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川》劉大先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去北川》是一部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之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作家劉大先于2021年至2022年在北川掛職后，以紀實筆觸全景式呈現了這個全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涅槃重建的過程。

《去北川》是一部行走之書。行走在新北川的大地上，也行走在北川的悠久歷史中。這樣的行走，串聯起羌族這個“云上的民族”與新北川扎根大地的堅實生長，讓其成為這個時代意象豐富又結實可靠的發展樣本，成為中國故事的一個側面與切片。

構成一個地方完整的圖景

讀書周刊：您的長篇紀實文學《去北川》出版之時，距您2021年出發去北川掛職，已經時隔3年，以《去北川》來回望那次出發，您的感受與想法有哪些發生了變化？

劉大先：最初的想法是到西南地方的基層政府里工作一段時間，擴展自己在科研單位所沒有的實際行政經驗，豐富自己的人生經歷，并沒有明確的寫作目標。現在回頭再看，通過寫作將原本含混、模糊的體驗、感受與思考梳理清晰，能夠加深認識，而對一個具體地方及其民眾與文化的認識，其實也是對當代中國復雜性總體性認識的組成部分。

讀書周刊：在何時、是什么讓您產生了寫這樣一部書的想法？

劉大先：2022年底，我北川掛職結束回到北京后，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我待在家中，沉思默想。

掛職一年的生活是相對充實的，那個西南山中小縣，盡管也受到疫情影響，卻沒有直接暴發過疫情，日常生活按部就班，單位工作加班加點。如果要給這段時間留下印記，那么最好就是寫一本書，不僅是對自己生命中一段生活的留痕，也是對北川工作的一個交代。所以，2023年春節期間，我就著手做這件事情了。

讀書周刊：在整整一年的時間里，您參與和見證了北川在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將這份現實的經歷轉變為21萬文字的呈現，您如何取舍經歷又如何架構文字？

劉大先：我大約從初中開始就有記日記的習慣，但那只不過是記錄自己每天干了什么事或者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想法。工作以后，我經常出差進行國情調研和田野調查，記日記就有工作日志的性質了，會有意識地選擇材料、整合觀察與思考。

在北川掛職期間，我每天都會記錄工作和感想，但因為一開始并沒有寫作規劃，所以日記內容比較零散。到后來決定寫書的時候，發現日記都沒有用，就另起爐灶以一種準人類學的方式來建構這本書的框架，即歷史沿革、自然地理、經濟物產、社會結構、婚姻制度、生活習俗、喪葬禮儀、語言文化等，它們構成一個地方完整的圖景。這是我在學術訓練和研究中常用的一種思維，并不是文學性的，毋寧說是社科性的，所以敘述中會有著強烈的主體性介入，放棄了很多報告文學中常見的故事和人物，而側重于敘述者的觀察與議論。

讀書周刊：讀者與評論家對此書的一些解讀，恰好道出了您寄寓其中的思考與選擇。

劉大先：李敬澤、白燁、胡平、孟繁華、賀紹俊、潘凱雄等各位老師，都非常精準地看到了這本書的人類學結構和方志性書寫。對于這本書而言，結構非常重要，因為我要寫的不僅僅是某個英模的故事，或者某件重要事情的過程，而是試圖總體性地把握一個地方。所以，我在寫作中結合了外來人類學與本土地方志的兩種傳統，尤其是后者，方志內容一般比較駁雜，舉凡星野疆域、風俗制度、河渠水利、食貨物產、古跡壇觀、名流人物、藝文傳說……都在序列之中。這些駁雜的信息，在人類學的知識性系統中獲得其“有意味的形式”，才會成為一個“北川故事”，也就是中國故事的一個側面與切片。

“既此既彼”的融合故事

讀書周刊：此書的寫作是個性化的、散文式的，因此所記錄的北川“奔赴新時代山鄉巨變的燦爛通途”有別于一般宏大主題的表達，“為當下紀實文學創作提供了富有創造性的范式”。

劉大先：一般人們都會選擇自己最擅長的表達方式，我并不是一個專業的報告文學作家或者樂于虛構的小說作者，“文學性”也不是我的追求，所以，沒有那種要進行文體創新的沖動。文體的規范本身在書寫者那里我想可能也并不重要，用本雅明的話來說，任何一個真正意義的作品其實都是個例，即它可能會對之前的文學遺產有所模仿、借鑒與吸收，但是當它成型后，絕不會是鸚鵡學舌的翻版或者邯鄲學步的套路。

存真留影，無論對于我還是對于我的書寫對象來說，才是最重要的。這意味著它即便在時過境遷之后，在特定的審美趣味與偏好轉移之后，依然有其知識與史料的價值。所以，我就是順其自然地按照一開始想好的思路寫下去，每一章都可獨立成文，集中的是北川的一個面相。事實上，這本書的章節最初就是在《長江文藝》以“山川志”為專欄名連載的。

