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公元1834年的李文田（字畬光，號若農），可以稱得上是晚清北京官場上的風云人物。作為文人領袖，這位探花郎的學問、書法、文章都稱一流，后世學人如李慈銘、繆荃孫、朱一新、蔡元培等悉出其門下。正史上說他“學識淹通，述作有體”，“類能識拔績學”，（趙爾巽等：《清史稿（下）》，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第1876頁）可謂名士兼名臣。

李文田在晚清的名氣也確實大，大到“為滿朝文人所崇拜”（梁煥鼐：《桂林梁先生遺著（全）》，華文書局，1968，第30頁）的地步。究其原因，除了他的文學才華之外，大抵還有以下兩條：

一是他的忠直之名。李氏曾因諫阻重修圓明園而得罪西太后，斥責過李鴻章，還力阻過康梁等人的公車上書，所以吳道镕贊其“易名以誠鑒天闕”（吳道镕，《禮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銘》，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24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292頁）。清朝皇帝講究“國家昏亂有忠臣”的邏輯，既然強調君主圣明，就容不得直諫之臣。待到同光年間，演化出一系列“清流”故事，這些“清流”中的大多數，不是以“直”邀名，就是“小罵大幫忙”，真以氣節著稱的士大夫，其實不多。李文田謚號“文誠”，又是“清流”身邊的人物，他是否擔得起一個“誠”字，至少還有爭議。

這第二條，就是他的姑布子卿之術。李文田生于廣東，粵人好形家，他通曉命理之術并不奇怪，但在京官的圈子里，精于此道者少，便顯得精貴。孫雄說他“方技通九流，合醫卜占侯命相堪輿，都成絕學”（倪星垣：《聯語粹編》，鳳凰出版社, 2015，第2頁）就是這個意思。

在士大夫們的筆下，確有不少李文田為人堪輿、相面、推算星命的記錄。比如翁同龢，每次搬家都要請李文田“相度住宅”。翁氏世家子弟，在北京能租得起大屋，自有看風水的需求。其他士人的住宅可能都比較小，用不著看風水，他們請李文田大多是為算命。這類記錄頗夥，尤其是生活在民國的遺老，常繪聲繪色地回憶起這樣的場景。比如黃濬說李文田“相楊蓮府（士驤）必至一品，相王文勤（文韶）拜直督，后必入相，且生還鄉，皆奇驗。”（黃濬：《花隨人圣庵樜憶（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373頁）又如徐珂所記：

李若農侍郎文田以精相法聞，嘗相許仙屏中丞振袆，決其官位當撫而不督。時許方任寧藩，旋授河督。許戲云：“我自督而不撫，若農將謂我何？”后調任廣東巡撫，開缺而終。（徐珂撰：《清稗類鈔》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641頁。）

遺老的文字，總是充滿了酸楚的回憶，除了作為亡國之臣的自我安慰外，還要用來換稿費養家。雖然故事神乎其神，可文字近乎傳奇，也就當不得真。想看真切的記錄，要到當事人筆下去找。恰好，李慈銘就找李文田算過命：

得芍農片，予推星命，言其格為日月夾命，五星逆生，耶律文正“乾元秘旨”中所謂大格者，當主奇貴。又謂逆格者多有磊坷不平之氣，以科料之，恐以氣節賈禍。他日到崇高時爾宜戒慎云云。首說非所敦者，后說自為近理耳。（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廣陵書社，2004，第3297頁）

李慈銘字愛伯，號莼客，室名越縵堂。他長居京師，在晚清的文名不低，生性又好罵人，一般士大夫都敬他三分。不過，此公在科場上的運氣卻遠比不上他的文名。他22歲中秀才，42歲始中舉人，中間竟落了11榜。待到中進士時，已然52歲，一生仕途可謂無所作為。上引這則日記作于1865年，這一年李慈銘36歲，距他中舉還有五年多，距他中進士也還有十五年。這樣的際遇既不可能“崇高”，更談不上“奇貴”，李文田的預測其實不準。

很多時候，算命的作用并不在準或不準。仕途變化多端，來訪者所求，更多在心理安慰。或許這才是李文田寥寥數語，便把一向高傲的李慈銘說到自嘆“自為近理”的秘訣所在。

后來，王文韶也找過李文田算命。他說，李文田“謂余一生平穩無風波，后嗣必有以科甲起家者，自維德薄不敢作妄想也。”（王文韶：《王文韶日記》，中華書局，1989，第869頁。）短短一則日記，同樣能使人感受到，經過“心理按摩”之后，王氏內心所表現出的熨帖。

這則日記寫于1895年2月1日。這一天，日軍剛剛攻占威海衛北幫炮臺，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只在旦夕之間。八天以前，身為云貴總督的王文韶奉命“幫辦北洋事務大臣”，可謂受命于危難之間。從風平浪靜的云南來到風聲鶴唳的直隸，正是內亂外患交相侵逼之時，這位綽號“玻璃蛋”的股肱之臣，不關心如何挽狂瀾于既倒，只在乎自己“一生平穩無風波”。晚清國事本不可問，甲午之敗、清廷覆亡，早已注定。

