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作家、翻譯家葉君健誕辰110周年。從1938年任職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到1944年赴英宣傳中國人民抗日事跡，再到1951年創辦新中國第一個大型對外文學刊物《中國文學》，葉君健投身對外宣傳和中外文化交流事業，付出了大量心血。他通曉英、意、法、德、丹麥、世界語等多種語言，一生為世人留下了500多萬字作品和300多萬字譯作，在海內外產生廣泛影響。他翻譯的《安徒生童話》，為幾代中國讀者提供了心靈滋養。

20世紀初，家國危機促使人們尋求變革，“別求新聲于異邦”，造就了蔚為壯觀的出國潮。在20世紀40年代的旅英者中，葉君健是杰出的一員。他不僅“求”新聲，更別“傳”新聲，以獨特的抗戰演講與革命書寫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考察這一時期葉君健在英國的中國敘事與跨語際實踐，我們從中感受到的是他濃濃的家國情懷。

在英發表抗戰演講600余次

1944年10月，葉君健通過英國牛津大學道茲教授介紹，應英國戰事宣傳部邀請，赴英宣傳同盟國中國的抗日斗爭，鼓舞英國民眾抗擊法西斯的士氣。2022年新出版的《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記載，葉君健“每月約三星期在外，演講及參觀。一星期回倫敦休息。”（1944年10月12日）“中午在香港樓請葉吃飯。葉昨天方回。這次在外面兩個多星期，演講了四十多次，至少每天兩次，有時三次。聽眾少亦二三百人，多的千人以上。每次演講及討論至少二小時。有些人跟了他跑，他到某處去講，他們即去聽。”（1944年11月14日）“十二時半，瀅與格溫，布斯夫人等去China Institute。葉今日講‘今日中國’，講的是中國抗戰時的人民生活。”（1945年1月17日）

葉君健是陳西瀅的學生，從后者的日記中可以看出，葉君健在英國公共演講之勤。他的演講以中國人民的戰時生活為中心，包括中國的人民武裝如何拖住日本侵略者。

1942年，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中英成為同盟，但英國社會對中國并不了解。1943年12月17日，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參觀英國考文垂邦菲兒新村的一所小學時，正值上地理課，同行的溫源寧問一個大約十一二歲的學生：中國的首都在哪里？學生回答：“日本。”王云五感慨：“此固不能謂一般小學生之常識如是，惟英國學校向來對東方不甚注意，可于此見之。”雖然20世紀上半葉，狄金森、燕卜蓀、羅素、阿瑟·韋利等英國文人表現出對中國文化與文明的高度尊重，但此時多數英國民眾對中國所知甚少，有的認識還停留在古代。

為扭轉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向英國社會宣講中國抗戰現狀、促進中英文化交流，葉君健深入學校、工廠、兵營、醫院，在英國各地發表抗戰演講600余次。這既鼓舞了英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斗志，又大大改觀了英國人對中國的認知。

用創作與翻譯傳遞革命聲音

除了在英國進行巡回演講，葉君健還不斷通過英文創作與翻譯向世界傳遞中國革命的聲音。二戰結束后，他以研究員身份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西方文學，其間用英語創作了自傳體小說《山村》等作品。1947年由英國西爾文出版社發行的《山村》以葉君健故鄉、具有“將軍縣”之稱的湖北紅安縣為原型，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湖北偏遠山村的故事。作品以第一人稱“我”（春生），一個十幾歲孩子的視角，呈現了20世20年代閉塞山村底層人民的生存現實，打撈出被大歷史湮沒的凡人悲歡，揭示了中國民眾如何一步一步走向革命道路。

《山村》被英國筆會選為1947年最佳小說，后來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全球范圍內傳播，產生了較大影響。冰島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霍爾杜爾·拉克斯奈斯評價說，《山村》揭示了“一個超級龐大的國家里的革命在農村中如何開展。”《山村》挪威文譯者漢斯·海堡說：“我一直在尋找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默默無聞的普通人，那些在大眾中活動但不一定具有強烈政治傾向或英雄氣質的普通人，那些生活在鄉村的人，那些代表中國、組成中國這個國家的普通人。最終，我在《山村》這部小說中找到了他們。在閱讀完這部小說之后，我似乎第一次真正理解了關于中國人的某些真實和誠摯的東西。”這些對《山村》的評價凸顯出小說的文學價值與革命意義。