讀書周刊：掛職期間，您把北川下轄19個鄉鎮都走了一遍，您說：“當你真的在那里觀察過、工作過、生活過、思考過，你會感覺到那里已經同自己融為了一體，它不再是一個抽象的空間、一塊模糊的地域、一個遠離自身的群落，而是鮮活的血肉，人們的音容笑貌、憂愁與歡欣、頑強與勇氣都融化為自己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在北川獲得了滋養，同它一起成長，自己也努力變成‘更好的樣子’。”帶著“他者”目光進入北川，最后收獲了同北川“一起成長”，“他者”與“局內人”的雙重視野給您的寫作帶來了什么？

劉大先：深入田野是一個社科學者的基本素養，對于我在北川的工作角色而言，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一點跟走馬觀花的“采風”不太一樣，也不完全是人類學者的那種“參與式觀察”，而是必須要同北川的民眾融為一體，使自己成為其中的一分子。人們進入一個陌生環境、一種陌生文化中，往往都攜帶著自己既有的經驗、背景與認識，會與當地發生文化上的碰撞與交流，在“深扎”的過程中，會有一個主位與客位、自我與他者、局外人與局內人融合的過程。現代以來的敘事，有兩個經典模式：一個是外來者進入某地，帶來自我與他人的彼此影響與變化，多見于啟蒙敘事；一個是本地人去往他鄉，從而打開認知的視野與格局，多見于成長敘事。我寫的既不是啟蒙故事，也不僅是成長故事，而是“既此既彼”的融合故事。

讀書周刊：書中有著鮮活的人物和豐富的細節，比如，路上遇到滑坡等意外，認為“后退是不可能的”的司機；長期致力于挖掘、收集、整理羌族民間文學的非遺“羌年”代表性傳承人母大爺；石椅村看殺年豬要發抖音的老嫗……對“具體”的捕捉，成了您“進入”北川的一個有效路徑。

劉大先：我們無法通過抽象的理念與高蹈的言辭來了解與理解他人，文化也并不是脫離了物質與人的符號與觀念，它的來路、形態與目的，歸根結底是身處于其中的人及其生活的外顯。所以，一切書寫終究落腳于富于質感的細節與鮮活真實的人物身上。

讀書周刊：與此同時，您對當地的羌族古歌、史詩、民間故事、咂酒曲子等情有獨鐘，并將它們納入書中作為每個章節的“題記”。在您眼中，這些古老的文字意味著什么、串聯起什么？

劉大先：它們是北川的記憶。沒有這些如今我們稱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東西作為載體的呈現，那北川就不過是一個空殼，一個均質化的空間，一個毫無個性的處所。它們串聯起的是連貫性的歷史，也就是北川之所以成為北川的特質所在。在全國范圍內，像北川這樣縣級的行政區劃有2800多個，它們都有著自己的過往與積淀，只是有些地方尚待人們將那些遺產打撈出來，讓它們煥發出新的光彩。

讀書周刊：“不管世界嘈雜紛亂，跟著風走總有答案。風吹來萬物的種子，也吹來十萬大山的訊息。”行走在新北川的大地上，當您在吉娜羌寨路邊招牌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是什么打動了您？讓這句話走進這部書，是想帶給讀者關于北川的什么“訊息”？

劉大先：我覺得這個廣告詞就是一首詩，充滿了流動性與開放性，它展示了山川內外的溝通與聯結，也洋溢著一種輕盈而靈動的生命力。

這是一個無名者的作品，我引用它是想表明，在人跡罕至的偏僻鄉野也有著飄揚的詩性。在最基本的層面，人性和感覺是共通的，就像我相信城市中人讀到這一句也可以體會其中的韻味。

未經書寫的空間不會被記住

讀書周刊：四川作家盧一萍說：“作為一位四川人，我覺得北川應該有這樣一部作品，應該有這樣一種有力的、情深義重的書寫。這部作品體現了非虛構的力量，寫出了北川浴火重生的一個‘很好的樣子’，使北川在文學地理的版圖上有了一個新地標。”您如何看待文學地理版圖上的北川？

劉大先：未經書寫的空間不會被人記住，沒有形象編碼的土地缺乏個性。文學，對于一個地方看似無法帶來直接的功利性效用，但可能產生持續性的氤氳濡染的功能，塑造出一個形象。陳子昂登過的幽州臺、王之渙上過的鸛雀樓、李白看過的敬亭山，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馬克·吐溫的密西西比河……正是因為有了文學的書寫，才讓那些地理空間獲得了人文的底蘊。現代以來的許多小地方，比如鳳凰、高郵，因為沈從文和汪曾祺的書寫而成為一塊廣為人知的土地。我不敢自詡能夠比肩前代大家，不過至少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書寫讓更多人知道北川。

讀書周刊：因為文化學者的視野，您對北川傳統文化的當代活法有著自己的思考，比如，“這些以本地‘傳統’面目出現的文化產品與實踐，并不是所謂的‘原生態’‘傳統’本身，而是過去的‘傳統’在當代轉化與創新后的表現形式”。在山鄉巨變之路上，傳統文化需要與新時代攜手并進。

