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初，錢鍾書的小說《圍城》在雜志上連載。這部以中日戰(zhàn)爭為背景的小說，開篇就把時間拉回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點出那時節(jié)“在中國熱得更比常年厲害，事后大家都說是兵戈之象”。現(xiàn)實世界里，那時錢鍾書還在歐洲留學，卻清楚國內(nèi)局勢，詩作里一再掛懷國事?！秶恰钒l(fā)表前不久，他在札記里評價德國十七世紀小說《癡兒西木傳》里描寫“兵連禍結(jié)，盜匪橫行之狀”，與伏爾泰小說《贛第德》里寫保加利亞軍隊之罪行“每有曠世相契處，證之今事，亦覺古風未沫”。說“證之今事”，就是自己所見聞的戰(zhàn)禍。作于孤島時期上海的讀書筆記里，讀《唐宋文舉要》時錄韓愈《曹成王碑》一句“賊死咋不能入寸尺”，形容的是唐朝曹王李皋負隅抵抗藩鎮(zhèn)叛亂軍隊的壯烈，頁眉上批注了“圍城”二字。小說《圍城》沒有直接描述戰(zhàn)爭，顯然并非不能寫或不愿寫。

佛蘭芒畫家筆下的三十年戰(zhàn)爭，近乎《癡兒西木傳》中所敘侵略者劫掠百姓的慘狀

漢學家胡志德曾記一九七九年五月錢鍾書訪美時談話，提到小說希望表現(xiàn)“戰(zhàn)爭既遙遠又無處不在，就像簡·奧斯汀小說中的拿破侖一世戰(zhàn)爭一樣”。那場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沉重影響了中國人民的現(xiàn)實生活與精神世界，作為小說題目的“圍城”，正像荷馬史詩《伊利亞特》里呈現(xiàn)特洛伊戰(zhàn)爭的攻守形態(tài)一樣，用最為簡潔有力的意象揭示著戰(zhàn)時上海的困局。錢鍾書一九三八年底回國后至次年在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執(zhí)教期間，講授過荷馬的兩部史詩；戰(zhàn)后他為暨南大學外文系學生開設(shè)的“歐美名著選讀”課程，第一篇也是選讀《伊利亞特》。講授荷馬這個行為含有錢鍾書在戰(zhàn)爭年代里的獨特思考，不過小說《圍城》的創(chuàng)作是帶有著喜劇感的戲謔與反諷意味的，眾人舟車勞頓地在污穢渾濁的世界里漫游的經(jīng)歷，可以看作英雄之旅的戲仿。試圖將荷馬史詩與現(xiàn)代世界接通的嘗試，正是兩次大戰(zhàn)時期歐美世界的一股重要潮流。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圍城》的日文譯者中島長文曾采訪錢鍾書，詢問“圍城”一詞的由來。錢鍾書從書架上翻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找到《魯仲連鄒陽列傳》的一段內(nèi)容，強秦四十萬大軍圍攻趙國都城，有人去拜訪客居城中的魯仲連：

（錢鍾書）把新垣衍對魯仲連說“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這些部分拿給我看，而后說：“作為詞語來說，這是最古老的例子，但沒有什么特別的意思?！?/span>

日本友人隨后做了些引申和聯(lián)想：第一，司馬遷這里引述的是《戰(zhàn)國策·趙策》里的話；第二，作為詞匯，《左傳》昭公十三年的“圍困城”和傳為蔡文姬所作的《悲憤詩》里的“圍城邑”，作為寓意典故也許比《魯仲連傳》里這段對話更為合適。

錢鍾書讀《史記會注考證》筆記。頁眉按語：“《冷廬雜識》卷一稱史公以一句縱，一句操，而于一篇中見之者，如此篇‘天下之賢公子也’、‘有求于平原君者也’等（按，皆全本《國策》）。參觀劉向《九嘆·離世》?！?/span>

