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目前看到的《史記》，都寫為司馬遷著，不過，古代著作的署名情況跟現(xiàn)在很不相同。余嘉錫《古書通例》說：“蓋古人著書，不自署姓名，惟師師相傳，知其學出于某氏，遂書以題之，其或時代過久，或?qū)W未名家，則傳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稱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門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師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為某氏之學。”這一情況自先秦開始，持續(xù)了很久，“漢末人著書，尚不自題姓名”。因此，有個問題可以明確，就是《史記》這本書，起碼在司馬遷寫完之后，是沒有自署其名的。

問題來了，《史記》只是司馬遷所寫，還是也類似上面說的，為不失家法的相續(xù)而作？《隋書·經(jīng)籍志》云：“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唐代《史記索隱》的序也說：“《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清代的方苞、俞正燮和近人王國維也都認為，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寫了《史記》的一部分。顧頡剛《司馬談作史》則認定：“談之為史，有傳、有贊，則《史記》體例創(chuàng)定于談亦可知。及遷繼作，因仍其文，蓋與爾后班固之襲父者同。”

“班固之襲父”，是說《漢書》完成于班固之手，他承繼了父親班彪的工作而沒有說明。因為我們心里早已有個著者署名的印象，《史記》是否繼作，無論多么復雜的論證，恐怕都難以完全說服所有人。既然一時說不清楚，那不妨先來看司馬談對司馬遷的臨終囑托——

“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或許是因為司馬遷記下司馬談的遺言，點出了父親的重要性，所以沒人說他“襲父”。這段對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司馬談給出了自己的文化斷代。首先選擇周公，確定歷史的黃金時代。具體到周公的文化貢獻，則是在《詩經(jīng)》的《雅》《頌》中歌頌文王和武王的帝王德性，在《周南》《邵南》中宣揚周、邵的王化之風，在《豳風》中言及周先祖開創(chuàng)事業(yè)的艱苦——太王、王季是文王的父祖；公劉是后稷的曾孫，興起于豳。后稷是堯舜時的農(nóng)官，也是周的始祖，據(jù)說從他開始教民耕種。

厲王和幽王之后就是東西周之交，盛世轉(zhuǎn)換到衰世，司馬談的文化選擇是孔子。所謂的“論《詩》《書》”，就是整理傳統(tǒng)文獻，為后世留下參照標準。不妨節(jié)引《史記·孔子世家》的說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這樣看，傳統(tǒng)經(jīng)書《詩》《書》《禮》（《樂》）《易》的整理，都跟孔子有直接關系。“作《春秋》”，則是孔子寫出自己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獨特判斷，用《孔子世家》的說法：“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jù)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

接下來，司馬談提到的是獲麟這件事。《孔子世家》載：“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鋤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麒麟是瑞獸，據(jù)說出現(xiàn)時天下太平。孔子作《春秋》就結(jié)束在這一年（前 481），史稱“絕筆獲麟”。自此之后，諸侯互相兼并，史官保存的記載（文中“史記”的意思，并不是指《史記》這本書）流失。《史記·六國年表》序，講到了流失的原因：“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現(xiàn)在呢，大漢興起，似乎又來到了一個盛世，作為太史的司馬談，覺得自己應該像孔子一樣“修舊起廢”，把流失的史官記載重新整理起來。可惜天不假年，這一愿望無法實現(xiàn)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司馬遷痛哭流涕，鄭重地接下了囑托，答應父親將詳述先賢（應該包括父親）編次的歷史材料，不使有任何缺漏。

雖然無法最終確定，司馬談有沒有寫過部分《史記》，更不知道他是否發(fā)凡起例，但能夠清楚的是，司馬談在遺命中已經(jīng)給出了自己的文化斷代，也指明了撰述的志向和旨趣，司馬遷的應答，表明他清晰地接收到了這一信號。《太史公自序》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xù)纂其職。”這或許說明，司馬談在太史的職位上，已經(jīng)為《史記》的撰述準備了諸多可能條件，司馬遷接過太史之職，也就相應接下了這些準備。既給出了撰述的旨趣，又做出了相應的準備，即便沒有給出完整的體例并寫出某些篇章，也不妨礙司馬談對《史記》的撰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

