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雅可夫斯基廣場上的問題

十好幾年前，洪子誠老師到俄國旅游，旅游車把他們直接拉到吃晚飯的北京飯店，一座在20世紀50年代中蘇蜜月期修建的、斯大林式的宏偉建筑，吃完洪子誠發現前面廣場中心有一個高大塑像，走近一看，啊，馬雅可夫斯基！洪子誠說：“我驟然意識到，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想到他，也沒有讀他的作品了。50年代上大學，有幾位外國左翼詩人參與塑造我們這些愛詩者的詩歌意識，聶魯達、希克梅特、艾呂雅……其中最重要的是馬雅可夫斯基。”他的詩，曾經呼應了洪子誠對新生活和新生命的想象。“可是，曾經喜愛的詩人，為什么會這樣輕易、轉眼間就從自己的記憶里清除？這是當時在這個名為馬雅可夫斯基廣場上留下的問題。” （《仍有穩定和值得信賴的事物》）

洪子誠教授在課堂上講詩人馬雅可夫斯

馬雅可夫斯基廣場上的問題，轉場構成了洪子誠在本世紀的主要問題意識和研究重點。發生在他自己身上的這種看上去斷裂的閱讀行為，其實有好幾次。馬雅可夫斯基是一個，另一個發生在契訶夫周邊。

契訶夫是洪子誠特別喜愛的一個作家，他很多次談到契訶夫，把他作為主角談，作為配角談，有時舉例一長串經典作家，群眾演員里也有契訶夫。洪子誠說，六十年代初，一度沉迷于契訶夫的小說、戲劇，讀過關于他的許多評論和同時代人的回憶文章。有一本書叫《回憶契訶夫》，里面收了阿維洛娃的長篇回憶《在我生活里的安·巴·契訶夫》，也收了契訶夫妻子、大劇院演員克尼碧爾的回憶文章。阿維洛娃是契訶夫的秘密情人。洪子誠眼淚汪汪地讀了阿維洛娃長達幾十頁的“照亮自己靈魂”的愛情描寫，對克尼碧爾顯得平靜的敘述沒有什么感覺。可時隔半世紀，他寫《我的閱讀史》重讀這些文字的時候，感受發生了翻轉：“無感的是阿維洛娃有些撕心裂肺的傾訴，親近的卻是克尼碧爾懂得人與人之間理解和感情聯系的限度，因具有深刻的悲觀因子，而體現出節制卻并非無情的敘述。”（見《“懷疑”的智慧和文體：契訶夫》和《仍有穩定和值得信賴的事物》）

洪子誠是不是真的在半個世紀后，拋棄了阿維洛娃的高溫表達，我們不清楚，但這些似乎不連貫的閱讀事故，讓洪子誠很自覺地向自己發問：“如何通過閱讀、寫作來修復生命中的裂痕，重新建立一種今我、故我同一的整體性？”如此，洪子誠把自己變成問題，把自己變成橋梁，而經由他的中介，契訶夫的情人和妻子，雖然是兩端文體，卻奇特地在洪子誠身上獲得歲月連續性，也由此印證吳曉東最新文章中說的，洪子誠是哈姆雷特，也是堂吉訶德。（吳曉東：《“懷疑的智慧”與“閱讀的科學”》）

吳曉東說，通過對洪子誠閱讀史的再閱讀，可以感受到，這種“自我”的統一性不是一下子就建構起來的，而恰恰體現為一種過程性、持續性，或者說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斷續性，因此就具有一種歷史性和未完成性。而洪子誠最近幾年的工作，就是以自己為方法，磅礴地構建當代中國文學的閱讀史，由此展開的世界文學圖景，不僅別開界面讓當代文學來路歷歷，更讓世界文學獲得嶄新地理。北京大學出版社在2022年推出的《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是洪子誠相關研究的集中體現。在這本以蘇聯文學和蘇聯作家周邊為核心的論著中，洪子誠細致處理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十六個重要現場，藉此把歐美C位的世界文學版圖作了歷史化調整。