錢鍾書自然知道《戰(zhàn)國策》的出處，《管錐編》明確說：“此節(jié)佳文，悉取之《趙策》三，句法操縱，一仍舊貫，未可歸功馬遷。”使用《史記》的本子，是因為當時剛寫完討論過此書的《管錐編》，手邊有書。以《史記會注考證》這種日本漢學名著來表示友好，也再自然不過。但更重要的是錢鍾書在留意“佳文”句法之操縱（“居此圍城之中”和“有求于平原”二語的重復出現(xiàn)）的背后，更深感于其中歷史人物應對“圍城”之局時的精神力量。大多要么困于局中、要么棄局出圍的人，是因為有政治上的考量。“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jié)”的齊人魯仲連，為何也留在“圍城”里呢？這恐怕也是錢鍾書夫婦選擇在戰(zhàn)事爆發(fā)后回國面對的問題，也是他們在上海淪陷如何進退時面對的問題。沒有引出的下文里也許才包含了真實的答案：

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quán)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span>

像鮑焦這樣的古之“介士”，恥居濁世，會因無路可走而“抱木立枯”，這是對大義的堅持。魯仲連引申到自己在“圍城”中的立場，他不從政，也不參與軍事，無“求于平原君”，也不認為趙國有什么仁政值得捍衛(wèi)。他只是憤懣于侵略者的作惡，才堅決要“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錢鍾書在抗戰(zhàn)時代里的表現(xiàn)，和魯仲連“義不帝秦”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而且所謂“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可理解為對于現(xiàn)實利益的超脫，回避黨派、主義的站隊，乃是一種清醒的政治態(tài)度，《圍城》不表現(xiàn)戰(zhàn)爭中的政治斗爭，這也許就是根本原因。《管錐編》曾說：“并世之人，每以當時之得失利鈍判是非曲直，《莊子·胠篋》所謂‘符璽’與‘仁義’并竊，‘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西諺所謂‘山呼“勝利者萬歲”！’”——這“山呼‘勝利者萬歲’”，是錢、楊夫婦熟悉的堂吉訶德譏嘲桑丘勢利眼時的用語。永遠拒絕為勝利者唱頌歌，連同《太史公自序》里稱許魯仲連的“輕爵祿，樂肆志”精神一樣，是錢鍾書肯定的人生境界。最終的日譯本以“不能在日語中找到其準確的譯法與表意”為理由，放棄了原來擬定的“被包圍的城堡”這個題目，決定只選擇《圍城》原題中的一個方面，改用“結(jié)婚狂詩曲”為書名。這樣一來，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本“圍城”意象上的多重指向。尤其是作者雖未正面書寫，卻時時關(guān)照在心的戰(zhàn)爭中人之生存狀態(tài)，在日譯本的改題操作下被淡化了不少，這當然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堂吉訶德說：“你分明是個勢利小人，你就是叫喊‘勝利者萬歲’的那種家伙。”（楊絳譯《堂吉訶德》第二部第二十章）

在小說里，方鴻漸繞了半個中國，又回到了“孤島”上海。這個平凡怯懦的小人物，感受著“擁擠里的孤寂，熱鬧里的凄涼，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心靈也仿佛一個無湊畔的孤島”?！皣侵腥恕毙木w上的這種寫照，并不僅僅屬于現(xiàn)代世界?！墩勊囦洝返谒氖鶆t里，論元好問同代人受其詩風影響，提到遺山“三知己”之一的李獻甫寫了首《圍城》，認為是“入之遺山集中，可亂楮葉”。李獻甫此詩寫金哀宗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軍隊圍攻汴京，此后哀宗率軍離京退走。錢鍾書留學時做過《中州集》的讀書筆記，上述《談藝錄》這段內(nèi)容就見于其中，并列稱引的雷希顏、李長源、秦簡夫等人詩，也都是經(jīng)歷末代板蕩的感慨之作。元好問詩中也多次出現(xiàn)“圍城”字眼，早有人指出小說題名的出典可能與此有關(guān)。再往前追溯，還有杜甫。《容安館札記》第四〇四則論呂本中《東萊先生詩集》，摘記宋人詩話所云“呂東萊圍城中詩皆似老杜”；第三二〇則引朱長孺《書元裕之集后》：“裕之圍城中作詩指斥蒙古，不啻杜子美之于祿山、思明也?！卞X鍾書曾說自己的學詩經(jīng)歷，是在游歷歐洲期間才足涉少陵、遺山之門庭的。感懷時事，從讀書學詩經(jīng)歷里有了切身體會，和杜甫、元好問的詩心產(chǎn)生共鳴。

