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翻閱故紙堆時，文學前賢的厚愛一回回撲面而來：一款簽名、一張便條、一幅書畫……還有冰心那句暖心的話：有了愛，就有了一切。

 冰心：一款簽名

2002年歲末，在無錫舉辦的“顧毓琇學術(shù)研討會”上，吳青、陳恕夫婦邀我到他們的房間去話舊。我見到他們的床頭柜放著一張吳青母親冰心先生（1900—1999）的照片。我打趣地說：“你們怎么像小孩子一樣，出門還帶媽媽的照片？”吳青說：“自母親去世后，我們外出一直如此，她愛我們，我們愛她。”2010年在上海舉辦的“蕭乾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我們又相逢。在他們房間里，我又看見那幅照片。2015年我與趙蘅進京叩訪，在他們家音響的立柜上又見到冰心先生那張與貓的合影。同時還看見老人給吳青、陳恕各寫的一幅字：“天地有正氣，江山不夕陽”和“謙卦六爻皆吉，恕字終身可行”。這是一個何等充滿愛的溫馨世界。

十分榮幸，我也曾享受過冰心先生愛的春風，有幸收藏她的賜函四通。那是20世紀90年代初，我所在的出版社里擬出一套“名人叢書”（日記、書信、演講、小品），我冒昧地向冰心先生組稿，先生俯允賜復：“來示早拜領(lǐng)，因為文藻和我通信早于抗戰(zhàn)中丟失，現(xiàn)從民族學院研究所取得他文稿，送上一頁，看是否合用。”（1992年9月19日致筆者函）遺憾的是，吳文藻先生孤零零的一頁手稿無法采用。稍后編“雙葉叢書”，我就不好意思張口邀冰心入盟，委請蕭乾先生出面。蕭乾不肯，他說大姐年事太高，他已向大姐承諾保證不再給她攬活了。不過后來，蕭乾把冰心女婿陳恕教授的聯(lián)系方式給我，點撥我“另辟蹊徑”試試。一試，馬到功成。

書稿由陳恕編就。陳恕信云，老人擬書名為《兩地書》。我看了后覺得不妥，認為此書名與魯迅、許廣平書信集名雷同，懇請陳恕在老人面前婉言，最好換一個。陳恕立馬來信說，老人認為她與文藻先生已天地永隔，沒什么不可。不過老人還是同意了，改為《有了愛，就有了一切》。他說這是老人最喜歡的一句話。冰心先生如此善解人意，我很感動，特地在書的“編后記”中申謝。

《有了愛，就有了一切》出版時，正逢冰心百齡華誕暨“冰心兒童文學獎”創(chuàng)立十周年紀念。陳恕語我，有關(guān)部門想用此書作為禮品贈“紀念會”與會者，只是覺得書的封面素雅了一點。我立即表示可擬請十位名人題詞，做一個紅色腰帶裝飾其間以彌補。陳恕將我的意見轉(zhuǎn)致冰心，老人讓陳恕捎話給我：“時間緊，麻煩就不必了。”老人如此謙和通達，真是“有了愛，就有了一切”。

寄奉樣書時我致信陳恕，說我這輩子無緣拜見冰心先生，很想得到她的一本簽名本作紀念。我是有福之人，終如愿以償，得了兩個字“冰心”。兩個月后，冰心先生告別人世，這或是老人家簽名的絕筆，彌足珍貴。

“一片冰心在玉壺。”

蕭乾：一篇注文

未結(jié)識蕭乾先生（1910—1999）前，在朋友家看到一幅他的漫畫肖像，臉胖胖的、圓圓的，笑嘻嘻的，頭上立著兩根俏皮的毛發(fā)。我說“蕭乾先生有點像彌勒佛”。朋友笑而不語。當我接觸先生后，我覺得他真像一尊普度眾生的“佛”。

我是編“雙葉叢書”時與蕭乾先生結(jié)緣的。先生古道熱腸，“雙葉叢書”作者中，我國臺灣的林海音夫婦、柏楊夫婦，英國的凌叔華夫婦，美國的聶華苓夫婦（未果），以及大陸的吳祖光、苗子、胡風夫婦都是由他介紹的。但他也是有底線的，我請他把錢鍾書夫婦介紹給我，他說他與錢先生不太熟，弄不好大家尷尬。不過，他把錢鍾書的好友舒展介紹給我，讓我“曲線救國”（無果）。我手上至今還保存著他一沓寫在文史館便條箋上的“介紹信”。

