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近幾年文壇上熱烈討論的新東北作家群、東北文藝復興每每談及的作家作品不同，《霍林河的女人》有另一種味道。這不僅在于小說對當下東北農村經驗的文學提煉，更在于作家凝視歷史的目光。翟妍沒有采取回瞥視角，也不刻意渲染挽歌情緒，而是聚焦生存發(fā)展的具體問題，呈現出東北大地的另一種可能性。

小說是關于可能性的藝術，它不會原模原樣地復刻生活，更多是表明一種態(tài)度，通過那些隱曲幽微的情緒、無法言明的傷痛、難以評判的選擇、捉摸不定的命運，彰顯世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最終通過人物形象，詮釋作家對生存的理解。翟妍的《霍林河的女人》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小說通過一個獨立女性胡來早的形象，表達了這樣一個觀念：人的尊嚴在于，勇于承擔責任的同時具備同命運抗爭的勇氣。因此，這是一部女性獨立之書，也是一部充滿蓬勃生氣的超越之書。

人們印象中的東北大地，沃野千里，物產豐富，但也有掙扎在生存線邊緣的人們。在吉林的霍林河畔，就有這樣一個地方，鹽堿地荒涼而貧瘠，村莊窮困而落后，村人羨慕不遠處的石油公司，以擺脫農人身份為榮。這正是主人公胡來早出生成長的村莊，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角落——榆村。1998年的一場洪水，打破了胡來早的大學夢。滔天大水將村莊變?yōu)橐黄粞螅乙彩チ艘磺校坏貌慌e債重建家園。小說以此開場，給主人公一個低得不能再低的起點，早早嫁人似乎成了她唯一的人生出路。然而，當母親秀草說，“每個女人都是菩薩，一輩子都在犧牲自己，為爹媽、為兄弟姐妹、為男人、為兒女，唯獨沒有為自己的時候”，來早質問道，“那我要是想為自己呢？”正是這句話，奠定了她后面幾十年的人生基調。這種與命運抗爭的勇氣，來自東北兒女戰(zhàn)天斗地的氣魄，也來自人物天性里不服輸的性格。由此，小說編織起第一條線索：胡來早的成長史、創(chuàng)業(yè)史、奮斗史。

胡來早的出走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到賚安城打工，她窮得交不起房租，到古永淳的工廠，終于找到一份安穩(wěn)的工作。在這里，她施展出過人的才華，不僅拉來各種難談的訂單，更幫助古永淳與老外談成了外貿合作。然而，因古永淳妻子張大梅的嫉妒和自己內心深埋的委屈，胡來早再次選擇出走，回到家鄉(xiāng)。至此，小說用扎實豐滿的細節(jié)，寫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chuàng)立初期的商海風云。與具備戰(zhàn)略眼光、預判時代之變，從紡織業(yè)轉入房地產，再轉型現代農業(yè)的時代之子古永淳相比，胡來早更多地被命運的繩索牽絆，但她身上的倔強、對命運的不妥協，似乎綻放出更耀眼的人性光芒。這種性格氣質也使她在面對古永淳的真摯感情時，始終采取隱忍和克制的態(tài)度。這不僅是人物的道德感使然，從更深層次說，與人物的自尊心有關。面對男人伸出的橄欖枝，她始終只拿自己應得的，這也使回到榆村共同從事鹽堿地改良稻作后，胡來早屢次拒絕古永淳的善意順理成章。

《霍林河的女人》重心是后半部分，也即胡來早辭職回鄉(xiāng)后的經歷。面對百年鄉(xiāng)土文學傳統(tǒng)和以往經典作家創(chuàng)造的豐沛寫作經驗，翟妍選擇“接著寫”，而不是“照著寫”。小說擺脫了經典的“離去—歸來—離去”模式，通過個人生活拐點與鄉(xiāng)村變革拐點的相遇，讓扶貧干部、技術人員、返鄉(xiāng)青年、外來企業(yè)家與鄉(xiāng)民共聚榆村，最終發(fā)展起水稻種植產業(yè)，給年輕人以出路。在鹽堿地改良這件事上，榆村吃過不少虧，等胡來早回來要種稻，早已沒人相信。她憑借自身力量，靠鎮(zhèn)上賣魚積累資金，種出了有機大米。接著便是解決倉儲、打開銷路、擴大生產，樣樣不容易。隨著各方力量匯入，胡來早不再單打獨斗，榆村也發(fā)展起水稻種植、庭院經濟、草編合作社等各色產業(yè)。

魯迅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樣》中寫道：“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胡來早是醒了的人，她對“先賦地位”的拒絕譜寫出一曲女性獨立之歌，然而這種獨立又是復雜的，她“自致地位”的最終達成不僅有賴于時代的機緣，也離不開家庭的托舉，還有同性姐妹的閨蜜情誼與伯樂的傾情相助。魯迅早看清了這一點，只不過這種出走后的立足、乃至成功比他所期望的，晚了不少辰光。相比《金鎖記》中的七巧以及無數百年文學史上經典的女性形象，胡來早無疑是幸運的，她身處的境遇盡管卑微，但終究沒有那外界無邊黑暗的籠罩，這使她的反抗沒有化為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

在強調人物獨立性格的同時，作者避免了對生存境遇的簡單化理解。我們的主人公不是一個杜絕七情六欲的鐵娘子、女漢子，她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情感世界。這里不免要提及小說的另一條線索，胡來早的三位發(fā)小、閨蜜張麥子、葉高粱、李小米的人生際遇。從廬隱的《海濱故人》到沈從文的《水云》，從張潔的《方舟》到海子的《四姐妹》，一些作家喜歡在小說中將三五個性格迥異或互補的女性形象并置，或深描她們之間的情感關系，或展示漸行漸遠的命運走向，編織出情節(jié)的經緯。《霍林河的女人》也采取這種做法，小說有一個“四姐妹”模式，用不少筆墨鋪展開普通農家女子張麥子、葉高粱、李小米的命運，三人像圍繞在胡來早這顆行星旁的衛(wèi)星，一同構成了這幅當代東北鄉(xiāng)村女性的群像。

與近幾年文壇上熱烈討論的新東北作家群、東北文藝復興每每談及的作家作品不同，《霍林河的女人》有另一種味道。這不僅在于小說對當下東北農村經驗的文學提煉，更在于作家凝視歷史的目光。翟妍沒有采取回瞥視角，也不刻意渲染挽歌情緒，而是聚焦生存發(fā)展的具體問題，呈現出東北大地的另一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