戴錦華說，洪子誠和“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的情感結構關聯，落子在馬雅可夫斯基身上。而在這個被洪子誠特別強調出來的廣場問題里，我們看到，馬雅可夫斯基其實被用來同步他的當代文學研究。這些年，洪子誠接連著文討論馬雅可夫斯基，他勾勒的馬雅可夫斯基中國閱讀史，不僅同頻當代文學史，更解釋了當代文學史。1945年，郭沫若訪蘇，稱馬雅可夫斯基是“進攻階級的偉大的兒子”，說中國人“早知道你的名字”，但五六十年代中國讀者接受的是經過簡化、偶像化，或者說，無產階級樣板化處理的馬雅可夫斯基。六十年代初中蘇分裂公開化，對馬雅可夫斯基的譯介也隨之減少。1977到80年代初，馬雅可夫斯基在中國被重新提起，并和中國的政治性寫作熱潮互動，但其顯赫不再復現。八十年代以來，馬雅可夫斯基圖像多樣化，包括愛情詩人形象。而檢索馬雅可夫斯基，會發現，他的高頻詞包含了“我，我自己，我愛，我的革命，我的大街”。（《死亡與重生？——當代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這個線索，支持洪子誠在最近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蘇聯化”與“去蘇聯化”》一文中，為“蘇聯化”和“去蘇聯化”挖出一個重要棧道：“中國當代文學的‘蘇聯化’和‘去蘇聯化’過程相當戲劇性，從情感和想象上說，它交錯、重疊著夢想、憎惡、決絕以及依戀等多種復雜甚至對立的因素。這是一個文學自身無法調控的‘極化’的行為。”但是，“就在用猛烈火力燃燒‘現代修正主義’的六七十年代，被燃燒的‘修正主義’的異端并沒有成為灰燼，卻在悄悄潛入，它們成為文革后期和80年代新時期文學變革的思想藝術資源重要部分。”

這個觀點太重要，為蘇聯文學和中國新時期文學同時開出了新的誕生平臺。

魯迅，丸山，洪子誠

我們在馬雅可夫斯基問題上停頓一下，來看關于洪子誠的另外一條線索。2007年，洪子誠寫過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批評的尊嚴——作為方法的丸山昇》。丸山昇，從1960年代開始，源源不斷發表關于魯迅的各種文章，其中，《魯迅·革命·歷史》一書在中國影響很大。在丸山昇和洪子誠的研究接力中，我們發現，洪子誠看丸山昇，和丸山昇評魯迅，有一些共同的落點。比如，他們都特別強調個體與時代洪流的“最具主體性的結合的方式”。洪子誠說，這種“最具主體性方式”的建立需要通過“抵抗”來發生，而從丸山對魯迅的論述中，大概能看到“抵抗”所面對的一些內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強大潮流的裹挾威力，正義感宣泄的自我滿足，與潮流保持距離的孤立恐懼，對自身位置、能力的虛妄判斷，等等。丸山對魯迅的發現，應和了洪子誠對丸山的發現：“投身于具有正當性的思想、文學潮流之中，但堅持自身的獨立性，擁有處理、解釋問題的獨特的思想框架和方法。”

丸山曾經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有時候，做研究“最終只不過成為自己的影子在研究對象上的投影，”在從魯迅到丸山到洪子誠的連環論述中，我們其實看到兩次投影，丸山投在魯迅上的影子，以及洪子誠投在丸山上的影子。而洪子誠對丸山的評論，完全合適用來描述洪子誠本人，因為他做學術，跟丸山一樣，不是那種“職業性”、“生命萎縮”的，你能在他的嚴謹論證中把捉到動人的“生命熱度”。

在這個生命熱度上共振的魯迅、丸山昇和洪子誠，可能后兩者的相似性比較容易被把握，但我想說的是，在承受并理解“狂風乍起”的時代，并且有效地在承受中確認自己“當前的所在地和自己的力量”，在由丸山昇所揭示出來的魯迅像里，其實恰切地預告了洪子誠的工作形象，“不是將自己無保留地交付某種方向、立場、陣線，不是瞄準新的可能性一口氣飛躍”。半個世紀來，洪子誠給當代文學研究界帶來的變化不是飛躍性的，但卻潤物細無聲地為我們后來者開出了極為遼闊的具有世界意義的整體性的疆域。

