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元年（1909年）秋，清廷的游美學務處，招考赴美留學的學子。最終四十七人上榜，第六名為梅貽琦。當時主持留學事務的梁敦彥，懲于留日學生多習法政歸國后以做官為尚，主張游美學生應著重理、工、農、商等實用科目，以裨學成報效。也許受此觀念影響，梅貽琦選擇了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吳士脫工科大學（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現譯伍斯特理工學院），就讀電機工程系。1914年秋，梅貽琦畢業回國，第二年秋，到清華學校任教。浦薛鳳回憶他在清華時受教于梅貽琦的情形：“梅師曾授予數學一課，講話特別緩慢，解釋非常明白，練習認真，而態度和藹，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猶歷歷如昨日事。”（《梅故校長精神永在》，收入浦薛鳳著《音容宛在》，商務印書館2015年5月版，69頁）

既然梅貽琦是理工出身，一般人遂不免以為這位清華大學的校長不怎么讀文藝、社科方面的書。梅貽琦之妻韓詠華寫于1981年的文章《同甘共苦40年——記我所了解的梅貽琦》謂：“月涵（梅貽琦字——引者注，下同）擔任校長后，他的生活幾乎就只有做工作、辦公事，連吃飯時也想著學校的問題。工作之余就是看看報紙，也未見他看過什么小說之類的東西。”（《天南地北坐春風：家人眼中的梅貽琦》，石油工業出版社2018年9月版，21頁）我們只能說，這位太太怕是不怎么“了解”自己的丈夫——梅貽琦當然看過小說，而且看過不少。

現將《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5月版）中有關梅貽琦閱讀狀況之記錄按時序逐條列出，便于我們了解他讀書的情形（原書錄文、標點有個別疏誤，逕改）。

1941年1月9日：“晚閱André Maurois's ‘Disraeli’前數章，夜半始停。”按，梅貽琦讀的是法國傳記作家安德烈·莫洛亞所著《迪斯雷利傳》，迪斯雷利曾出任英國首相。此書民國間有中譯本，題《維多利亞時代英宮外史》，李唯建譯，中華書局1935年2月初版。梅氏所讀應為英文版。

1941年1月17日：“1:30 a.m. Finished Disraeli. Felt a great sympathy and admiration for this man.”（參考譯文：凌晨一時半，閱《迪斯雷利傳》終卷，殊感與此公意氣相投，且甚贊佩。）

1941年2月23日：“晚閱Rachel Field's ‘All This, and Heaven Too’完，此書寫得頗好，情節亦頗有趣，不知能續借寄耒陽一閱否。”按，梅貽琦讀的是美國小說家蕾切爾·菲爾德（1894-1942）的小說《卿何遵命》，女小說家基于自己伯祖母的真實經歷創作，英文版出版于1938年，兩年后被改編為電影，由貝蒂·戴維斯主演。小說主人公為一家庭女教師，在一法國公爵家執教時，與公爵似生情愫，公爵夫人嫉之。后公爵夫人被謀殺，公爵與女教師二人均有嫌疑，而她要自證清白。自20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起，梅貽琦與朱經農妻子楊凈珊之間即有情愫，是時讀此小說，心中不能無感，遂希望遠在耒陽的楊凈珊也讀一讀，以通款曲。書大概是從西南聯大圖書館借的，故有“續借”一說。關于梅、楊情事，可參考譚苦盦文章《“還剩舊時月色在瀟湘”——梅貽琦日記之“珊”》（徐俊主編《掌故》第六集，中華書局2020年7月版）。

1941年3月29日：“晚閱Anthony Hope's ‘Prisoner of Zenda’完。”按，梅貽琦讀的是英國小說家安東尼·霍普（1863-1942）的歷史小說《詹達堡的囚徒》。

1941年7月2日：“日間無計避暑，只在花廳與鄭（天挺）、羅（常培）看書，寫日記。”

1941年9月11日：“飯后閱Arnold Zweig's ‘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 ”按，梅貽琦讀的是德國小說家阿諾德·茨威格（1887-1968）的小說《格里沙中士案件》英文版。

