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慧老師告訴我，當年晁福林先生學習青銅器銘文，就是臨摹郭沫若先生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后簡稱《大系》），并用這個方法要求學生。到我們讀書時，羅老師也要求我們摹畫和比較郭老的《大系》、唐蘭先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陳夢家先生的《西周銅器斷代》和馬承源先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學習先秦史不能不了解金文，而學習金文不能繞開郭老的《大系》。郭老這部書1932年初版于日本，九十余年來滋養了一代又一代學者。

讀書那幾年，常見的《大系》有三類版本，其一是“傳說中”的線裝本，包括1932年日本文求堂出版的《大系》和1935年增訂后出版的《大系》圖錄與考釋，還有1957年科學出版社修訂影印的線裝本；其二是收在科學出版社重印的《郭沫若全集》考古編中的《大系》圖錄和考釋精裝本；其三是朱鳳瀚先生等整理的《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

《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十巨冊，定價近五千元，不拆開賣，對我等窮學生而言，既沒錢買，也沒地擺。至于線裝本《大系》，則不止三四套考古編的價格，想都不敢想。唯張先生的批注本只有釋文沒有圖錄，三巨冊，是有可能買得起的，打折后千元有余。記得一位師弟結婚，另一位師弟就送了他一部，不是書呆子，誰能干出這等事！定價高又有用的書，總會有“綠林好漢”從圖書館借來掃描、制作出電子版。窮學生以相互傳播電子版為樂，雖說對出版商不利，卻也沒辦法。我們讀書時用的基本都是電子版，有錢一點的學生會打印出來，看著更方便。

古典學問是滋養起來的，整理本用鉛字排印沒有感情、只有信息，能入眼就已經不錯了。雕版印刷，最好是宋元本或者清代的寫刻本，一個字一個字刻，每個字都有人情味，能入心。《大系》是郭老親自用毛筆小楷謄清后影印的，顯然屬于入心之品。在某個陽光明媚的午后，突然決意騎車去東單、琉璃廠，到中國書店或古籍書店買一部《大系》。不過線裝本太貴，實在買不起；我對石鼓文和詛楚文沒興趣，所以并不打算慢慢湊齊一整套《郭沫若全集》考古編。變通的方法就是先買一本精裝本的《大系》考釋“過過癮”。挑來選去，最終買了一冊棗紅色、精裝的“單行本”——這本書很奇怪，沒有版權頁，也沒寫出版單位。硬精裝很樸素，但環襯卻非常結實。與臺灣大通書局翻印本題名為《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不同，這本書沒有篡改書名，只在書脊上標注“1957”字樣。

郭老寫作《大系》是在大革命失敗后情緒低迷、逃往日本期間，由于文獻嚴重不足，引文多憑記憶，不免有所失誤。前文談到，1957年科學出版社修訂再版了《大系》，這次修訂剜改了一些錯字、刪掉了幾處衍字、補充了個別漏字，是很重要的完善。由于當時出版界有分工，考古方面著作通常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但郭老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著作特殊處理。選書時，我一直以為這是正式出版前的樣品，供征求意見和校對使用，由于出版社尚未確定，故沒有標注，但“合法性”等同于線裝本。

新近李紅薇出版了她的博士論文《郭沫若金文著作的文獻學研究》，其中談到2002年版《大系》誤以1935年版為底本影印，錯失了1957年版的重要修訂。她認為，我買到的這本書是中國臺灣地區的翻印本，原因是書中作者的名字都被刪掉了。

躲過了前后兩種錯漏本，而選中了幾乎“唯一”正確的修訂本是歪打正著，我確實應該為此“偷著樂”。但說這本書為臺灣翻印本，我略有懷疑：這本書和大通書局的翻印本到現在仍然很易購得。如果它出版在1971年以前，當時剩余的書應該更多，大通書局何以冒險出版一本市場上并不稀缺的讀物呢？如果出版在1971年以后，則大通書局版遠未售罄，以郭老早年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高官、后在學界享有盛名，此書又是他當選“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代表作，逕以原題名出版風險太大。要我說，兩本書應該不在同一地區印刷。

隱去郭老的名字，絕不是大陸出版社的做法，依我看，我買的這本書很可能是香港的翻印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有一條記錄即稱這是香港一家未知出版社的印刷品，據該館在復信中描述，全書沒有版權頁，隱去了郭老的名字，且封面與我購買的版本情況一致。盡管不知道該館將之判斷為香港印刷的依據，但參照1973年香港龍門書局翻印郭老《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的做法——雖有版權頁，但只標注了出版者和出版時間，全書同樣隱去了郭老的名字（大概這是當時翻印圖書的常見做法）——可見一斑。現在看來，書脊上的“1957”并不是出版時間，而是影印時依據的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

除紅薇提到的平裝本外，香港這個印本還有棗紅色精裝本和一種藍綠色精裝本，想想也挺壯闊：郭老的《大系》1930年出版于日本，上世紀50年代北京再版，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相繼被我國港臺地區翻印，自上世紀80年代起郭老全集編輯工作啟動，到2002年出齊，又在2017年重印。

郭老的《大系》不僅開創了青銅器標準器斷代法和以王世系年、諸侯國別的編纂方法，并為馬承源先生《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所繼承，還提出了諸多地理、職官、名物、制度、經濟、文化等研究主題，深化了以青銅器銘文為基礎的先秦史研究。顧炎武稱著書之難，“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所不可無”，一本學術書受到不同意識形態學者的一致認同并反復翻印，郭老此書的學術價值當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