《雙佳樓夢影》（陳源凌叔華合輯）書稿編好后，作者的女兒陳小瀅，突然提出要加一篇某年陳西瀅（即陳源）與蕭乾拜訪英國作家福斯特的日記。只是日記原稿寫在記事簿上，很隨意，字跡十分潦草，文內(nèi)夾著許多人名、地名、花草名。我不識英文，無法編輯，只得懇請蕭乾先生援手。八十六歲的蕭乾，抱病為這篇日記作了二十七條注，還與文潔若先生共同翻閱資料，查字典，問李輝，寫了滿滿的三大頁，還幽默地說我在考他，年紀大了，“考不及格了”。

對蕭乾為人的熱情與忠厚，我有極深的感觸。傅光明是先生的助手，先生十分欣賞他。《旅人的綠洲》蕭乾部分書稿就是由傅光明選編的。蕭乾試問我，署名可否署傅的名字，又云：“如不宜，則我也加上，但事實上是他花的力氣。”叮囑我一定要付傅的選編費，還提出方案：“一、由出版社付，二、由我們書稿費中扣除。”但希望直接寄給他，并囑我“即便由我稿酬中扣，亦不要注上”。他怕我疏忽，在“不要注上”四個字下面加上著重號（1994年8月10日函）。

那幾年，社里經(jīng)濟效益不好，叢書延期三個月出版。我告知相關(guān)情況并請蕭乾原諒時，蕭乾復信竟然說：“沒關(guān)系，出版社在付酬時如有困難，可以用書來充稿費。”真是菩薩心腸。

我最后一次見蕭乾是1997年冬某晚在北京醫(yī)院，那是他這一年第三次住院，病情較重，生活已不能自理。

蕭乾在我冊頁上的題詞十分有趣：“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看得出他是一個“雅士”，又是一個講究實在的“俗人”。

“以俗為雅，以故為新。”

吳祖光：一封讀者來信

20世紀90年代，我是吳祖光先生（1917—2003）東大橋寓所的常客，到訪大概有七八次之多。或是主雅客勤，我去時十之七八已有客在座。祖光先把我安置到新鳳霞的畫室，讓我與她聊天，再坐等前客讓后客。

吳祖光是忙人，那時他一邊整理自己的文集，一邊寫電視劇本《新鳳霞傳奇》。他又是一個“多事”的人，自己的事都忙不過來，還多管“閑事”——從報上讀到一女顧客購物時遭搜身的報道后，旋而揮筆相助，撰文批評這種不文明的經(jīng)商行為。不意被對方告上法庭。官司糾纏三年之久，最終當然以吳祖光勝訴告結(jié)。

祖光不僅耿直，對人也至誠至厚。他知道我喜歡字畫，送我一本他們夫婦的畫冊，又讓新鳳霞畫了一幅《梅花》，他題詩并上款：“昌華仁兄先生雅賞。”

“雙葉叢書”之《絕唱》（吳祖光新鳳霞輯）出版后，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有求購的，有對作者表示敬意與祝賀的，也有樂為治療新鳳霞偏癱提供妙藥的。

1996年歲末，我收到滬籍在美攻讀博士學位的蔡仙英夫婦的來信，洋洋三大頁，寫得很動情。信中談他們在海外求學的艱辛，談他們讀到《絕唱》后所受到的教育和鼓舞。信末說希望吳祖光先生能看到這封信。當時我即以公事公辦的形式復了蔡女士夫婦一信，說先生年事已高，寫作任務繁重，我與先生有約，凡讀者來信由我代復云云。當然，為不負蔡女士雅意，我將信轉(zhuǎn)給了吳祖光，并告之我已代復，勸他不必再費神復函了。

不幾日，祖光來電話，說他與新鳳霞都看了這封信，很感動，決定“我還是寫封回信”。

“因風道感謝，情至筆載援。”

范用：一聲“師娘”

陳白塵先生（1908—1994）與范用先生（1923—2010）是一對忘年交。

范用14歲那年結(jié)識白塵先生。陳白塵知道范用愛看書，便送他一本《復活》，還定期從上海寄刊物給他。1937年逃難時，范用將許多東西丟了，而這本《復活》一直收在他的小包袱里。20世紀40年代在重慶，范用還曾向陳白塵學習寫小說，范用一直尊稱陳白塵為“師”。