1941年11月8日：“……會散后閱De Gaulle's ‘The Army of the Future’終卷，書旨頗確當，惜法人未注意。 ”按，梅貽琦讀的是戴高樂將軍的軍事著作《未來的軍隊》英文版。法文原著出版于1934年，題為《論職業軍隊的建立》。《未來的軍隊》是1941年的新書，梅貽琦當年就讀到了，在戰時昆明，可謂速矣。

1945年9月18日：“下午小睡后在寓看書未出門。”

1945年9月19日，“（午）飯后至求精中學飲茶、看書。”

1946年1月27日：“下午收拾花草。在陽臺上看書，頗和暖有春意。”“晚貪看小說，至五點看完始入睡。”

1946年2月25日：“上午寫信、看書頗覺閑適。”

1946年5月26日：“在床上看‘The Life of the Heart’，述George Sand身世者，至一點始睡。”按，梅貽琦讀的是意裔美籍女作家弗朗西斯·溫沃（Frances Winwar, 1900-1985）的傳記作品《心之生命：喬治桑及其時代》英文版。此書出版于1945年，梅貽琦次年就讀到了，亦難得。

《1943年度政治家年鑒》書名頁鈐梅貽琦印

在1941年至1946年六年間，梅貽琦在日記里記錄讀傳記兩種、社科書籍一種、小說四種（一種未記書名），凡提及書名者皆為英文書。似乎可認為，英文書在梅貽琦的閱讀中占重要地位。至于梅太太后來稱“未見他看過什么小說之類的東西”，可能是太太對丈夫疏于觀察或懶于觀察，或本來就不擅觀察，不足為據。

2024年4月，我買到一冊殘破的英文舊書《1943年度政治家年鑒》（The Statesman's Year-book 1943），書名頁鈐朱文篆印“梅貽琦印”。《政治家年鑒》是英國歷史最悠久的政經年鑒，始創于1864年，到今天仍在持續出版。1943年度的，為該年鑒第八十次刊行。《政治家年鑒》一般在當年年初面世，而所載信息更新相當及時，如《1943年度政治家年鑒》有關中國部分，當時國民政府的部長名單，更新至1942年12月7日。全書厚達一千四百多頁，能維持這樣的更新速度，編纂能力是驚人的。這樣一部工具書，當然是供人查閱，而非展讀的。不過，梅貽琦既鄭重鈐印，自己留存，想來還是覺得它有用處。梅貽寶回憶，1945年赴美前曾到昆明看望兄長梅貽琦（按“大排行”，稱為“五哥”），在兄嫂家住了一夜：“臨睡前給我搭了張行軍床，借了條被，就設在五哥書架前……”（《5月19憶“五哥”》，收入《天南地北坐春風：家人眼中的梅貽琦》，石油工業出版社2018年9月版，72頁）梅貽琦家中有書架，證明藏書多少總會有一些，或許這冊《1943年度政治家年鑒》即在架上，也未可知。

梅貽琦藏《1943年度政治家年鑒》書脊

1948年12月21日，梅貽琦乘接運教授的飛機離開被圍的北平。清華大學1938年級校友張起鈞與梅貽琦同乘此機，他在1965年的回憶文章《臨難不茍的梅貽琦先生》中稱，12月14日即有離平的飛機，清華大學教授敦福堂教授向梅貽琦通報消息，“先生在聽到此事，并弄清這架飛機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無動于衷，一如平日緩和低沉的聲調，說是他不預備去。雖經敦先生一再告以時局的危急，錯過這架飛機，可能不會有機會，但他始終若無其事的謝絕了這建議。后來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飛機來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貼后，從容不迫的提著一架打字機，拿著兩本書走上飛機。”（張起鈞著《人海聲光》，三民書局1974年4月版，53頁）。關于梅貽琦離北平一幕，趙賡飏《梅貽琦傳稿》寫的是，送行者“目睹先生只帶手提打字機一架，別無長物，神情凄愴，默然登機”，而張起鈞則提到梅貽琦還“拿著兩本書”。張起鈞為親歷者，他的話自然更可信從。那手上的兩本書，不正好體現梅校長的讀書人底色嗎？只是他還有更多的書，留在北平，帶不走了，其中就包括《1943年度政治家年鑒》。