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云南師范大學教授施俊龍 攝

能否談談您不同時期的閱讀情況？各有何特點？

余斌：小學高年級的時候我才讀文學作品，讀的是《天方夜譚》《今古奇觀》這類。大學時喜歡讀外國文學作品，給我打開另外一個世界。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書極為豐富，看你能讀多少。在班里，我是跑圖書館借書、還書最勤快的人之一。畢業后分配到中國作協蘭州分會，主席李季、副主席聞捷、李秀峰。在當時，作家協會是塊金字招牌，許多中文系學生都羨慕得不得了。我的具體工作是在《紅旗手》當編輯，白天編發別人的稿子，晚上拼命讀書寫作。1960年在《羊城晚報》發表了第一篇文章《托爾斯泰與“鏡子”中的美學》，后來陸續在《上海文學》《人民日報》《解放軍文藝》上發表了幾篇文章，用了“余南飛”筆名，一來是過過作家癮，二來表示著遲早歸鄉的意思。

您做編輯的同時寫了不少批評文章，后來為什么中斷了？

余斌：我曾經寫過一篇《換筆，對文學批評的疲倦》，解釋我對文學批評的疲倦。早期的文章既富思辨又有激情，后來就有些不太好講了。單說文學批評吧，情，日見其涼；文，靠一些冷概念硬撐著。52歲我離開蘭州，回到昆明改行教書，講現當代文學。住的地方在昆明大西門外，與西南聯大舊址只隔一條南北向路。基于學科的原因，西南聯大是我的第一關注點，以現代文學作為研究西南聯大的切入口，之后漸漸深入。

那么您的閱讀是不是也發生了變化？有什么偏好嗎？

余斌：我比較喜歡讀魯迅的作品，一般人不喜歡魯迅的雜文，不清楚魯迅寫作的時代背景，但是我興趣很大，最喜歡看《紀念劉和珍君》《朝花夕拾》等等，可以了解不同時期魯迅的生活態度。我喜歡魯迅的文采。我曾經專門到紹興的魯迅紀念館，和副館長（“少年閏土”的孫子）聊天。魯迅觀察中國、觀察社會，看得深，值得反復閱讀，每次讀都有新的認識和收獲。

您歷來都特別留意地域文化、重視實地考察。

余斌：史地相關，時空難分，西南聯大與昆明、與云南是互為背景的。有這個背景，從昆明的角度看西南聯大，或是從西南聯大的角度看昆明，才會有立體感和縱深感。所以，我愿意花精力找他們的足跡。在關注、研究西南聯大史事的同時，我對昆明的地方文化、市井生活以及風情民俗等等，也做過一些浮世繪式的掃描和研究。

具體是怎么研究的，能否舉例說明？

余斌：在昆明曾經有一些大作家，包括錢鍾書、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他們住在哪里，我去找、去看，看了以后，發現他們也是平常人，住在平常的房子里，說不定我小時候就遇到過他們（我的童年、少年恰與昆明的抗戰時期重合），這種感覺是不一樣的。比如沈從文寫昆明的作品很多，包括《懷昆明》《昆明冬景》等。他多次搬家，為躲避日機轟炸曾經住在呈貢龍街楊家，后來又遷到桃源新村。1995年，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在當年桃源新村村長李沛階女兒的陪同下故地重游，找到龍街楊家大院，算來得巧，那房子第二天就要拆。我去的時候，沈從文住的地方院子已經被推倒了；馮友蘭住的寺廟，我也去找過，我發現和宗璞在《魯魯》中描寫的情景是完全一樣的。

您是昆明人，在實地考察的過程中情感上應該感覺很親近吧？有沒有特別喜愛的作家？

余斌：情感上更喜愛沈從文，讀他的作品有喜愛的感覺。沈從文的作品很真實，很可愛。他在昆明生活了9年。他喜歡這個地方，寫呈貢農村插秧的時候農村女人穿的紅棉襖，寫跑馬山一帶的年輕女人，寫她們蕩秋千蹬十來下就可以平梁，我后來也都觀察過。當時旅居昆明的名作家、名教授不少，就數量和筆涉的寬度和深度講，沈從文是相當突出的一位。沈從文曾經被視為非主流作家。后來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沈從文越來越受到重視。

