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8年7月，我坐在臺北回廣州的班機上，看見地勤人員朝我們揮手，留下一個蒼涼而美麗的手勢。我與一段悠悠歲月作別，囑咐自己振奮，重新投入生活。不想兩地開始了經久的隔絕，我與短暫交往四個月的朋友們交談愈來愈少，連懷念的精力也逐漸被消磨，只剩下一封封反復被閱讀的舊郵件，最后一封開頭寫著：“文昕好：好久不見，而且，還真不知何時能見呢。”

《距今六十九海里》故事的形成，便是模模糊糊地，從“距離”這一概念開始。它像一個時空體，囊括著我對兩地、家庭關系、現代人離散生活的觀察。它在畢業前夕寫成，作為被美化了的日子來懷念，難免具有含情脈脈的目光。

福建女孩章一琳后知后覺地背負上母親的志愿，嫁給一位臺灣老板，希望能在一定期限后拿到臺灣身份。面對丈夫施暴和母親病危，她不得已返鄉，最終決定留在故鄉生活。故鄉，在某種程度上寄寓著烏托邦式的美好想象，從虛構的層面，它寫出了離散的人如何在故鄉找回平靜的生活，但從現實的角度，卻是很多人難以做出的選擇。

因此，當小張老師提醒式地問我，寫這樣一個故事有什么意義時，我才重新對自己的筆，以及筆下的故事有了反思。

奶奶去世后，我再度打開這篇小說。相距一年，我怎么也沒有想到，章一琳的故事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我現在的生活——被“好的標準”捆綁，受困于某個期限，不得不懷著明天會更好的自我安慰，惶惶度日。但在小說中，章一琳的心終究從母親轉向了自己。我想她比我更勇敢，在沉默中突破了關系的囹圄。也說明我寫這篇小說的當下，已對未來生出些悲觀的念頭，但依然有慣性的希望，留下一個光明的尾巴，如今它反過來，安撫了現在的我。

母親有沒有愛過我？這應該是小說中的章一琳最想問的問題，卻無法直面可能的答案，如同臺灣與故鄉相距的“六十九海里”，很近，但難以跨越。于是它化作章一琳對母親體貼背后的不理解，與弟弟的房產沖突，對自己房間的保留。思考這個問題時，我總會想到奶奶的臉龐。我隔著不遠的距離，看見她要永遠地與我們分隔，那一刻卻極平靜，不再受到愛與不愛的困擾，而是知道矛盾終結于此。我頻頻想到王文興的《家變》，父親走后，緊張的日子竟顯示出一些松動，甚至愉悅。我久久凝視著這個念頭，感到羞愧，又在小說寫作時，感到一些自由。

我常常寫福建女性在他鄉的故事，她們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在他鄉用自己的方式開鑿出了生活的許多可能性，偷渡，假結婚，或是尋找當地的男朋友，在他鄉做美甲、開超市、做保潔，困境讓她們變得很真實、鮮活。在不確定的危險和不見天日的恐懼中，要求自己保持生的希望。我受她們鼓舞，于虛構和非虛構中不斷追尋她們的蹤跡。在一場文學比賽中，一次偶然的機會，項飆老師讀到了我的非虛構作品，他評價道，如果不寫，沒有人會關注她們的生活，更沒有人知道她們是這樣生活的。我想這也是寫作的一種意義和責任，無論是哪一種形式，應當要寫出人的某種處境，包括困境。

寫作初期，我試圖用小說寫出現實世界里無法解答的問題、壓抑的念頭，而后是我觀察到的，那些邊緣和細小的“不適”。我難以直面大的沖突——生活和小說中都是這樣，但總為情感和表象傾心，也樂于想象它們背后的遭際，并通過虛構的方式，將它們變成完整的故事。寫作是一條起伏的生命線，我在其中越來越滿足，仿佛創造了某種為我所有的、解釋世界的邏輯方式。

《潮汐車道》的創作同樣從一個問題開始。某年夏天我作為實習記者，在法院聽了不少案件，其中一位失獨父親，不想嫌犯被判死刑，而是希望得到一筆賠償，以此還清貸款，為日后生活提供基本保障。而另一位有同樣遭遇的家庭不接受任何賠償，只接受對嫌犯的死刑宣判。剛開始我并不理解，后來才明白，在某些時刻，生命價值的衡量標準離不開現實生活。我想起魯迅先生在《傷逝》中寫道：“必須要有生活，愛才能有所附麗。”想起那位父親所說的，他還有車貸要還。

我在新聞中完成了過程的記錄，而在小說里面，給情感留下更多空間，更多的是想象一位父親在兒子死后的世界里探尋。時至今日，我的手機還能看到那位父親的朋友圈，開業慶典、家鄉新聞，偶爾兼職。可見，生活和小說不同。生活沒有結尾，作為寫作者，我能做的僅僅是不斷地發現問題。

當下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很多。我很難說我的寫作關注了這些問題，甚至有些主動回避，但小說中對幽閉的恐懼，對自由的渴求，在平凡和追求間的搖擺，對某些秩序的不信任，時常存在，這些也是每個人身上的投影。通過文學創作，我明白即便事物無法改變，也要看見它們，并在將被淡忘的陰影處留下筆跡。

我開始堅定地寫小說，并相信它可以成為支撐我生命的部分。時間并不很長遠，并不是經年累月的自我認可，而常常是自我懷疑和貶抑。但在這條路上，我也是幸運的，得到了許多鼓勵和幫助。來自老師的，編輯的，同輩朋友的。她們的肯定與善意，對于起步時不夠自信，也尚未發現獨特性的我而言，有深遠的力量。我開始將現實生活和寫作的世界分開，試著面對創作中無限寬宏的宇宙。寫不下去的時候，我常常會去讀自傳，或是讀作家的訪談，倒不是為了學習具體的筆法，不過是想要將自己放在更廣的緯度中，相信自己終究會寫出些什么。看到他們在某一階段猶疑、徘徊、突破，甚至是對以往自我叛離，感嘆互聯網不留情面之余，也知道有些必然的歷程，尚未抵達。

青年時期的寫作像在顫抖，總是懷疑，種種不逮之處……好在反應很誠懇，將直覺作為故事，將語言作為修飾。越投入生活，越會發現更多問題。在現實生活中，我的未來計劃仍在飄忽，但在寫作的世界里，想寫的欲望是源源不斷的，這使我高蹈，充滿希望。作為觀察者、創作者，游弋在問題之中，文學是我的庇護所，亦成為我的應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