一方面，洪子誠直接和歷史面對面，史料就是他的青春和酒，另外一方面，他從來抱著懷疑的態度，或者，借黃子平的概念，他的態度是“猶豫不決”的，不僅對史料更對自己。在研究反華電影《德爾蘇·烏扎拉》時，他發現，我們出過一個批判集《反華電影劇本〈德爾蘇·烏扎拉〉》，里面收了刊載于日本、香港的八篇批評文章。洪子誠細讀后，覺得這些動輒以日本人民的代表身份自居，摘取一二細節無限發揮的論述方式，很“文革”風，尤其文章中“跳梁小丑”“蘇修社會*國主義”“蔣幫”等等，更是那個時期中國報刊才有的流行詞語和修辭方式，洪子誠因此發問：這些文章真是日本人寫的嗎？然后他上下求索，幾經輾轉，終于查到實據，確系日本人親寫。洪子誠由此感慨，“對那個特定時間的觀念、語言、情感狀態和思維、表達方式具有的國際影響力，和后續的生命力，我們真的是低估了。”（《反華電影劇本〈德爾蘇·烏扎拉〉》）

這個感慨，同時包含了對自己的修正，也包含了對批判文章的新認識。在分析《恐懼與無畏》的相關資料時，洪子誠用慢鏡頭回溯了蘇聯小說《恐懼與無畏》及其續寫文本《幾天》。四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初的戰爭時期，在根據地和解放區，流傳過一本“教科書”般的《恐懼與無畏》，小說中有個名為巴蘭巴耶夫的士兵，因為被機槍的響聲弄得失魂落魄，慌忙逃跑，結果面臨被槍決的命運。不過，十六年后，作者別克重寫了這個題材，“處決巴蘭巴耶夫”也被徹底改寫，最后，萬般糾結的軍官還是饒恕了士兵。（《〈恐懼與無畏〉的相關材料》）

如果你認為洪子誠是站在重寫的這一邊，那么，去看《內部的反思：“完整的人”的問題》。此文結尾，洪子誠重提他二十多年前在《問題與方法》中思考過的、但至今沒有得到研究界足夠重視的問題：“革命文學”在當代的困境的形成，它的過程是一種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的“自我損害”。不斷追求純粹的過程讓自身越來越空殼，但是如果不做這種排除和隔離，又有可能被強大的“異質”文化因素所侵蝕，所吞沒，而失去它的邊界。

這個問題追蹤了洪子誠半輩子，也讓洪子誠與所有研究者不同。羅崗說，洪子誠的研究以“具身性”應對“本真性”的危機，為今日“重返20世紀”和激活“當代文學研究”的“反學科性”提供啟示。（《洪子誠文學史研究與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由此，吳曉東說洪子誠的世界文學視野是當代文學的結構性“他者”（《當代文學的結構性“他者”——洪子誠先生世界文學視野的意義》），而接著他們兩位的觀察，我會說，洪子誠本人就是當代文學研究的結構性他者，他以自己為中介的方式，他無法斬釘截鐵的態度，都包含了“歷史中間物”的意義，也是在這個橫軸上，他共振了丸山，共振了魯迅。

在未來發生之前先行改變我們

洪子誠很喜歡波蘭詩人米沃什的《禮物》，詩中有這么兩句（西川譯）：

我知道世上沒有什么人能讓我羨慕，

想起今我和故我同是一個人不再使我難為情。

重建“今我”和“故我”的同一性，重建今天的當代文學和過去當代文學的同一性，對于洪子誠，這是同一個任務。洪子誠站在2024，向消失的蘇聯伸出援手，向五六十年代伸出援手，世界文學中的洪子誠憑著一己之力彌合了當代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裂痕，彌合了當代文學的前后裂痕，他為我們重新把歷史彌合。