您覺得這種考察對研究西南聯大和寫作有什么幫助？

余斌：對當年旅居昆明的文化名人行蹤的實地考察、考證，和作家學者距離拉近了，我的少年記憶被激活了，充實了，許許多多的文字碎片和記憶碎片漸漸拼合起來，七八十年前的史事呈現出一定的清晰度和現場感。也談不上學術研究，但是我關心這些地方，找到他們居住的環境就知道他們是怎么生活的，寫作的感覺就有了。

再談談《昆明地壇記》吧，書名是您起的？

余斌：對，這個題目吸引人，好多人會問昆明也有地壇？ 在哪里？ 我是讀西南聯大史料才知道的。昆明本地人說的地臺寺，西南聯大人，主要是教授，他們稱地壇。地壇是每年夏至祭祀土地神的地方，京師有，地方也有。《吳宓日記》里多次提到“地壇”，我以為是聯大教授的北平用語習慣，也沒將“地壇”與“地臺寺”發生聯想。直到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里又多次見到“地壇”，才感到這個“地壇”應該留意。后來經過考察求證，確認無論是《吳宓日記》還是《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里面說的“地壇”，應該就是今人說的“地臺寺”。

您出版了《西南聯大的背影》等作品，研究西南聯大時讀得最多的書是什么？余斌：讀了很多書，《吳宓日記》也都全讀了，包括1949年前的10本和1949年后的10本。都是原始材料，吳宓記日記特別詳細，到哪里吃飯、門牌號多少、收費多少……我看起來津津有味。

做學問有些人做得很苦，但對您來說是一種趣味。

余斌：我愛讀書，有些別人不關心的問題，我很關心，做這些事情情感上感到親近。那些大學者在昆明生活很不容易，葉公超太太親自種菜，他們吃起來津津有味，我看書時，也看得津津有味。汪曾祺后來回憶在昆明的生活，記憶猶新的是昆明的菌子，說“一輩子沒有吃過昆明那樣好的牛肉”。我看了他的作品，也去吃一下牛肉冷片，體會是不是像他說的那樣。

很多人都在寫西南聯大，您的研究寫作有何獨特特點？

余斌：有的是當事人寫的，日記或筆記；旁人寫的，就寫不過我了，我掌握第一手資料。我寫的都跟抗戰時期的昆明分不開，從西南聯大看昆明，從昆明看西南聯大，西南聯大不是孤立存在的。雖然里面寫的不是我，但有我在，有我的故土情懷。

您認為研究西南聯大最重要的是什么？

余斌：我盡量想還原現實生活，還原歷史，知道這些人怎么生活。比如詩人馮至曾經在楊家山（今世博園國際館背后）創作詩集《十四行集》，馮至是熱愛大自然的，他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幾十年后世博會“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精神相通。有人看了我寫的文章，按我的文章找馮至的住所，真找到了，我感到很欣慰。

西南聯大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研究當時中國最頂尖的大學和名師，對于今天的大學教育有何意義？

余斌：有讀者說，自己曾經在西南聯大的舊址讀書，就在那個環境里生活，怎么不知道這些故事？原來有那么多如雷貫耳的大師在這里上課、當學生，竟然不知道。

我是本地人。1946年我10歲，那個時候的記憶我都有。我小時候就在昆明生活，其實對昆明知之甚少。19歲離開昆明分配到蘭州，距離越來越遠。52歲時回到昆明，以前不注意的東西后來注意了，童年記憶被激活了，我想了解背后的一切。我回昆明是必然的，我回來了，擁抱西南聯大，擁抱昆明，我有這種情感。

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余斌：沈從文的《邊城》、魯迅的《朝花夕拾》，再帶一本魯迅的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