《山村》是葉君健《寂靜的群山》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他龐大的海外文化傳播工作中的一部分。事實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末，葉君健就在香港主編英文刊物《中國作家》，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抗戰文學。他還在1939年率先將毛澤東的《新階段》（即《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等譯成英文在馬尼拉出版，及時向海外傳播中國革命理論。

1944年至1949年旅英期間，除《山村》外，葉君健還把茅盾的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以及張天翼、姚雪垠、劉白羽等人的作品組成一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翻譯為《三季故事集》，1946年由倫敦斯達波斯出版社出版，被外國評論家視為世界上杰出的短篇小說作品集。新中國成立后，葉君健擔任英文版《中國文學》主編長達25年，向世界推廣解放區文學，這對世界了解中國革命文學與中國革命功不可沒。

葉君健對中國抗戰不遺余力的傳播和對中國革命的思考來自其堅定的和平主義信念。葉君健出生于湖北農村，家境清貧，屢遭變故，早年便創作了《歲暮》《被遺忘的人們》，表達對底層人民的關注。1936年7月，從武漢大學畢業后，葉君健東渡日本，不久便加入日本世界語協會，為世界語“世界和平”“人類理解”的理想所吸引，希望以此表現受壓迫民族與階層的生活與思想。葉君健在1936年11月29日給自己的老師朱利安·貝爾的信中談到即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不久的將來，東方將經歷巨變。我認為我必須參與即將到來的大戰，否則我就太自私了。如果法西斯控制了整個世界，我們就無能為力了，法西斯破壞一切文化。”回國后，他便參加了由周恩來和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的國際宣傳工作，接待來華作戰的國際友人。同時參與發起“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從事抗戰文藝活動。

成功的跨文化交際

葉君健在英國社會對中國抗戰和中國革命的傳播得益于世界形勢及中英兩國關系的轉變，更離不開他成功的跨文化交際。抵達英國后，風華正茂、談吐不凡的葉君健，很快敲開了英國文化界的大門。旅英期間，他與朱利安的母親瓦內薩、弟弟昆汀·貝爾等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團體的成員有較多交往，被稱為“布魯姆斯伯里學派中的一個中國人”，并被英國文豪普里斯特利稱為“我家里的中國人”。

抗戰勝利后，葉君健所在的國王學院正是朱利安的母校，這所由英王亨利六世于1441年建立的學院是劍橋大學30多個學院中最著名的學院之一，擁有大批造詣非凡的學者，培養出許多杰出人才。這里也走出了徐志摩、蕭乾、溫源寧、黃佐臨等中國著名作家與學者。

1982年，葉君健再次訪問劍橋，就“中國當代文學”與“英國文學在中國”做了兩次精彩演講。前者以時間為經，文學與人民的關系為緯，梳理了當代文學的性質、與現代文學的聯系、發展歷程與趨勢，穿插了對重大文學事件與歷史事件的思考，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系統性總結，體現出一個高屋建瓴的批評家所具有的風范。后者同樣以時間為序，講述了英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情況，從清末民初嚴復與林紓的翻譯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文藝界對英國現代戲劇藝術和音樂的關注，肯定了英國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

葉君健此次訪問劍橋也會見了一些老朋友，包括“中國通”歐文·拉鐵摩爾，作家普里斯特利一家，老朋友李約瑟、瓦爾特·亞倫等人。其中有一個退休多年的老人是特里克·韋金遜教授。當年，葉君健初入國王學院時，是韋金遜接待了他。現在又是韋金遜在國王學院為其保留的辦公室里熱情地接待了他。只是此時的他頭發稀疏，腿腳也不靈便了。兩人心里不由感嘆，這一別就是37年。

葉君健等旅英現代作家，以戲劇、繪畫、寫作、報道等不同形式為祖國發聲，在中英文化交流方面進行了富于韌性的跨語際實踐。在中國文學與文化日益走向世界舞臺的當下，我們不應忘記這些別傳新聲于異邦的先行者。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國際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教師，本文配圖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