后來《宋詩選注》中評價陸游，說他是“明明在這一場英雄事業(yè)里準備有自己的份兒的”，“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這暗含了褒貶之意：抗戰(zhàn)后，錢鍾書有一篇英文書評，評價一部陸游詩選英譯本（一九四六年），批評了將陸游愛國詩人形象夸大的研究方式。錢鍾書說，有些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教授發(fā)現(xiàn)了以研究愛國人物來愛國的途徑，于是把陸游的詩當成達到目的的資料。陸游的確愛國，但愛國不是他作品傳世的主要價值。唱高調(diào)的愛國詩并不能真正算是好的描寫戰(zhàn)爭年月的詩，受杜甫影響的陳與義、呂本中、楊萬里等人，以及后來的元好問，才值得學習效仿。這個判斷足以說明錢鍾書的文學理想：他否定了題材決定論，決意以戰(zhàn)爭作為背景色而不是前景主要事件來寫小說。

《圍城》固然充滿作者對戰(zhàn)事的憂憤，卻也并不以此為局限，核心主題仍在于人類生活的永久困境。以方鴻漸為假想情敵的趙辛楣擺設(shè)了一桌“鴻門宴”，怕自己學問壓不過對手，請來了兩個朋友褚慎明、董斜川助陣。席間談話中引出了“圍城”的主題：褚慎明道出那句“結(jié)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nèi)的鳥想飛出來”，說是羅素引的英國古話。十七世紀初，英國作家約翰·韋伯斯特（John Webster）所寫的悲劇《白魔》（一六一二年），將婚姻比作花園中的夏日鳥籠（a summer bird-cage），在籠外的鳥想要進來，在籠內(nèi)的鳥則終日憂懼自己無法離開。這個典故在歐美當代文學也有遺響，錢鍾書熟悉的英國小說家瑪格麗特·加布爾（Margaret Drabble），其處女作《夏日鳥籠》（一九六三年）書題即搬用韋伯斯特原話。但把婚姻比作鳥籠，還有更早的別國出處。法國大思想家蒙田《隨筆》第三卷第五章說：“這就像看到鳥籠的情況，籠外的鳥死命要往里鉆，籠里的鳥又絕望要往外飛?！保R振騁譯文）錢鍾書有詳讀此書的摘記，在這段話所在手稿頁眉，標注了“圍城”二字。

《圍城》隨后還有一段對白——

蘇小姐道：“法國也有這末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forteresse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錢鍾書編的英文雜志《書林季刊》一九四七年九月號里，曾介紹自己的小說“題目出自法國諺語：婚姻如同一座被包圍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要進來，城內(nèi)的人想要出去”。范旭侖已指出這“法諺”見于錢鍾書讀《巴特利特名言稱引錄》第十一版（一九三七年）的筆記。錄約翰·戴維斯爵士（Sir John Davies）的名言：婚姻如盛宴，座上客想離席，場外人想入席（一六〇二年）。注文里就有錢鍾書引的“法諺”，并明確指出摘自學者基塔爾（Pierre-Marie Quitard）的《法諺研究》（一八六〇年）一書。

1937年問世的《巴特萊特引語辭典》第十一版里的一條長注，針對詩人約翰·戴維斯爵士的一段話，將婚姻比作節(jié)慶盛宴，參加的人想要離席，未能入席者卻想要加入。錢鍾書在寫《圍城》之前曾讀此書