古代一本書要完整留下來，需要很多幸運，首先是歷代朝廷不嚴厲禁止或焚毀，其次是相關機構(gòu)不對其有意添加或刪改。另外，因為著書不自題姓名，后來者可能會想，我能不能繼續(xù)寫下去呢？還有個問題是，一本書流傳了足夠長的時間，考慮到從漢到宋還沒有普遍的雕版印刷，傳抄和規(guī)模有限的印刷必然帶來的情形是，有些人出于愛好或?qū)ψ陨硭降脑u估，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去續(xù)補一本書可能的缺失或徑直更改文章。由此來回觀《史記》，司馬遷的一部分文章可能沒有留下來，有些章節(jié)是后人添加或補充，有些篇目中的文字經(jīng)過后人竄改，部分章節(jié)甚至面目全非。

如果相信東漢衛(wèi)宏《漢舊儀》的說法，司馬遷在世的時候，《史記》已經(jīng)遭到過刪削，“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之”。三國時的王肅也說：“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紀有錄無書。”以上說法后人表示了懷疑，認為有些篇章沒有流傳，不過是殘缺或失傳而已，沒有上述那樣戲劇性的場面。不過，《史記》確實缺少了一些篇章，班彪就已經(jīng)明確說，“太史公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無論后來者怎樣分判剖析，可以肯定《史記》現(xiàn)在看起來完整的一百三十篇，有些并非出自司馬遷之手。三國時的張晏，給出了缺失的具體篇目——

遷沒之后，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

顏師古《漢書·司馬遷傳》注，引用了張晏的這段話后謂：“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意思是說，司馬遷的序目中，原本就沒有《兵書》，并非亡失。不過，也有人不同意顏師古的意見，《殿本考證》即云：“律之為用，兵其大者，張晏或即以《律書》為《兵書》，未可知也。”至于這十篇究竟是否佚失，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經(jīng)過周密考證，認為：“《太史公書》（按：即《史記》）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著于《七略》，載于本傳，而張晏復臚舉其篇目。其事至為明白，無可疑者。”

既然無法看到當年的事實，余嘉錫憑什么認定十篇作品亡失呢？他分現(xiàn)存的這十篇作品為兩類，一類與《史記》全書的撰述體例不合，包括《景帝本紀》《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律書》《三王世家》《傅靳蒯成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一類與他書所載大部分重合，包括《武帝本紀》《禮書》和《樂書》。前一類，拿《景帝本紀》來說，同類型的《高祖本紀》和《文帝本紀》，詳細記錄了二者在位時的詔書，《景帝本紀》則無，因此“體例顯然不同，即此以可知非太史公之筆”。后一類，《武帝本紀》全部截取自《封禪書》，《禮書》雜取《荀子》的《禮論》和《議兵》兩篇拼合成文，《樂書》則多半襲自《樂記》，后兩者因割裂拼湊，更受到了毫無文法的非議。

這些缺失的部分，自然會吸引愛好者來補寫，其中最有名的是西漢時的褚少孫。他在自己續(xù)補的《三王世家》中說，“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太史公之列傳”，可見對《史記》的喜愛程度。褚少孫補寫有個很明顯的標志，就是都寫明了“褚先生曰”，因此很容易辨認。上面亡失的十篇，明確為褚少孫所補的有三篇，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也有人認為他還補過《武帝本紀》，不過現(xiàn)在能看到的這篇也不是他的補作。除了這幾篇，褚少孫還補充過《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和《滑稽列傳》，不過都不是全篇。

對褚少孫續(xù)補的部分，后人評價不一。張晏就認為：“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司馬貞也說：“惜哉殘缺，非才妄續(xù)。”明人張溥則持完全相反的看法：“然讀其所記景帝、王后、武帝尹、邢兩夫人，與梁王、田仁、任安諸逸事，及《滑稽》六章，《日者》《龜?》二傳，錯綜爾雅，狀形貌，綴古語，竟有似太史公者。……予為采列獨出，使世知龍門而下，扶風而上，尚有褚生，以當史家小山云。”所謂小山，是指類似小雅的辭賦。史家小山，說的是褚少孫能模擬司馬遷之風，因相似而有自身存在的理由。