劉大先：所謂的“傳統”其實隱含著一種我們對于“過去”的揀選，這涉及闡釋學上的一個經典概念“效果歷史”。通俗點來說，就是歷史的流傳物只有與當代心靈發生碰撞、在當代的文化建設中發生作用，那它才是有效的遺產與有活力的文化，否則只是進入博物館中供人瞻仰的化石與標本。

傳統文化也只有依然在當代民眾生活中被傳承與使用，才不負其意義所在。對傳統文化，我們不能抱殘守缺，而應該以開放的心胸、發展的眼光去去粗取精和去偽存真，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讀書周刊：今天的北川也在文化發展上積極作為，比如，推出實景禹羌文化演出、打造《少年禹傳奇》IP、辦好《走北川》大型實體體驗劇等，您在參與這些項目的過程中，感受到當地怎樣的文化發展理念？

劉大先：打造山水實景演出、推出城市IP名片、創新特色文化產品……是地方文化發展中常見的思路與舉措。北川也在這種潮流當中，但是這種自主文化品牌的創造，并不是要將自身塑造為城市文化的他者或者外來游客觀賞的對象，而是要在城鄉一體化發展中謀求主體性的建構。這種理念可以概括為保護性開發、合理性利用、規范化管理、高質量發展。

始終都是“在路上”

讀書周刊：評論家王洪波認為，《去北川》“融入了民族文學的內容，也融入了文化人類學、歷史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和視角，還融入了作者自身的人生經驗和‘精神頓悟’，不但是對時代主題的真誠書寫，也可謂一部個人的心靈史”。北川歲月，在您個人的生命史上意味著什么？

劉大先：時間是有密度的，有時白駒過隙，有時度日如年，有時短暫的瞬間會烙下恒久的記憶，有時漫長的時日卻沒有留下什么印象，這主要取決于生命的主觀感受。在北川的12個月，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算短，對我而言是充實的一年，在我的學院生涯中是一段溢出的時光。我付出了汗水，也收獲了情義，更主要的是在為他人的工作中發現了自己勞動的價值。

讀書周刊：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之后，專業的需要使您常常走出書齋、進行深入的田野工作，與社會大地保持著密切聯系。從書齋到鄉野的步履不停中，您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

劉大先：最真切的感受就是為人為學為文，心里還是要有他人，大而言之就是要有家國情懷。你真的這么想，也這么做，那么就一定會得到認可和贊賞。只有踏上大地，深入社會，親近民眾，才能理解他們需要什么，而自己又能做些什么。

人人心中都有一桿秤。拿北川來說，一介書生，短短的掛職，我在工作中能為北川做的事情很有限。而當我離開了，還會想著那里需要宣傳，為那里寫一本書，塑造那里的形象。我可以很自豪地說，無論是當時在北川工作，還是回來寫這本書，我都沒有從當地取過一分錢的報酬。對此，北川人是很感激的。前不久，我回去了一趟，受到熱烈的歡迎，心里很有成就感，覺得自己對北川是有用的。

讀書周刊：文化人類學方法的運用，使得《去北川》的文化含量是顯而易見的。而這次掛職經歷，顯然不同于您之前的田野調查。

劉大先：掛職意味著我是其中一員，投入到當地生活之中，而不是把地方與民眾當作研究對象客體化。這種主客合一的狀態，與純粹學術性的田野調查還是不太一樣，后者可能更多是冰冷的理性。然而，我們知道學者也是人民中的一員，要有人間情懷，理性之上還要有激情與悲憫，如此才能保持學術的生命力。當下出現的“專家”污名化現象，可能就是因為專家脫離了群眾，對此，不能簡單地認為批評者反智，專家也要反思是不是將自身投入群眾中了，有沒有與群眾同情共感、同頻共振。

讀書周刊：《去北川》是一部行走之書，行走在新北川的大地上，也行走在北川的悠久歷史中。這樣的行走，串聯起羌族這個“云上的民族”與新北川扎根大地的堅實生長，讓其成為意象豐富的發展樣本。這樣的行走，您還會繼續嗎？

劉大先：當然會繼續。人生如逆旅，我并不認為這只是一個比喻，而是人生的本然狀態。我們離開故土，去往他處，把家鄉背在身上，將異地當作家園，無論是作為自然生命體，還是作為社會有機體，始終都是“在路上”。

北川只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驛站、一處轉彎洄流，當我們把每一方駐足、停留、休憩、棲息過的地方的時日都過得飽滿，那生命就過得圓滿而又光輝。事實上，我回來后又進行了兩次行走。一次是去青海與西藏交界地帶的三江源，也就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源頭，主要跑了巴顏喀拉、可可西里、唐古拉山、羌塘草原一帶，到了格拉丹東雪山和然智嘎日冰川。一次是去柬埔寨、泰國和老撾的湄公河沿線各地。此前我已經走過了它流經的西藏和云南諸地，以及越南。這都是為寫瀾滄江—湄公河做準備，過程艱苦卻充滿欣喜。直接的感知體驗與間接的知識信息相結合，才有可能產生如同您所說的“意象豐富”而又結實可靠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