然而把婚姻比作“圍城”也并非“法諺”，這來自阿拉伯諺語，范旭侖認為大仲馬《東游記》（一八四八年）是法語書里最早引入這則諺語的文本。錢鍾書可能查過基塔爾的《研究》，筆記上將“French proverb”之說，涂改為“Arab proverb”。學者林麗娟對這類婚姻譬喻的東方淵源進行了專業(yè)的梳理，認為雖被置于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名下，實為從阿拉伯、敘利亞地區(qū)傳至歐洲，將婚姻喻作漁網(wǎng)或魚簍，年輕人受到引誘而想要進來，入其彀中則掙扎逃逸而不能了。

《圍城》里對婚姻之兩難處境的表現(xiàn)，背后還有更為豐富的修辭與思想資源。小說結(jié)尾方鴻漸所感慨的“老實說，不管你跟誰結(jié)婚，結(jié)婚以后，你總發(fā)現(xiàn)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換了另一個”，和上文蘇格拉底之言頗為近似。八十年代初，錢鍾書在給張文江的回信中，曾承認的確并非向壁虛構(gòu)?；匦胖刑岬絹硇耪咭膼勰Z，指講演錄《代表人物》（一八五〇年）的著名議論。愛默生從蒙田對婚姻話題的“明智的懷疑主義”態(tài)度，延伸到青年立志從事政教、法律、文化等事業(yè)時將會面臨的兩難考驗。這合乎錢鍾書小說的立意，正如楊絳在九十年代初為電視劇《圍城》寫的題詞：“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yè)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錢鍾書的信里指示了蘇格拉底名言的出處即《名者言行錄》，并佐證以拉伯雷《巨人傳》第三卷第九章中“那末你就結(jié)婚罷”“那末你就不要結(jié)婚罷”的反復辯論。實則不止于此。據(jù)教父作家杰羅姆所說，有一部以亞里士多德的弟子忒奧弗剌斯特（Theophrastus）的名義創(chuàng)作的《婚姻金書》（Liber aureolus de nuptiis），即以明智之士應否結(jié)婚為主題，其中列舉賢妻良母的典范，繼而指出這種佳偶世間難求，絕大多數(shù)婚姻都令人失望，因此得出結(jié)論：明智之士不應娶妻。這種論調(diào)乃是西方古典時代至中古晚期一直興盛的“憎婚”（misogamy）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伊壁鳩魯以降，相關(guān)論說觀點、詩文故事，數(shù)不勝數(shù)；后世在尼采《論道德的譜系》中還可見思想影響，其中列舉了歷代持不婚信條的哲學家，恰好可以和錢鍾書曾開列的怕老婆哲學家名單相對照。這種關(guān)于結(jié)婚還是不結(jié)婚的討論，乃是西方修辭學傳統(tǒng)里“應否娶妻論”（an uxor ducenda）這一命題下的寫作訓練，見于著名的古羅馬修辭學家昆體良的《演說術(shù)原理》。

拉伯雷《巨人傳》第三卷第九章插圖（圖中文字為——巴奴日問龐大固埃：我是否應該結(jié)婚？）

錢鍾書對“應否娶妻論”這種修辭學命題傳統(tǒng)的關(guān)注，不僅體現(xiàn)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他還將之與學術(shù)研究結(jié)合起來，如議論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未能透徹理解叔本華悲劇觀思想：

茍盡其道而徹其理，則當知木石因緣，僥幸成就，喜將變憂，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終；遙聞聲而相思相慕，習進前而漸疏漸厭，花紅初無幾日，月滿不得連宵，好事徒成虛話，含飴還同嚼蠟。

