀照生命。格非《登春臺》中“登春臺”并無實指，當指在更高維度上體察、凝視和省思生命。在我看來，這部小說內蘊了一種很有意思的物哲學，這在中國當代小說中有相當的辨析度。中國當代小說，或醉心歷史，或精研敘事，或強攻現實，這些路徑為包括格非在內的很多人所探索和實踐。某種意義上，《登春臺》依然是一部留心現實、探索敘事的小說。這些可謂格非小說的獨特印記了。可是，《登春臺》更多了一種登臨而反觀的思索，這尤其令我感慨。

二

格非一定是一個極其敏感于物性的作家。他酷愛古典音樂，其作品對各種音響器材及古典音樂多有曲盡其妙的描寫。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格非小說存在著一種特別的物敘事。換言之，物在他的小說中不是一般的道具，而成為參與小說敘事的重要裝置。可是，我要說，在《登春臺》中，不僅有物敘事，還有物哲學。面對高度物化的世界，作家的職責不僅在寫出它，更在于勘破它。在我看來，《登春臺》為當代人直面物化現實，恢復人與物之間合度的、彈性的精神距離做出了有力的探索。

《登春臺》對現實世界的物化有很精彩的諷刺，小說寫很多成功人士“日復一日生活在很不健康，乃至極為病態的人際關系和工作環境中，卻將健康視為生活中唯一的宗教。鈦鋯合金的瑞士種植牙、鈷鉻鉬合金的美國置換膝關節、德國蔡司人工晶體眼球以及諸如此類的現代醫療科技產品，為他們的衰老留住了最后的體面和尊嚴”。這是一個高度物化的世界。盧卡契對物化有非常精彩的論述。物化就是人的異化，物成為人的絕對尺度。物化的結果就是年輕人以腎換iPhone的選擇。不少小說也表現這種荒唐的物化現實，假如現實已經如此離奇，小說停留于復刻現實，便必在現實面前黯然失色。格非《登春臺》對物化的表現和反思，就在于它從經驗層面進入哲思層面，從形而下敘述進入了形而上思辨。

小說中，周振遐是神州聯合科技公司的原董事長，從身份上說，他是企業家，是創富人士，是物的創造者和享用者。現實中，這批人常常在充分占有物的同時，世界觀也被充分物化。由此，究竟是物物還是物于物就成為一個問題。但很多人對此并不自覺。物化是最重要的現實邏輯之一，換言之，很多價值必須通過轉換成相應的物來體現。個人的價值也常通過其創造了多少財富來確證。因此，物化邏輯是一個無法被完全否認的邏輯。周振遐卻是一個對物有省思，對精神世界有向往的企業家。這從他不斷在公司內部舉行文化講座、沙龍可以看出，從他頗為“草率”地將董事長職位轉予陳克明也不難看出。從執著于物的角度看，周振遐選擇陳克明為繼任者委實草率；但從超越于物角度看，他對物有著相當難能的超脫和瀟灑。因此，周振遐并不是一個現實型人物，而是一個理想型人物。他的存在和抉擇，更多顯露了格非對人之可能性的一種思考。作為創富時代的科技精英，周振遐并未沉淪于物，他參與創造物卻不著物相。

可是，我們也要記住：周振遐既不是完全棄絕物的隱士，也不是一個超乎物上而無所煩惱的人。如果將周振遐寫成與物絕緣的隱士，或是完全超脫的高人，《登春臺》的當代感便要削弱許多。因為這樣的人物古典世界中多有，其思想已入圣，而少了現代人的血肉。作為理想人物，又過于理想化了。可見，小說中現實人物和理想人物并無必然好壞之分。區別只在于，現實人物不能被刻板的現實所定義，而喪失其個人性；理想人物不能被一種過度的理想所支配，而喪失其現實感。格非顯然知道，所謂當代，某種意義上便是一個持續精神搏斗的過程。寫出一個真正的當代人物，便是寫出一個既有現實感，又有理想性的當代人的可能性。

小說第四章，周振遐侍花的情節特別意味深長。退休之后，周振遐過上了半獨居的生活。他雅趣脫俗，邊界感強烈，對于過度熱情、喜歡問東問西的鄰居避之唯恐不及。這說明，周振遐將情趣寄托在花草上，卻關閉了與人交流的通道。一般俗人，養花種草未必通乎物性，更多是一種裝點和擺設。周振遐不是俗人，他通花草之性，他與所喜愛的花草，構成了一種精神共通性。因此，他是一個懂得神馳于物的雅人高人。有意思的是，格非并不認為登春臺而入于空中樓閣的周振遐便獲得了精神的逍遙游。他深知精神登春臺者，仍有沉重的肉身在世上。因此，格非沒有讓周振遐進入孔子“隨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相反，他仍有著煩惱甚至是精神危機。某種意義上，是更接地氣、更通煙火氣的姚芩接住了他在登春臺途上懸空的肉身。《登春臺》揭示了當代社會的物化危機，又出示了一種不無辯證的物哲學：生命不應沉淪于物的宰制，但是，現代人很難完全棄絕于物而獲得大自在。如何神馳于物、勘探物性，在與物相遇中獲得情趣、妙啟和智慧，就構成了對當代生命主體持久的考驗。這也是《登春臺》提出的非常獨特的精神命題。

《登春臺》中其實包含了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和周振遐四條線索，在小說結構上，四條線索其實是平等的，其他三個主人公的命運線索也包含了巨大的闡釋空間和潛能。甚至不妨說，其他三條線索包含了更豐富駁雜的現實信息。本文專談周振遐，是因為周振遐這個人物的心境、困境和省思可能跟作家的心理距離是最近的。格非持續創作近四十年，雖年齡上不能算老，但寫作上也開始呈現某種“晚期風格”。事實上，并非資深作家的寫作都可以歸入“晚期風格”名下。但《登春臺》確實為我們提供了觀察中國作家“晚期風格”的有力案例。這種“晚期風格”，不是賽義德所謂的“斷裂”，也不是傳統中國哲學那種靜觀安詳。格非的“晚期風格”，最令我觸動的則是一種不放棄現實，也不放棄對現實的反思，在持續的困境中辨認自我與世界關系的思想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