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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趙樹理長于農村，心系農民，“恂恂如農村老夫子”（孫犁《談趙樹理》）。他給人的印象往往是質樸內斂的。實際上，趙樹理還有著不為人所熟知的另一面。作家汪曾祺說趙樹理是一個“嫵媚的作家”。“嫵媚”這一形容真是妙不可言！它透過趙樹理那滿身的憨氣，道出了其內里無限的詼諧機智與盎然生趣。

趙樹理平日寡言，但只要他一開口，往往就會叫人忍俊不禁。某次燈下工作，有只小飛蟲撲火而亡落在稿紙上，他詼諧地脫口而出：“有尸（詩）為證。”20世紀50年代，他主編《說說唱唱》，時常要從編輯部抱回一堆稿子埋頭看，每當從稿堆里發現好文，立時便欣喜若狂，大嘆“絕處逢生”。他愛習字，又格外惜紙，家中凡能寫字的紙都會被他寫滿——包括廁紙。為此，他開玩笑道：“趙家的人丟了好找，脫下褲子，黑屁股的便是。”

早在20世紀30年代，趙樹理就決意寫大眾化的作品，“有意識地使通俗化為革命服務”（趙樹理《回憶歷史 認識自己》）。因此，他經常揶揄那些囿于知識分子小圈子內的“洋文學”，比如，將拙劣模仿馬雅可夫斯基詩歌的作品稱為“媽呀體”，將《白毛女》中精簡的一句“昨夜晚爹爹轉回家心中有事不說話”，戲改為煩瑣的“噢！昨晚，那個一年一度足以使人們歡愉的除夕，我那始終和歡愉沒有緣分的、被痛苦的命運捉弄得終年得不到慰藉的……父親，竟晚到別人快要起床的時候，才拖著他那遲鈍的步子，無精打采地踱回家來。從他那凝聚得死一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有像長江大河那樣多的心事要向人傾吐，可是他竟那樣的沉默，以至于使人在五步之外，就能聽到他那沉重的脈搏在急劇地跳動著”（趙樹理《“起碼”與“高深”》）。經此對比，歐化語言的滑稽一目了然，聞者無不捧腹。

當然，主張創作通俗化的趙樹理并不排斥外國文學。實際上，趙樹理閱讀廣泛，深具外國文學修養。例如，一次閑談中，他由某人的桃色新聞聯想到了契訶夫的小說《在別墅里》，于是詳細講述了這個幽默故事，“甚至連巴維爾妻子惡作劇寫的那封假情書，都差不多背了下來”（戴光中《趙樹理評傳》）。

20世紀50年代，趙樹理客居北京，與時任北京市文聯主席的老舍一家多有來往。老舍夫人胡絜青曾這樣描述兩位作家，“他們熱情，慷慨豪放，像一團火”（胡絜青《老舍和趙樹理》）。的確，與那內斂甚至靦腆的一面截然相反，趙樹理的個人愛好總是帶有火一般猛烈而暢快的特質：他抽煙，煙斗成天不離手，尤喜辛辣兇烈能過癮的土煙；他喝茶，將茶沏得濃而苦，且只喝頭遍；他酒量很大，且喝得十分瀟灑——豪興來時，往酒店柜臺前一站，不就菜，仰脖，一飲而盡，喝完抬腿就走；他幾十年如一日地練習書法，字寫得極好，嚴密法度中筆墨瀟灑有力，常給人以自由激揚的快感。

而論其最愛，還要數家鄉的上黨梆子。趙樹理9歲就學會了打梆子，后來終身都癡迷于此。他一聽見鑼鼓響就移不開步，常常帶著一股子“唱的沖動”，有時即便有他人在場也會忘情自唱，全然不理會別人聽不聽。同時，他還熱衷于身體力行地表演，外甥女王毓秀就記述過這樣一個場景：“吃飯時下樓嘴上哼著鑼鼓點，常學小姐下繡樓的姿態。吃完飯，給我遞個眼色，說：‘小鬼！跟我上繡樓。’他一邊‘叮咣叮咣’地唱著，一邊一步一步，學著小姐上樓的忸怩神態。”如此有趣的畫面在趙樹理的一生中比比皆是。趙樹理晚年有一次掃院時見到一個娃娃跌了跤，便一拍大腿、拱手一拜，邊扶娃娃邊戲腔道：“啊呀呀，跌倒了！小小的將軍你竟跌倒了！鏘鏘鏘，呔呔呔……”

細數趙樹理的生活點滴，便會發現這些出人意料的“好玩兒”之處實在太多：好喝咖啡，酷愛下棋，擅長盤腿，喜做數學習題，會耍釘子口入耳出等雜技，劃拳也很厲害，連極擅劃拳的老舍也常常甘拜下風。他還愛琢磨、愛動手，曾與之在山西比鄰而居的邢小群就目睹過他的一件“發明創造”：毛筆蘸上墨汁，迅速落入平穩的清水中畫出花紋，然后趁墨未沉，立刻將宣紙鋪于水面，緊接著，將紙平提貼到玻璃上，如此一來，從玻璃的另一面看，這就成了塊兒“大理石”。

不論什么年紀、何種境遇，趙樹理的內心深處都能滿載著樂觀與幽默的精神，正如其夫人關連中所言，“老趙一輩子好樂。天大的事也不發愁……整天老是唱唱咧咧，不知哪里來的那股精神頭兒”。汪曾祺曾與趙樹理在《說說唱唱》編輯部共事，二人多有來往。汪對趙了解頗深，且極為欣賞，“他的幽默是農民式的幽默，聰明、精細而含蓄，不是存心逗樂，也不帶尖刻傷人的芒刺，溫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隨時覺得生活很好玩兒，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發一笑，不禁莞爾”（汪曾祺《趙樹理同志二三事》）。

這種“農民式的幽默”，正是趙樹理扎根農村、心系農民、與民同樂的結果。

（作者：蓋曉曼，系東北師范大學創意寫作中心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