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阿瓜盧薩在上海國際文學周主論壇上發言

有人問我：敘事的界限是什么？

我寫作是為了反抗界限。

我在寫作中一直嘗試的，如果不能說是消滅界限，至少是擴展界限。

首先，是我無知的界限。三十五年前，我開始寫作，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國家——安哥拉，以及在這個國家、在當時經歷的動蕩歲月中我的位置。并非偶然的是，我的第一部小說《陰謀》是一部歷史小說，故事發生在19世紀末的安哥拉，將一次反抗葡萄牙殖民統治的起義進行了文學虛構。我寫這部小說是因為我憑直覺感到，如果不了解過去，就無法理解現在。

之后我繼續寫作，因為我明白了，從文學的領域出發，可以討論各種問題，無論是最私密的還是最公開的問題。

“受約束的作家”這個表述在我看來是一個矛盾修辭。一個“受約束的”作家，受到限制與束縛，就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作家：在最好的情況下，也許能成為一個好廣告人，但絕不是一個作家。

寫作需要絕對的內心自由。質疑與自我質疑的自由。不相信的自由。甚至不寫作的自由。

我被翻譯最多的其中一部小說《遺忘通論》講述了一位名叫盧多維卡的女子的故事，她因為對他人的恐懼而將自己困在羅安達的一間公寓里。困住她的并不是別人，而是她對別人的恐懼。與此同時，她找到的唯一離開公寓的方式是閱讀。盧多維卡繼承了規模龐大的藏書，她閱讀了很多書籍。閱讀解放了她，閱讀使她接近他人。

寫作也具有同樣的效果，甚至更為激進。寫作是一種他者性的錘煉——它強化了掌管同情心的肌肉。

我的國家——安哥拉，經歷了我們這個時代最漫長、最殘酷的內戰。內戰的制造者知道，要想勝利，必須首先將敵人去民族化。接下來，他們會質疑敵人的人性。敵人先成為一個外國人，然后變成一個怪物。一個怪物，更不用說是外國怪物，可以被殺死。也應該被殺死。寫作（以及閱讀優秀的文學作品）則朝著相反的方向努力。它讓我們看到他人的人性，甚至是那些不再被視作外國人的人性。甚至是怪物的人性。

當他人離我們很近，成為他人就很容易。這不是他者性——這是自戀。難的是傾聽敵人的聲音。更難的是套上敵人的皮膚，感受他的心臟在我們胸中跳動，并流下他的淚水。

因此，寫作也是跨越將我們與他人分隔的界限。

寫作還是超越可能性的界限。那些不可能的道路，那些令我們害怕的道路，是唯一值得作家探索的道路。寫作——就像所有的旅行一樣——是在尋找驚奇。

我相信，作家的唯一界限是他的想象力。

王淵系《遺忘通論》《生者與余眾》的譯者，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意語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