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中，有巴金時任總編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譯文叢書”幾種，其中包括《父與子》《貴族之家》《前夜》，都是抗戰時期的土紙本，有特殊的歷史價值。

《父與子》（1943年11月渝二版，書封底左邊豎排印“廣西省圖書雜志審查處審查證禮書字第168號”），書原持有者書尾毛筆字寫有“卅四、七、三讀于王曲軍校”。王曲軍校即黃埔軍校第七分校，設于陜西長安王曲鎮城隍廟內，毛筆所寫讀后記印證此書原持有者曾在黃埔軍校的王曲軍校工作或者學習過。

《貴族之家》（1943年6月渝一版，書封底左邊豎排印“重慶市圖書雜志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3431號”），書原持有者書尾毛筆字寫有：“四、十九于南陽旅次讀完，詩一樣的平靜的敘述，對于過去時代的美麗的回憶，掩卷不勝嘆息。”

《前夜》（1943年3月渝一版，書封底左邊豎排印“重慶市圖書雜志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2998號”），書原持有者書尾毛筆字寫有：“卅三、四、廿三讀于南陽旅次，對于英沙羅夫的死，我寄以深深嘆息。作者為何不讓英沙羅夫參加到實際的保加利亞的解放戰爭中去呢？為何不讓保加利亞人民‘寄托希望者’帶給保加利亞？雖然這樣作者也許含有更深的用意，但這樣草草的‘病’的處死，仍是兇殘的行為。英沙羅夫是應該讓回到保加利亞去，保加利亞需要他，保加利亞人民也需要他呀。”書前有譯者1942年7月寫的“渝版小記”：在抗戰的前夜譯完這本書。滬戰爆發時，聽說原稿已經毀在印刷所了。但結果竟搶救了出來，而且終于出了版，不能不說是幸事。滬版很難流行到后方，有少數被運到后方的，售價也奇昂。因此，趁著書店重刊《屠格涅夫選集》之便，把譯文重讀了一過，改正了一些顯明的誤植。

以上幾本書封面印有“屠格涅夫選集”字樣，字體紅色，其下書名占據封面中心，底色為長條形，上下均為波浪形，書名豎排于中央，設計為黑底反白，內文為豎排繁體字印刷。更難得的是，三本書里面各有一張單獨的人物表，如今近八十年過去了，都完好無損夾在各書中。

姜德明在《土紙書的特殊價值》中說：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我國大半土地，各革命根據地都處于日偽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雙重封鎖之中，印刷設備和紙張極端缺乏，印書只好因陋就簡地采用土法制造的手工紙，紙質粗劣，顏色發黑，鉛字磨損不全，常有字跡不清或在書頁上留有空洞……這些書刊保持了原拓木刻的質樸韻味，甚至是現代鉛印技術無法代替的一種藝術境界，從印刷技術來講，這樣的出版物可以說是歷史的倒退。但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所誕生的這些特殊的版本，無疑又帶有時代的烙印，把它作為革命文物來看待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黃源所編的《外國作家研究》（上海生活書店出版，1937年6月初版）前記說：1934年夏天，在魯迅先生的熱心倡議與主持之下，創辦了《譯文》。另外編譯了“譯文叢書”，在文生社出版。現在已出版的名著，有《果戈理選集》二冊、《屠格涅夫選集》三冊、《弱小民族作品選集》二冊等十余冊。

1995年8月17日，巴金在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王樹基的信中詳細敘述翻譯屠格涅夫長篇小說的經過：當時文生社正在編印“譯文叢書”，出版了《果戈理選集》，首先印出了魯迅先生譯的《死魂靈》，引起讀者的注意。我們談到出版更多的俄羅斯文學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個《屠格涅夫選集》。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參考書來，花了一夜的工夫寫了一篇介紹屠格涅夫六大長篇小說的廣告，譯者的名字也公布了。我仍然忙我的雜事。麗尼開始修改《貴族之家》的譯稿，陸蠡在杭州湖濱租了一間房子閉門譯起《羅亭》來。他們兩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應很好……抗戰期間上海成為“孤島”……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我為文生社的業務跑了重慶、桂林等地，終于在桂林定居下來。1942年我就在那里開始翻譯《父與子》……我每天晚上……點起一盞小小煤油燈進行工作，到十二點就上床睡覺，每夜都是如此。譯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為《父與子》的上卷出版。因為當時郵局寄遞書報只收小卷郵件，《父與子》分為上下二冊也便于銷售。《處女地》較長，就得分印三小冊……《父與子》最初用土紙本印刷，為兩卷，抗戰勝利后在上海印報紙合訂本。仍由文生社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