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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張恨水的長篇小說《啼笑因緣》連載于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同年又出版單行本，一時間家弦戶誦，被譽為“民國第一暢銷小說”。

圍繞《啼笑因緣》的熱評，僅在民國媒體上留下痕跡的便數以千計，不乏聚焦書名的文字。如1932年6月20日發表于上海《社會日報》的《〈啼笑因緣〉從紙上搬到銀幕上（上）》云：

……恨水是南方人，眼紅地看著《新聞報》《快活林》上的長篇小說，便由錢芥塵介紹，送一部長篇小說到獨鶴那里，記得題目叫《□塵□影錄》。……

……

待得整裝回來，嚴獨鶴想起張恨水來，便翻出那部《□塵□影錄》，拔冗一讀，好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不覺拍案叫絕。因為恨水的作風，輕松靈活，敘事曲折層次不亂，與上海各小說家的作品換一口味，便決定刊登。恰巧那時《快活林》中的長篇小說是秦瘦鷗的《盜寶歸來》，已經排完，本來由顧明道續作二集《荒江女俠》慢一步發表，先把那恨水的《□塵□影錄》，改名《啼笑因緣》。

上述文章，捕風捉影的文字不少。就拿《□塵□影錄》這一書名來說，大約是作者耳聞《新聞報》副刊編輯嚴獨鶴說過一嘴，而且不曾聽清楚，導致一個僅有五個字的書名中居然出現了兩個□。其時，張恨水雖生活在北平，卻不妨礙他很快讀到這份滬報，當即寫下一篇《關于〈啼笑因緣〉的說明》予以更正，其中一段為：

(1)《啼笑因緣》初稿，果擬由兩名：一為今名，一為《劍缺歌殘錄》，二者請嚴先生擇一。蓋弟以因緣二字，根于佛說，恐人寫作姻緣，未免傷俗，故另擬一名。后嚴先生卒用今名，非嚴先生提筆所改也。

這篇文章同樣揭載于上海《社會日報》，日期為1932年7月1日，距《〈啼笑因緣〉從紙上搬到銀幕上（上）》的發表僅十天。依據此文可知，張恨水當初為該作親自擬訂二名，一為《劍缺歌殘錄》，一為《啼笑因緣》，均非嚴獨鶴命名，這位編者只是進行取舍。就張恨水本意而言，顯然更傾向于《啼笑因緣》這個選項，不過由于“因緣二字，根于佛說，恐人寫作姻緣，未免傷俗，故另擬一名”。

張恨水對《啼笑因緣》命名的初始考量，在張明明《回憶我的父親張恨水》（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9年4月版）中亦有載錄。張明明系張恨水之女，她的筆下繪聲繪色地轉述了父親與民國報人左笑鴻的一段對話：

“題目呢？ 想好了吧？”左叔突然問，問后又覺得冒失，剛有個故事輪廓，小說題目也許還沒有確定呢。

“我倒是為此動了動腦筋，是這么想的：不能太隱晦，又不能太明顯，同時，既不能太抽象，又不能太具體。主要還得雅俗共賞，騷人墨客不討厭它，而不識字的老太太也可以聽得懂，叫得上來……”

沒等父親說完，左叔已經同意這個原則了，就說:“這想法好，能夠響亮一些，更好。”

父親笑了，“我打算用《啼笑因緣》，你看怎么樣？”說罷，笑容未斂，似乎在等著答復。

“……”左叔心里盤算著。

“怎么，你是不是覺得俗了些？”

左叔仍沒說什么，只是小聲地念著:“蒲松齡有《醒世姻緣》，……”

父親還是笑著，“我一猜就知道你覺得有些俗，不過蒲松齡的小說專講婚姻，而我寫的這個就不完全是婚姻問題，所以，因緣的因字沒有女字旁。”

張明明為撰寫該回憶錄，對暮年的左笑鴻時有請益，上面引述的這段對話便來自他的回憶。對話發生在1929年5月，距嚴獨鶴隨上海記者北方視察團來北平與張恨水見面并向其約稿不過數日。張明明的文字，亦印證張恨水從一開始就考慮將這部代表性冠以《啼笑因緣》之名。

而張恨水之子張伍在《憶父親張恨水先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年8月版）中，記錄了張恨水的一段原話，對“因緣”二字有更加具體的解讀：

……我曾問過父親，為什么要寫作“因緣”，而不是“姻緣”?他告訴我:“《啼笑因緣》并不是寫婚姻的。因‘因緣’二字，本是佛經中的禪語，社會上又把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機緣’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機會。小說《啼笑因緣》，除了機會、機遇之外，還包含一種因果緣分，這是指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在生活中錯綜復雜的因果關系，這個關系又讓人產生了啼、笑、恩、怨、親、仇交織的離合。”

張恨水唯恐他人將“因緣”寫作“姻緣”，可謂有先見之明。民國時期，正版《啼笑因緣》單行本均由上海三友書社和百新書店付梓，但坊間盜印本亦滾滾而來，僅我所藏所見的便達十余種，其中7種書名為《啼笑姻緣》，不知屬于手民誤植還是故意為之。《啼笑因緣》還曾經近百次被改編為其他藝術形式，其芳名也屢屢被纂改，而且不僅僅局限于易“因”為“姻”。如小說發表未幾，為逃避版權官司，滬上話劇舞臺上出現過《締笑姻緣》，京劇舞臺上出現過《成笑姻緣》；而新中國成立后，除去話劇、評劇、呂劇、吉劇等舞臺上誕生有《啼笑姻緣》，越劇舞臺上還有一種《樊家樹與沈鳳喜》。在影視劇改編史上，滬港等地先后拍攝《啼笑姻緣》《故都春夢》《京華煙云》。至于在連環畫改編史上，上世紀30年代上海書局也梓印過24卷本《啻笑絪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