其實也不能苛求古人。清代君權強勢，“其愚天下之術，可謂巧且深矣”（樸趾源：《熱河日記》，《承德歷史文獻集成1》，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 2015，第248頁），及至國家有事，忠臣自然就少。強勢的君權還有一種附加的效應，就是使本就極具風險的政治生活變得更不確定。不確定的前途教人感到刺激，也使人缺乏起碼的安全感。在慈禧專權的時代，有人在兩年之間連升數級，從六品的中允做到二品的巡撫；也有人在一夜之間就遭遣戍，甚至人頭落地。無論是張佩綸的“朝是青云暮逐臣”，還是翁同龢在戊戌變法之前的突然被貶，都是這種風險的典型例證。

人在缺乏安全感時，容易訴諸神佛和迷信。無關時代和科學，這種由恐懼所帶來的心理需求，正是晚清士大夫們癡迷于“命理”、“神數”和“奇門遁甲”的原因。但其效應，則不止于心理按摩的層面。

在文廷式筆下，還有一則故事：

若農侍郎數術之學頗多奇驗，余別記之。惟其任順天學政時，甲午七月考八旗科試畢，余與黃仲弢、沈子培、子封昆弟宴之于浙江館，酒半，忽言曰：予近相安小峰御史（維峻）不出百日必有風波。余曰：大約以言事革職耳。侍郎曰：尚不止此。乃冬間，安御史以忤旨譴戍，如侍郎言。蓋試八旗時安為監試，侍郎相之特詳審也。又，壬辰春間，志伯愚詹事（志銳）有奉使外洋之信，中外皆謂必得，而侍郎以相法決其不然，卒亦竟如所說。惟相余則屢易其說而皆不驗，此不可解者也。（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中華書局，1993，第724頁）

文廷式，字道希、蕓閣，號純常子，光緒十六年（1890年）榜眼，與翁同龢、李文田等人關系極近，是甲午、戊戌前后政壇上的風云人物。文中“多奇驗”、“皆不驗”和“不可解者”，都有點抱怨李文田為他算命不準的意思。

所謂“不可解者”，倒也不難解釋。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中推測《左傳》為吳起所作，一條主要的證據即在于“左氏預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孝公后即無徵，則左氏時代從可推測。”（《先秦諸子系年》，商務印書館，2005，第223頁）道理其實很簡單。事后追記，傳之口耳者，則易有奇驗。但文廷式親身所試，便只能是“屢易其說而皆不驗”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那位遭革職的御史安維峻。李文田之所以在七月間忽“相”安維峻“特詳審”，又云此人“不出百日必有風波”，很可能有另一番解釋。事情的起因在七月十三日，安某“劾及樞臣”“欺蒙”（翁同龢《甲午日記》，翁同龢著，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8卷，上海：中西書局，2012，第3746頁。）。此時，安維峻官不過福建道監察御史，且背景不深，同時得罪行走軍機處的禮親王世鐸、武英殿大學士額勒和布、東閣大學士張之萬。到他彈劾李文田時，就連一向措辭謹慎的翁同龢都在日記中說他“丑詆之，有靦然人面語”（《甲午日記》，《翁同龢日記》第8卷，第3764頁。）。他的直諫，既可以理解為直聲震天下，卻也難保沒有沽名釣譽、政治投機的嫌疑。這樣的人，官恐怕就做到頭了，風波自然難出百日。

上引文廷式所錄，乃是京官雅集時的場景。清末京官集會，除了巧結人緣之外，很重要的一個節目就是打探官場上的各路消息。李文田侍值南齋，天子近臣，又與翁同龢、潘祖蔭等人交誼甚厚，非尋常官員可比，找他探聽消息的人自然不會少。宴席之間，看似是游戲，又隱約透露出政治內幕。有些話可以明言，有的則改頭換面，成了相面的結果。以虛幻的手段釋放確實的消息，既達到目的,又不授人以柄。“頗多奇驗”豈不自然而然？

類似的例子至少還有兩則。一是李文田相文廷式，云“蕓閣官不過四品，且即當失勢”（馬敘倫：《石屋馀沈》，建文書店， 1948，第170頁）。一則是他相梁啟超，說任公是“擾亂天下耗子精也”（冒鶴亭，陳子善編：《孽海花閑話》，海豚出版社, 2010，第25頁），言語間皆帶有明顯的政治暗示。人謂李文田“善談風鑒”，他嘗言“是非余所知也。”（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續修四庫全書》第57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06頁）其所知者，未必是命理，倒可能是真“是非”。

也許是因為這種手段影響太大，后來流傳的許多極具戲劇性的情節，也常借用李文田的名字。典型的一例，是梁鼎芬受李文田以“非常之厄”而避死的慫恿，彈劾李鴻章的故事。此事已被證明為虛構，但在清末流傳甚廣，以至于黃濬這樣謹慎的遺老都不能分辨真偽。這正好反證出李文田假風鑒而影射政治的手段。

李商隱有兩句名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寫的雖是漢文帝和賈誼，卻大抵描出了歷朝歷代的通病。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刀筆小吏，自古信鬼神者不少，真正心系蒼生的，卻未必多。不確定的前途和不自信的內心是他們迷信的根源，也折射出王朝體制的落后。其實，這樣的詩，恐怕只有生活在晚唐的李商隱才寫得出來，如若放在盛唐，類似的現象便很難引起士人的警醒。而李文田為人算命的傳說，至今仍被贊為高妙。比之晚唐，當作何解？

（本文初載于《文史知識》2020年第3期，后收入《李文田年譜長編》，為“引言”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