2024年6月8日，“洪子誠文學史研究與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會議最后，洪子誠說他的學術研究是靠著“三分努力，八分機遇”一步步生成的，是“努力做一點為歷史留痕的工作”。八十五歲的洪老師，坐在九十二歲的謝冕老師身邊，兩位老師的精氣神讓他們比我們所有參會的學生輩都年輕。當他們講話的時候，比我們更有激情，當他們吃飯的時候，比我們更有胃口，當他們展望未來，也比我們更有責任心。自稱年長十歲的謝老師還把路翎詩句“盼望酒和永遠的青春”贈予洪老師，他們坐在那里，是我們的守護人，也是時代的領路人。進入當代文學課堂，從《中國當代文學史》，到《問題與方法》到《材料與注釋》到洪子誠的各種閱讀史，新詩研究，當代文學概念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洪子誠反復把中國當代文學放入更具挑戰和更具復雜性的語境里。有時候也會想，洪老師持續不斷地把當代文學推到更大的平臺，是為什么。好像是為了回答我的問題，里爾克說：這樣的人來到我們中間，是為了在未來發生之前先行改變我們。

《可愛的燕子，或蝙蝠：50年前西方左翼關于現實主義邊界的爭論》就是一篇改變我們的文章。洪子誠撿回1963年前后的爭論：是否應該開放現實主義的“邊界”，確立現實主義的“新尺度”，讓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文藝對話？然后他接連重新探入當年關于“頹廢”的討論，關于卡夫卡的討論，在深度打開加洛蒂、薩特以及蘇聯報刊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后，洪老師說，到六十年代，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文學界關切的問題發生轉移，無視或輕忽卡夫卡的情況已經不占主流地位，同時，盧卡契也出現松動。“同樣的爭論也發生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國，也同樣的不知所終。”看上去輕描淡寫式的一筆，卻讓世界文化和當代文學直接同構直接對話，而且彼此解釋。包括在《“修正主義”遇上“教條主義”：1963年的蘇聯電影批判》一文中，洪子誠也歷史性地講清了蘇聯電影新浪潮和歐洲新浪潮的區別，而在這個浪潮里，中國的文化浪潮也出現挪動，比如周揚態度的變化。1961年6月23日，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周揚發言，態度“后撤”：“但也應了解人家什么新浪潮、現代主義……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人。”“批判人性論是對的，但發展到什么都是人性論、人道主義，就同我們講得不清楚有關……在批判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遺產中出現的缺點和錯誤，我們有責任……”這種把中國浪潮和世界浪潮直接關聯的能力，洪子誠的研究是示范也是一次大規模的導入。就像他在《1964：我們知道的比莎士比亞少？》中一節小標題所示，“怎樣聯合、拉攏莎士比亞”，怎樣“聯合”當代文學和世界文學，是洪子誠這些年的核心關切。世界和人都分崩離析的時代，重返一個互證因果的版圖，往小里說，是批評和理論的復興，往大里說，這是“又一次的誕生”，這個誕生，挪用的是吉狄馬加在《致馬雅可夫斯基》中寫下的“又一次的誕生”。而洪子誠“聯合、拉攏”當代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行為，在根本的意義上，就是讓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又誕生一次。對洪子誠本人，用他不喜歡的金庸武功來說，這是氣通周天，萬物生長，達成武林絕頂“神照功”。

這個洪子誠，就是當代文學研究的肉身形象，或者說，世界文學中的洪子誠，其直接的文本轉喻就是，世界文學中的當代文學。這種把自己放到研究中去，把自己作為對象的研究路徑，也成為洪子誠別具能量的方法。這個有著“冷靜、節制、溫情”形象的洪子誠（孫曉忠語），通過探討自己把握了當代文學史的最重大問題，也開啟了世界文學的樞紐和重心再建。因為有世界文學中的洪子誠，有今我和故我同一的洪子誠，我們重返二十世紀，可以用同一艘船，點同一盞燈。因為有中間物洪子誠，有自稱“飽含累積的無力感”且“轉身太慢”的洪子誠，我們面對未來，才敢聯手接住虛空。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壇》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