新中國成立后，范用一直在出版部門工作。陳白塵的《云端夢憶》《少年行》《寂寞的童年》都是20世紀80年代，由范用所在的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他還親自為書設計封面。

1997年范用到南京，一見面就對我說，他此行南京要見金玲（陳白塵夫人）和戈寶權(quán)先生，并命我全程陪同。記得那天我陪同范用到青云巷陳宅去看金玲，車到巷口，范用突然招呼我“停車”。

陳宅是在小山坡上，車是可以徑直開上去的。我見范用拄著拐，行走很是吃力，便說：“我們開上去吧？”范用搖手，堅持步行。我知道這是范用出于對老師的敬重。上坡路有三四百米之遙，范用拄拐亦步亦趨，吃力地走到山崗上的陳宅。金玲女士已立在門口迎候。范用一見金玲，自然而然地叫了聲“師娘”，眼圈霎時紅了起來。其實金玲只比范用大五歲。進屋的第一件事，范用便找陳白塵的遺像。金玲將我們引入設在她臥室內(nèi)的小靈堂。陳白塵遺像下的桌子上，用紅絲帶扎著陳白塵的全部著作，小香爐的左側(cè)，還有一杯茶（陳白塵生前愛喝茶，金玲每日清供一杯）。范用一見老師的遺像，頓時潸然淚下，點上一炷香，恭恭敬敬地向陳白塵遺像鞠了三個九十度的大躬。

“新竹高于舊竹枝，全憑老干為扶持。”

“酒在杯中，情在酒里”及其他

文學前賢之間的友誼和他們對我厚愛的故事，不勝枚舉，限于篇幅簡述如下：

1999年，美國的顧毓琇先生收到我寄的《有了愛，就有了一切》后，來信說“很快就把謝冰心卷讀完了”，并囑我“別忘了把趙元任、楊步偉的《浪漫人生》也寄一本給冰心”。

1996年，我請?zhí)K雪林先生編選自傳時，她先婉拒，后又勸我：“你為我印自傳，不如為謝冰心、黃廬隱先生出版自傳。冰心在大陸確可稱文壇老祖母，她名氣比我大，出名比我早，她現(xiàn)臥病北京醫(yī)院，未知已痊愈否？”又云：“（她）今年九十五歲，再遲恐來不及了。”

1992年，當我寫信告訴季羨林先生吳作人先生健康欠佳后，季先生一周后便在《光明日報》發(fā)表長文《壽作人》，回憶他們的過往；接著又去探視吳作人。季先生曾對我說：“在感情方面，我從不敢后人。”同樣，2004年1月8日，我拜訪吳作人夫人蕭淑芳，她聽說我次日要去301醫(yī)院探望季羨林，馬上令女兒找出筆墨，親制一賀卡，托我轉(zhuǎn)致季先生。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舒乙先生家我常去，見他臥室門上每年都換上母親胡絜青為他新寫的“福”字，我開玩笑說：“舒先生，你可不可以把今年換下來的‘福’字送我？”舒乙笑而不語。2000年除夕，我收到舒乙掛號寄來的他請九十三歲的老母親為我寫的“福”字。

郁風先生從不賣畫，而我的同事劉文潔在長沙以不菲之價買了一幅郁風題款的畫。文潔托我詢郁風此畫真?zhèn)巍Ｓ麸L看后給劉文潔寫了封信，告訴他畫是假的，還寄了一張她的畫作（復制品）給劉文潔作紀念。

某年，我初訪九十歲的高莽先生，告辭時，他突然把我叫住：“怎么就這樣空手走了呢，我得給你畫張畫做紀念。”高莽用五分鐘為我畫了張速寫。

董橋先生每有新著都題贈予我，題字大多是“消閑”“清賞”“惠存”之類，有二十本之多。2013年我到香港公干，他在陸羽茶社請我喝茶，席間他送我新著《絕色》，他的跋語是：“與昌華通信數(shù)十年，已成莫逆，竟未謀面，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一日第一次在中環(huán)陸羽相見，似真似幻，不知今夕是何夕矣！”

范用先生我呼他為“三多先生”（友多、書多、酒多）。朋友送他的好酒，他平時舍不得喝，以致他告別人世時，還剩下些許。2014年，其女范又女士來寧訪我，拎出一個小布包送我。我問是什么，她說：“是酒，父親臨走時囑咐我把剩下的酒送給朋友們，這是給你的一份。”聽罷，我差點落淚。

酒在杯中，情在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