除了褚少孫續(xù)補的部分，現(xiàn)存《史記》中還有不少內(nèi)容是后人增竄的，也即古人讀書時的批注或抄錄的資料竄入了正文，《秦始皇本紀》《樂書》《孔子世家》《酈生陸賈列傳》等十篇，就有這類現(xiàn)象。還有一種則是沒有讀懂而附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內(nèi)容，比如《歷書》，就有人在司馬遷給出的公式里添加了年號，以致造成了很大的閱讀障礙（后文詳述）。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現(xiàn)在能夠看到的《史記》，司馬遷寫下的占比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對一本作者命途多舛、篇幅如此巨大的古書來說，已經(jīng)足夠幸運了對吧？

三

跟現(xiàn)在把序放在書前不同，古人寫完一本書，通常會在最后寫一篇序，談談寫作的義旨，講講全書結(jié)構(gòu)或目次安排。呂思勉說：“書之有序，其義有二：一曰，序者，緒也。所以助讀者，使易得其端緒也。一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義也。《史記》之《自序》，《漢書》之《敘傳》，既述作書之由，復逐篇為之敘例，可謂兼此二義。”所謂“作書之由”，是書寫的義旨。所謂“逐篇為之敘例”，就是結(jié)構(gòu)或目次。義旨問題后面說，先來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怎么規(guī)劃《史記》的結(jié)構(gòu)和起訖——

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huán)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史記》分為五部分，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列傳最后一篇，即全書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既是司馬遷父子的傳記，也是關于《史記》的總結(jié)性文字。

“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表明《史記》記事的起點是黃帝，結(jié)束是書寫的當時。起訖問題，《自序》還有另外兩種不同的說法。“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文中的陶唐，就是堯，他先封于陶，后封于唐，故稱陶唐。所謂的“麟止”，是指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這一年漢武帝至雍獲麟。太初是漢武帝的年號，從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據(jù)此，《史記》起始點定在黃帝，應無疑問。《史記》的下限，除了上面三種說法，還有訖于天漢（前100—前97）、訖于武帝之末（武帝于前87年去世）和訖于征和三年（前90）等不同的推測，目前較多人接受的，是訖于太初的說法。

五部分之中，首先是本紀，共十二篇，分別是《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呂太后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和《孝武本紀》。本紀以人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為統(tǒng)系，按照時間順序來記載歷史上的重要活動。從黃帝到太初，三千多年的歷史卻只有十二本紀，自然只能提綱挈領。吳見思《史記論文》說：“本紀之體，是諸傳之提綱，故挨年逐月，一路敘去，用花巧不得，止看其敘法之簡凈，安放之妥當而已。”本紀是全書的提綱，因此需用簡凈的筆法記下最要緊的事，枝枝節(jié)節(jié)的問題，不在本紀的記述之列。

其次是十表，分別是《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從目錄可以看出，表就是用表格的形式羅列某一時期的史事或人物。現(xiàn)在人們很少讀十表，但十表的作用其實很大，能夠補充紀傳的不足。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云：“《史記》作十表……與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為立傳，此外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于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于是。”

再次是八書，分別是《禮書》《樂書》《律書》《歷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和《平準書》。《史記索隱》云，“書者，五經(jīng)六籍總名也。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所謂國家大體，用現(xiàn)在的話，也可以稱作制度。八書的每一篇都講一個國家制度相關的大問題，包括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司馬遷不但寫到了這些制度，還寫出了這些制度的變化過程。

或許可以這樣說，本紀是歷史的經(jīng)線，十表是歷史的緯線，八書是歷史的骨骼。有了這三者，三千年的歷史大體，已經(jīng)勾勒出來。

除了上面三部分，剩下的就是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了。這兩部分是《史記》數(shù)量上的主體，占全書大半。照司馬遷的說法，世家主要記的是“輔拂股肱之臣”，主體是諸侯列國之事，自《吳太伯世家》起，至《三王世家》止。列傳主要記載的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之人。列傳開頭是《伯夷列傳》，末尾是《貨殖列傳》和《太史公自序》。我們耳熟能詳?shù)拿纭读H藺相如列傳》《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大都出自列傳。有了這兩部分，《史記》就不只有嚴密的框架，而成為有血有肉的生命體了。

    （全文詳見《江南》202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