即便寶黛姻緣實現(xiàn)，也會因欲望的滿足而產(chǎn)生厭煩：這也等于是拒絕了想為《圍城》安置美滿結(jié)局的“狗尾續(xù)貂”者。不僅如此，《管錐編》里論中西古今人世間的“男女乖離，初非一律”，論“愛升歡墜”如“轉(zhuǎn)燭翻餅”，更涉及心理欲念的變遷無常，這注定與固定人倫秩序的婚姻契約構(gòu)成了無法避免的沖突。在《管錐編》的最后一篇，由釋彥琮《通極論》首先提出的“嫁娶則自古洪規(guī)……何獨曠茲仇偶，壅此情性，……品物何由生？佛種誰因續(xù)？”這一問題，揭示宗教上的超越性思想也未能徹底解決人生的“圍城”之難題。

此外，深究某些小說細節(jié)的出典，會發(fā)現(xiàn)也有“圍城”之象的存在。比如在方鴻漸受聘到三閭大學任教前夕，錢鍾書用了句看似俏皮的西方典故：

在西洋古代，每逢有人失蹤，大家說：“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書去了?！?/span>

在晨光版單行本中，這句話后面附有拉丁文，后來版本又刪去了：Aut mortuus est aut docet litteras，這見于伊拉斯謨的《箴言錄》，是對希臘哲學家芝諾比烏斯《箴言集》第四組第十七條的譯述。原話背后的意思是羅馬帝國時代的雅典人不堪戰(zhàn)亂之苦，受制于征服者，許多囚犯到戰(zhàn)勝國去教人子弟讀書，偶有故人還鄉(xiāng)，被問到親友現(xiàn)況，答曰：“不是死了，就是教書去了?！狈缎駚鎏峁┝肆硗庖粋€線索：《圍城》里的這句話也可能是從當代愛爾蘭作家肖恩·萊斯利（Shane Leslie，1885-1971）寫伊頓公學生活的自傳體小說中抄來，證據(jù)也是錢鍾書的讀書筆記。萊斯利小說就題作《城中人》（The Oppidan，1922），oppidan一般意思是“城鎮(zhèn)里的人”，首字母大寫就特指伊頓公學的寄宿學生。小說里描述過一位原本懷有政治理想、打算進國會的蘭姆先生，最終卻留在伊頓教古典語言。小說家說：“古希臘諺語曾說，什么人消失了，他不是死了，就是成了一個學堂先生?！边@段話只是英文，并不是伊拉斯謨的拉丁語譯文。此處更為強調(diào)現(xiàn)代學院體制造成知識分子的與世隔絕之感。而錢鍾書回國后的十年里，一直未能謀得大學里的穩(wěn)定教職，可以說是在“城中人”和“城外人”之間游離?！秶恰防锝衣读嗣撾x現(xiàn)實關(guān)懷而變得空疏無聊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知識分子圈中頹唐卑瑣的精神世界，這種批判態(tài)度也正有賴于小說家本身游走于內(nèi)外的視角才得以成就。此外，《圍城》運用芝諾比烏斯這句話，與戰(zhàn)爭語境的結(jié)合更為緊密，更為深沉蘊藉地展現(xiàn)小說的現(xiàn)實主題。

錢鍾書讀《城中人》筆記，頁眉補抄了書中引的那句“古希臘諺語”

“圍城”這個主題下包含了錢鍾書在抗戰(zhàn)時期所認知的戰(zhàn)爭局勢和生命困境，以及中國高等教育和知識分子圈的狀況與問題?；仡櫵拈喿x史，可以說：一方面“圍城”之象長久地在錢鍾書的戰(zhàn)時生活中深入其心靈腦海，另一方面，“圍城”之題也包含了豐富深邃的詩文典故，錢鍾書筆下的戰(zhàn)爭語境與這些偉大的文學傳統(tǒng)發(fā)生了奇妙的連接。那些曾在烽煙兵火間表現(xiàn)對于人類命運之深切悲憫的中外文豪們，終于成為“患難中的知心伴侶”，通過書本和筆記給予支援，成就了這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jīng)營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